教育文化与社会研究沙龙第33期

时间：2018年11月23日14：30

地点：中山北路校区文科大楼1711

主讲人：贺晓星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主持人：吴刚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副院长

一：主讲部分

吴刚:

我把实证研究称作有三幅面孔。一幅面孔就是以定量、可重复为基础的，这个可以追溯到孔德，其实它是孔德实证主义的重现，而这种实证主义在今天其实已经被淘汰，这个是一种。第二种是基于证据的研究，这个实际上是国际上的主流的研究。从这个视角来看，质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实证研究，所以在美国心理学会专门有本书叫《通过质性研究理解实证研究》，也就是说质性研究本身是实证研究的一种方法。第三种是经验研究，可能大家也都比较熟悉，包括我们讲的人类学的研究、历史学的研究都属于经验研究的一部分，不仅是你们所知道的类似于物理学这样的研究。所以整个实证研究在当代有三幅面孔。第一幅面孔其实已经被淘汰，另外两幅面孔是在我们这儿没有被深挖，却是代表了国际当代实证研究的潮流和趋势的。

所以今天我们有幸请贺老师跟大家来解读，他的解读是从质性研究出发，而且强调社会学的想象力。大家也都知道，社会学的想象力是社会学研究方法当中的一种方法论的视野，如果说我们有方法论的话，这个方法论可以从米尔斯（CharlesWright Mills）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开始。现在，我们用掌声欢迎贺老师。

贺晓星:

好，感谢吴刚老师，也感谢华东师大教育高等研究院给我这么一个和大家交流的机会。吴刚老师刚才也讲了，其实我们也是老朋友了。虽然没有毕业，但是我1980年进的华东师大教育系。所以，某种意义上讲是回母校，感到非常亲切。我是第三次在教育高等研究院讲座。第一次做的是有关聋文化的研究，第二次是关于深度访谈与教育社会学想象力。

这个标题是《想象力与分析力：教育社会学的质性研究》，其实我主要不是做质性研究方法的，不是做方法研究的，我是做教育社会学的。教育社会学实际上和质性研究方法缘分上还靠的比较近，很多做教育社会学的学者也同时在教质性研究方法。我也在南大社会学开两类课程，一类是教育社会学的课程，一类是质性研究方面的课程，主要是开这两门课程。写文章主要是写的教育社会学方面的文章，如果大家以前读过我的文章的话，可能会注意到一个特点，我的文章标题总的来说和一些别的学者写的论文的标题不是特别一样，讲好听点就是有点个性，讲难听点就是比较暧昧，或者比较修辞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也有人给我贴上一个“标题党”，我也觉得自己是“标题党”。周勇老师跟我商量说是不是再来做个讲座，说讲什么东西，跟他商量的时候后来给了这么一个题目，这个题目也有点儿“标题党”的味道——想象力和分析力。今天来了这么多的老师、学生在这个地方，我想很重要的可能是看到了想象力、分析力这两个概念，然后想来听听这个贺老师到底想讲什么东西。能把大家吸引过来当然我也很开心，但是我不知道讲的内容到底是不是能让大家满足、满意。周勇老师当时跟我讲说给我一个小时，我说一个小时好像太短了，我也讲不清楚，是不是可以再延点时间，后来商量了是讲一个半小时。现在开始讲，是讲到大概三点半，然后再和大家互动一下，有个讨论。

今天在这个题目下要讲的，与其说是我的一个研究，不如说是我自己到现在为止所做的研究的一个总结。当然总而言之是围绕这几个关键词来讲，一个是“想象力”、一个是“分析力”、然后还有一个“质性研究”，“教育社会学”到底算不算关键词我也很犹豫。看到这个题目，你不要想今天贺老师想讲教育社会学的质性研究，而不是讲农村社会学的质性研究，也不是讲教育经济学的质性研究。实际上选这个题目的时候，并没有想过教育社会学独特的质性研究是什么东西，这个从来没想过。只不过因为做的专业是教育社会学，一会儿举的例子是教育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例子，所以就把教育社会学放在这个地方了。教育社会学和比如经济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或者是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等等，在质性研究方面会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主要是特别想讲一下想象力和分析力，我自己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一孔之见，供大家参考。

我在南京大学开的课，刚才讲开两方面的课，一方面是教育社会学的课，还有一方面是质性研究方法的课。质性研究方法课两门，一门是开在本科的第三学年，还有一门是给研究生一年级学生开设的质性研究方法，没有固定的课本，主要是讲我们自己对质性研究的一些想法、总结，或者自己看到的一些比较好的案例和内容。

在开质性研究方法课的时候，总是在导入部分给学生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绿肥红瘦？”。这个问题有段时间还是像脑筋急转弯那样的，比较困惑我。我在想：为什么绿肥红瘦？上课的时候，一开始就让学生讨论。我说，你们给我讲讲为什么绿肥红瘦？对“为什么绿肥红瘦”，我们学生也很有想象力，然后从各种方面回答为什么绿是肥的，红是瘦的，有各种各样的答案。这各种各样的答案，听来以后觉得都不是我要讲的要点。如果这个问题问你们不知道你们怎么回答，估计你们也非常有想象力的，一定有很多答案让我大开眼界。当然时间关系，我也不跟你们讨论这个东西。就是想讲为什么讨论绿肥红瘦，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当然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但是一个比较有参考意义的答案是，回到这个绿肥红瘦的出处，就是当时它怎么出来的。看到它原来的出处当然我们就知道，李清照一首词《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因为这首词在中国文化语境里太有名了，很多人都知道。初中也好，高中也好，可能都会讲到李清照。那么，想问的是为什么把这样一首词拿来作为所谓的质性研究方法导论部分的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为什么要问学生绿肥红瘦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看这首词到底在讲什么。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实际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学现象，给我们来思考社会学这个学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学科，这个学科到底有什么样的学问，能够带来参照点的一首词。它在里面讲什么呢？在讲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然后这个主人公晚上喝酒喝醉了，早晨起来关心外面到底怎么样，就问那个卷帘人，“外面怎么样，有没有变化，特别是海棠花怎样，外面院子到底发生什么变化没有。”卷帘人的回答是：没什么变化，海棠依旧。后面的“知否?知否?”实际上是主人公在说，“不会是这样吧，你还注意到了，一定是绿肥红瘦。刮了一夜风下了一夜雨，那叶子是很滋润，花很惨。”所以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其实你看到同样一个风景，同样一个景色、同样一个现象，卷帘人的社会阶层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所看到的和有一定社会文化地位的女主人公所看到的不一样。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当你文化地位、社会地位在一定层次上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对生活更加敏感，你能看到一般劳动人民他们所感觉不到、所看不到的东西。同样的一个景色，有的东西能进入你的视野，你关心的视域里，但有的东西不进来。这里不是一个所谓的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它存在，但是你看不看得到，这是一个问题要点。

我们上课的时候对学生讲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社会学这个学问实际上应该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相对来说应用性一些，他们去做社会问题，例如看到了很多社会问题之后去问这个问题我要怎么去解释，怎么去解决。一个很重要的思路放在了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上。还有一个层面相对来说学理性一些，它更关注看到的是什么样的现象然后对这个现象做出怎么样的解释。这个层面它追问就是学理上所谓怎么成立的、我们是什么关系的、怎么做，比如因果方面的解释如何做这个东西。那在我们看来，这两个面向对于学社会学来说都很重要，但是我作为一个教质性研究方法的老师，我觉得做社会学这个学问很重要的一点是看别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对于日常生活的敏感性非常重要。

对于日常生活敏感这个问题实际上和能不能，或者有没有接受过系统性的质性研究方法的训练关联在一起。所以质性研究方法的想象力，它表现为对日常生活的敏感。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就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你能够在无声的地方听到打雷一样让你震撼的，让你发生心灵颤抖的声音，或者说你能看到别人看不出来的一个现象，这是你能够做社会学研究的第一步，或者说是你能够做质性研究的第一步，这是做质性研究的基础，那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相对来说较为系统的训练。

那么再讲想象力这个概念，实际上我们都有阅读过相关的书籍。我特别推荐两本书，一本是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这本书特别有名，不管是不是学社会学的可能大家都有读过。还有一本相对来说读的人少一些，社会学专业的同学要读，非社会学专业的同学的阅读情况我不太清楚，彼得·伯格（Peter L. Berger）的《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在我看来这两本书有很大的区别，他们强调的重点不太一样，但都很有意思。区别在于，米尔斯这本书虽然不是一个宏大的对社会学的理解，但宏观。他当时写这本书的一个论战对手主要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帕森斯是一个社会学宏大理论的主要代表，在五六十年代帕森斯的理论如日中天，米尔斯提出了很多和帕森斯的论战，在很多方面米尔斯都觉得他接受不了帕森斯的想法，比如用一两个概念去解释一切这样的一种宏大理论。当然在我看来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也是比较宏观的，不宏大但是比较宏观的。他认为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己的命运。他说经典的社会分析家总是不断地问三种类型的问题：第一类问题是一定的社会作为整体，其结构是什么？它的基本成分是什么？这些成分是如何相互联系的；第二类问题是在人类的历史长河当中，该社会处于什么位置？它发生变化的动力是什么；第三类问题是在这一社会这一时期，占主流的是什么类型的人。这样的人决定了我们谈论的方法是什么样的方法等等，后续问题就集中而来了。但总的来说在这三大类问题中能看到一个很大的特点，我认为米尔斯是比较强调历史的想象力的，把很多问题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时段里面去理解，放在比较宏观的社会结构里面去理解。

这对我来说也很有启发。但对我个人来说更有启发的是彼得·伯格。我认为他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更为微观一些。伯格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要点可以用《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这本书当中的一句话来概括：社会学家采用的科学方法隐含着社会学的一些独特价值。一些仔细研究其他学科的学者可能会认为平淡无奇，不值得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事情。你可以把这个价值称为社会学方法中兴趣的平民焦点。人的一切所作所为都可以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无论那个现象是多么的平淡无奇。这是他讲的一段话，这段话很契合我对社会学研究的理解。这本书是彼得·伯格在六十年代早期写的，也就是我刚刚生下来的时候，我1962年出生的。五十多年过去了，发现自己对社会学的理解可能是得到了与彼得·伯格比较像的一个结论，想讲的东西五十多年以前就被人家说完了，所以阅读也带给我一种巨大的沮丧感，当然我觉得彼得·伯格是真写得好。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学主要是在日常生活中去看别人看不出来的东西，怎么去看这些东西，怎么去意识到这些东西，这个是社会学的想象力，或者教育社会学想象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

我们见到过很多有意思的研究，它们的想法却是来自于日常生活的灵感。比如说常人方法学（也称本土方法论或俗民方法学）主要的创始人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他有这么一个研究我觉得很有意思。他的主要研究方法是一种破坏性试验，他故意设计一些与日常生活背道而驰的试验，然后转过去看看日常生活是怎样崩溃的。这段材料也是这样的，它指向日常生活的一个片段，然后有他对日常生活的一些思考。

一天晚上，夫妇俩正在看电视。

丈夫：我有些疲劳

妻子：你有什么样的疲劳？是身体上的，精神上的，还是有点无聊？

丈夫：我也不太清楚，我想大概是身体疲劳吧。

妻子：你是说筋骨疼呢，还是肌肉酸？

丈夫：我想两者都有吧。不要太钻牛角尖。（又看了一会儿电视）

丈夫：怎么所有的旧电影都有这种铁床架？

妻子：你是什么意思？你是指所有的旧电影，还是指大部分旧电影，或者是指这一部旧电影呢？

丈夫：你是怎么回事，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妻子：我希望你能讲得更清楚一点。

丈夫：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别捣乱了。

后来两人就打架了。这样一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的情景，实际上正因为经常看到存在大脑里面，所以你也不会去思考一下这个东西要怎么社会学化，或者说怎么从这个里头提炼出一些在谈社会学问题时很有效的概念，我们从来不去思考这些问题。因为加芬克尔研究常人方法学，他喜欢这些东西，也整天想这些东西。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夫妻打架、吵架，但谁都不去做一些学术上的拷问。加芬克尔说我去看看，但他看到了什么东西，我们在这里面能提炼出什么样的概念，这个概念能够拿来去解释教育社会学的问题。当然他不会往教育社会学方面想，后来有学者往教育社会学方向想。他提炼出很重要的概念：索引性表达和客观性表达。所谓的索引性表达是这个丈夫的语言表达形式，他讲话的时候很不严谨，不断在跳跃，不断在省略，省略一些逻辑关联词和符号，带给我们巨大的暧昧感。这家庭里他们为什么吵起来，最后为什么打架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丈夫使用索引性表达的语言，但是这个妻子不依不饶。妻子一定要求这个丈夫用客观性表达来表达对话。所谓的客观性表达就是你不能省略，你讲话要有逻辑，要清楚，关联词要用得对，事情要交代完整。那个丈夫大概是晚上回来说我很累，干活干了一整天然后又看到妻子在钻牛角尖，而且你不应该钻牛角尖的你故意找茬钻牛角尖，所以他最后很生气，生气了问题也很严重了。加芬克尔指出了一对概念的完全不同取向，然后说这一对概念的冲突导致了我们看到的家庭生活的崩溃，当然不是彻底崩溃而是某一个片段的崩溃。而这一对概念给社会学也带来了很大的启发。

我们回到教育社会学很有名的伯恩斯坦（BasilBernstein），他一开始做语言社会学，然后他从语言社会学转到教育社会学，所以他对语言的问题是非常敏感，他提出了一组很重要的概念，局限编码和精密编码，来谈学业成败的问题。为什么有一拨人学得比较差，有一拨人学得比较好，这不是随机分的，另一拨学得比较差的是中下阶层，特别是下层，也就是劳动人民，工人、农民那些群体，学得比较好的是中产阶层，包括教师。在解释成败问题的时候，当然有很多解释的理路和视角，我们也看到很多解释的概念，尤其是这个问题，在社会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是从定量的角度，从社会分层流动的角度，来看到底什么东西决定了学业的成败。但是伯恩斯坦他不做定量的，他搞语言社会学，所以他做定性研究。他从质性的角度，来研究到底什么东西决定了学业成败，他在Class,Codes and Control这本书的第三卷里面，引用了他研究团队中一个老师的研究成果，来讲到底什么东西决定了学业成败。

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对这一段熟不熟悉，因为我来之前也不知道听报告的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老师同学，什么样专业背景，所以我这一段我也没放上去。简单讲，就是他让英国的五岁的小孩，共两群人，一群是五岁的中产阶级家庭儿童，另一群是五岁的劳动阶级家庭儿童，让这两群儿童看图说话，看四张图。第一张画是一群小孩在踢足球，第二张画是球飞进了窗户，打碎了窗户玻璃，第三张画是有一个妇女从窗户中探出头来，然后一个先生叫他们滚开，第四张画是那群小孩逃走，一共四张画，让五岁的小孩讲故事。那是英国五六十年代的小孩，你不能以中国现在五岁的小孩概念去看这个研究中的五岁小孩。中国的五岁小孩，在幼儿园里面都学了很多小学教育，英国的幼儿园本来就不是每个人都要上的，很多人都不上幼儿园，他们的五岁小孩都还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让小孩来讲故事，他发现有两种非常不一样的讲故事方式、叙述方式。一组是中产阶级儿童讲故事，说一个先生跳出来了，一个太太从窗口伸出头来了，然后这群小孩跑走了，一只足球被踢进窗户了，以这样的形式讲故事。劳动阶级家庭小孩讲故事，就是他她它他她它，都是用“ta”来表述。这样两种很典型的叙事方式、表示方式。

伯恩斯坦在解释这个故事时用的概念和加芬克尔很像，精密编码讲的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讲故事，他们讲故事的方式是非常客观清晰，逻辑性强，可以理解，但是劳动阶级家庭儿童讲的就非常暧昧、跳跃、省略。两种不同的方式。后面是局限编码，前面是精密编码。伯恩斯坦想表达的是，其实这两组小孩讲故事时的预设是不同的，工人阶级家庭小孩讲故事时，预设是听故事的人在听我讲故事之前，已经看过这四张画了，知道了画的内容，所以我可以用他她它他她它来表示，而中产阶级家庭小孩的预设是你没有看过这四张画，你完全靠我语言表达，靠我讲故事，来让你能够听懂，让你知道到底那四张画是在讲什么内容。所以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预设。伯恩斯坦想表达的是当这群小孩六岁迈进学校时会遇见一个世界，一个非常强调精密编码表达能力的世界。而这两群小孩，一群小孩是中产阶级家庭儿童，他既有精密编码能力，又有局限编码能力，而劳动阶级家庭小孩是只有局限编码能力，没有精密编码能力。

我们知道局限编码能力是不需要学习的，精密编码能力是需要在学校中学习的。局限编码能力为什么不需要在学校中学习呢？是因为家庭生活一定是在局限编码世界里展开的。比如刚才提到的加芬克尔描述日常生活的情境，在这个日常生活情境中，这个丈夫，他的预设是，其实我们俩夫妻做这么多年了，很多事情不需要我讲，你一定能够知道我在表达什么，但是这个妻子，那天不知道吃错什么东西了，就一个劲地要求丈夫用非日常语言来表述日常生活，所以丈夫觉得特别累。我们有句话说，夫妻生活了这么多年相敬如宾，从来没有吵过架，所以是模范夫妻。我很不相信这一点，我觉得没有吵过架的夫妻，一定不是好夫妻。夫妻生活如果真的是相敬如宾，那么每天日常生活展开在精密编码，或者说客观性表达基础上，这个家庭一定崩溃掉，很累很累。夫妻两个人的感情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我哪怕说一个字，你就立马知道我在说啥东西，我哪怕给你一个眼神，你就懂我在讲什么，这个叫夫妻感情好，那个是局限编码。所以，某种意义上说，局限编码我们每个人都会，因为你家庭生活是这样的。但精密编码不是，因为精密编码需要我们通过看书、读书来获得。所以实际上，伯恩斯坦想表达的是，学校教育对儿童学习成败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起决定作用的是家庭生活，小孩在六岁以前的家庭生活经历中接受精密编码机会的多少，决定了你跨进学校以后，成功还是不成功。这是社会学研究。

我认为这个社会学研究跟那个常人方法学的一些思路关联在一起，也正因为它关注日常生活，关注一些平时不关注的东西，然后才会有后面你看到的一系列的教育社会学的成果，它的一些真知灼见，会让你眼睛一亮，伯恩斯坦的研究是让我眼睛一亮的。

然后讲分析力，当然我也不喜欢定义什么叫想象力，什么叫分析力，我觉得作一个明确定义，在这个定义基础上展开我的论述，背离我一贯的作风，所以我也不是特别强调说我在这个地方讲了一个分析力，然后分析力就是这样，这个仅供大家参考。总的来说，通过现象、表层，能够看到更深层次的东西，或者是对于现象的原理性把握，我把这个东西看作是分析力。我觉得，你做一个东西好不好，很重要的一点是，你的分析能力怎么样。谈这个东西，谈完以后，我们觉得这个东西，不需要学，不需要经历任何的专业训练，你也能谈出来，起码社会学，（如果一个学）社会学（的学生）在我们院培养好多年，和不学社会学（的人）看的东西一样，那我觉得你社会学白学了。所以我们常常讲，所谓的学问做得好还是不好，除了刚才说过的想象力以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你分析的东西到底是有没有深度。因为社会学经常去做实证调查，这个实证调查，有时候表现是量化的，有时候它表现为质性的，像我们一般很多去做所谓的访谈、深度访谈，访谈用的是比较多的，人类学比较喜欢观察法，社会学比较喜欢访谈法，我觉得都各有所长。

可以设想一下，你去做访谈，把访谈资料收回来之后，你花了很多时间把它转录下来。一般来说，整理一个一小时录音的访谈需要花费八倍的时间，八小时，而且是在对方讲普通话的情况下，能听懂，知道访谈对象在讲什么，花八倍时间整理，遇到讲方言的访谈对象，比如一些老人表达不清楚的，那你花得时间更多，你吭哧吭哧地整理，整理完了写成论文，论文写完以后，给我们看，我们说，哎呀，你花那么多时间去整理那么多的东西，实际上和比如说新闻记者看到的那个东西一样，我们会觉得，你社会学是不是白学了，想表达的是好歹在里面看出一些别人看不出的东西。社会学有社会学的专业能力，社会学的专业能力表现在别的地方，比如说社会学的分析力比较强，它能在大家看不出的地方看出东西来，可能是这样，所以我们还是特别强调这个分析力。关键在于如何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那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呢，我觉得，我们也很难找到，比方说告诉你一句话之后，你立马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所有的学科都崩溃掉，对吧，不可能。所以你不要期待我告诉你一个武功秘籍那样的东西，可以一句话把这个东西全部概括，我认为如果要达到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个水平，那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读书，读很多书，读书的多少一定决定你最后是否可以看得出东西，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社会学来讲，教育社会学，我们特别强调社会学理论的训练。这个理论不是说西方人到底讲了什么。讲社会学理论一般就看西方人到底讲了什么。不光是西方人到底讲了什么，咱们把它背下来，讲了什么把它背下来其实并不重要，而你理解它为什么这样讲，大概是更重要的。以前很多从其他院系考进我们院的学生，或者一些稍微差一点学校的学生，很多人背功很厉害，把教材背的滚瓜烂熟，考进来开始学习之后，我们觉得悟性慧根都欠缺一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学的理论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去理解这个作者到底在讲什么，怎么论述，然后就是抓住一切机会和比你水平高的学者多交流，不能只是看书来理解，就说自己达到一定高度了，不和别人交流。学术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你和同学的交流、和老师的交流、特别是和水平高的学者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你能悟到很多在自己看书时悟不到的东西。当然这些也是一些比较常识性和基础性的东西，我不说可能大家也知道。今天来讲一个相对大家谈得比较少、这两年我自己在想在做的内容，我觉得怎么透过现象看本质，我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当然只是我的一孔之见，仅供大家参考。

我在这里讲的是三种思考的原理，谈分析力的时候的三种原理。第一种是历史的原理，就是以社会现象来解释社会现象，把微观现象放到宏观背景中去解释。刚才谈到的米尔斯，很有这个特点，大家也知道社会学创始人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涂尔干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社会现象要通过社会现象来解释。社会学本身不是一个思辨性的，大脑里像研究哲学的人那样思辨性的来谈这些东西，这不是社会学的本质特点。这个学科的本质特点所在是你要去做实证研究，通过实证的材料，然后从一个社会现象去解释另一个社会现象，把看到的各种现象放在社会结构中去解释它，这一点很重要。很多老师也在谈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做研究，一般来说本科论文选题会选得大一些，硕士论文会聚焦得小一些，博士论文的聚焦就更小一些，越往上面做，聚焦就越小。但是聚焦小不等于你只站在一个微观的层面上，宏观的东西就一点都不考虑。第一种所说的历史的原理，我觉得它强调解释的视野要开阔，把很多问题放在历史的长时段来思考。

第二个我把它叫做结构主义的原理。结构主义的概念跨哲学、文学、历史学各种方面。结构主义的原理主要是一种关系性思维，超越价值判断。所谓的关系性思维就是我们对一个问题的思考不去进行一个本质性还原。比如说像我们讨论权力问题，我们的大脑就对权力先下一个定义，在这个定义下面再去讲什么叫权力，然后引申出什么样的研究结论来，不是说这样的思考。而是说把权力这样大家日常生活中都知道的概念，把这个概念放在一个关系里面，去想这个东西到底会有怎样的一些变异，这个变异会给我们思考问题带来怎样的一些新的启发。提权力大家会想到很多人，福柯可能是经常会提到的一位，当你去读福柯晚年的《性史》这部书，福柯在第一卷谈到他对权力的理解，你会看到福柯对权力的理解和我们头脑当中以前对权力的理解非常不一样。怎么会这样去定义权力的，当然也是因为福柯这样去思考，他可以做出很多让我们眼睛一亮的东西来。

实际上这一点在人类学当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或者说他们对这个问题比较敏感。结构主义受到很多思潮的影响，文化人类学应该说是反响最大的。文化人类学的旗手人物列维-斯特劳斯，60年代结构人类学成为社会的热潮时，列维斯特劳斯是最主要的一个旗手，他想讲的也是我们不要去做本质性思考，而去做关系性思考。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一个东西它其实没有本质可以追，你对于一个东西、一个事情、一个现象、或者一个问题的思考，必须放在和它对照的问题里面、现象里面去认识，才能有一个比较有深度的认识。比如说下雪，雪这个概念，我们对雪都会有一个日常定义，雪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会认为天上下的雪也好、掉在地上的雪也好、积在房顶上的雪也好、堆成雪人的雪也好，这些雪都是一个东西。换成人类学来谈，他们会告诉你其实这个问题可能也很复杂，比如说爱斯基摩人生活在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里时，他们对于雪的认识和我们对于雪的认识一定不一样，对他们来讲，如果把积在房顶上的雪和踩在脚下的雪看作一个东西时，他们会觉得非常受不了。如果雪真的是我们理解中就是同一个东西的话，那他们的世界一定很枯燥，那他们一定发疯了。一个世界除了雪以外还是雪，一定会疯掉。但是他们不疯掉是因为他们文化的丰富性，这个丰富性表现的和我们不太一样。列维-斯特劳斯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思路，他在1962年写的《野性的思维》这本书谈的就是这个东西，很多东西换了一个文化世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其实和我们这个世界对事情的认识是不一样的，这个叫结构主义原理。有一本历史学、新史学的书，《历史三调》，美国人柯文（Paul A. Cohen）写的，可能在座很多同学都读过，没有读过的话我推荐一下，可以读一下，这个人是做中国研究的。这个《历史三调》有一个副标题：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他研究义和团，他认为研究义和团有三种方式，第一种作为事件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学术的、历史学的研究，有严谨的史料，资料到底好不好，还有一套对谈历史研究的理路——学术理路，然后在判定一个研究做得好还是不好，用这个思路来研究义和团，那当然是一种非常好的研究；第二种他讲作为经历的就是我们说的生活史、社会学经常采用的方法，我们做访谈，生活史访谈、深度访谈，他去研究那些义和团的当事人，当时是怎样经历义和团的，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们看出来的东西到底和第一种的理路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两种研究理路在现代的学术圈中都很热门。对我启发更大的，是他谈的第三种——作为神话的义和团。实际上他讲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把义和团事件神话化了，比如说江青他们那拨人把义和团里面的女义和团——红灯照，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把她神话化，作为宣传的工具来推广。以前在我们看来这个不能算作学术研究，它不能带给我们学术上的启发，完全是意识形态的宣传，我们要从学理上收获一些东西，应该尽量回避这些东西，不止是敬而远之，甚至可以是不敬了。柯文想表达的是，我们不要在这个地方上做价值判断，其实哪怕是他们留下来的宣传资料都可以带给我们启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他是一种超越了简单的价值判断的结构性思维方式。

今天我想讲的重点是第三种——文学的原理，特别是我自己思考的分析力想象力的文学原理，文学原理谈的是修辞和文本，我们对于修辞和文本的敏感。我自己因为比较喜欢看小说，（所以）如果不把文学和教育社会学放在一起做会觉得看小说很有负罪感。但是呢，自己又喜欢看小说，尤其喜欢看比如说推理小说，整天在家里看推理小说，所以觉得总要为自己看推理小说找一个相对来说能站得住脚的理由。然后就在想，推理小说我怎么做成社会学呢，文学怎么做成社会学呢？自己专业又是教育社会学，文学怎么和教育社会学结合起来，我在想这个问题。也不管是真的有道理，还是没道理，就讲了一个文学的原理，然后把修辞和文本搞出来。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对原汁原味的强调（对一手材料的敏感）。其实所谓对一手材料的敏感，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历史学对一手材料是非常敏感的，就是说你学问做的好不好，很可能重点是看你有没有发现一些一手材料，那个东西有说服力，能站得住脚。你在别人的二手材料基础上做学问，总的来说好像比别人拿一手材料做学问要低一等。这是一种观点，这个观点我认为也很好。但我想讲的“对一手材料的敏感”不是在历史学的意义上，而是在文学意义上。想讲的就是，你拿到一个材料以后，对于这个材料的原汁原味的敏感。什么叫“对于材料的原汁原味的敏感呢？”也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在材料的形式文本特点上去发现一些谈问题的可能性、谈问题的研究的意义，而不是光从文本的内容上去发现（这些）。这是我想讲的所谓“原汁原味”，想讲的“对一手材料的敏感”。

也就是想讲的是，你能不能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把现象看成本质的这种思维，这种可能性到底成立不成立，或者这个东西是不是能给我们做研究带来一些启发。在谈分析力的时候，在讲“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把现象和本质两分的，然后把现象看成是妨碍我们对本质的深层追求的一种障碍。因为有现象、表层，所以它给我们把握本质的过程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噪音、困惑或者干扰。我讲一个最具体的例子，比方说我们看到定量研究，在座的不知道有没有做定量研究的，定量研究在社会学研究里很流行，现在还是主流，定量研究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对于学术规范的强调，某种意义上来说认为是训练学生学习社会学的重点要点所在。它告诉学生怎么写学术性论文。我们院开学术论文写作这门课，很多老师讲定量研究这门课的时候，有一个要点就是你怎么写这个东西。怎么写这个东西实际上也很简单，就是它有一个套路，不好听的讲可以称之为八股，好听一点可以用规范性来表述。总的来说，就是首先你要有问题意识、立论，然后要对你所谈的问题有关键词定义、文献回顾、方法交待、讨论、结论、参考文献，基本上这些是一个好的学术论文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学生一开始可能无意识，但是你要训练他意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写东西的时候把这些变成一种自觉然后应用到自己的论文写作中。

在这里你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论文表述本身被看作是一种对于内容理解的障碍。这话怎么理解呢？就是通过这样规范性写作，更好得凸显我这篇论文到底在讲什么，我研究什么，研究的过程是什么、结果是什么、结论是什么，这个结论为什么能够成立的，他认为把这个东西交代清楚是学术论文的最大最重要的要点所在。为了凸显这一要点，他可以把文体、形式作为一个妨碍我们理解（论文）结论的负面的东西排除掉，也就是我们说的把论文表述透明化。论文表述不进入你的关注视线，你关注的是他做的这个研究结论到底是什么，这个研究结论到底是什么得出来的。

这是一种典型的现象和本质、深层和表层两分的研究思路。而这个研究思路在我看来是非常没有想象力，它的分析力和我讲的分析力不在一个面向上，或者说背道而驰。我想讲的分析力或者文学的原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一种更为辩证的思考，把表象看作是深层，通过这样的思考，也许看出别人看不出来的东西。别人扔掉的东西，能不能当成是一种宝贵的思想、思维重要的资源来源去对待它、处理它、思考它。

我给学生上课，本科生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生是“知识、教育与社会控制”但是也讲教育社会学，一开始他们都很崩溃，主要是让他们读我写的文章，一开始他们读我的文章就觉得和他们的规范性论文、接受的规范性训练非常不一样，非常崩溃。一个原因是我在他们看来首先是标题党，标题都是很花里胡哨的，标题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很吸引人，但是和他们接受的规范性训练所讲的好的论文标题不一样。所谓好的标题，是标题一看就知道你在做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老师这样给你们讲过。我去投稿的时候，确实有很多这样的反馈意见回来，很重要的经常有的一种反馈意见就是，“哎，你的那个标题能不能改一改？”有的呢，我基本上不改，但是呢，有一次我是改了，我把那个很喜欢的标题改到了自己很不喜欢的标题，改过之后确实很好懂，一看就知道在做什么，但是社会学院的学生很鄙视我，说这个东西都能做？这个标题太无聊了。后来我也发现一个问题，我的论文标题写得很晦涩，虽然很吸引人，很有文学性，带有修辞的东西，但是在申报各种课题的时候很吃亏。现在申报课题最重要的一点是，你的先期研究到底做了什么，而一列入自己的标题的时候，评审人一看标题，不会明白这个作者到底做什么东西，做了什么东西。所以申报课题基本拿不到，这是对自己的一个反思反省，供大家思考的，大家千万不要听完这个讲座学贺老师，学这个东西会很吃亏。第二个就是我基本不做文献回顾，做文献回顾是所谓的规范性训练的一个很重要的强调要点所在，但是我们院的学生遇到一个老师是不做文献回顾的，一直不做文献回顾，经常围绕这一点对我展开猛烈的抨击，问我“为啥不做文献回顾呢”我就反问他们，“为什么要做文献回顾，你们讲个道理给我听听看”。然后他们讲的道理是，大概你们也一定会讲，“所谓的研究就是，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一步一步往前面跨，你做这个研究一定是前面有人做过了，你看他们做到什么程度了，然后站在他们肩膀上自己再做些东西，这个叫研究有意义，所谓人类的学术进步就是这么进步过来的，你怎么能鄙视、无视这一点，咋就不谦虚的做一个文献回顾呢？”他们基本上这样批判，我不知道要你们批判的话，你们怎么批判。

我的回答是，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思考。当然在这里讲所谓的思考之前，先做自我批评一下，说“我给你们讲的东西都比较邪门，你们要从批判的角度来听课，一个很邪门的课。但是呢，我是不希望你们做成一个邪门的社会学，因为这对你们以后的发展有负面的影响，你们的论文也发不出去，也拿不到什么课题，这个东西都是贺老师把我们教坏了，这个责任负担不起。”我只是做自我批判，对这个问题，其实社会学，某种程度上讲社会学学科如果要说有魅力的话，这个魅力不在于说它魅力不在于应用性的去解决多少社会问题，其实解决社会问题很难，很多东西不是说社会学做完了以后这个问题就可解决到的，不可能。我们都知道中国解决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你手头有没有权力，而且很多都是自上而下地解决社会问题，你很少说我做一个学术研究，然后自下而上地解决社会问题，当然个案是有的，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语境之下很难。

社会学更多是带给我们思考，带给我们启发，带给我们看问题的不一样的眼光。站在别人肩膀上向前跨一步，如果这个东西是一种不证自明不辩自清理所当然的东西，那么社会学首先一个事情就是去打问号，为什么它成立。所谓站在前人肩膀上跨一步在一些学科里是成立的，但在有些学科里问题可能更复杂一些。比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是在柏拉图（Plato）的肩膀上往前跨了好几步，这中间有两三千年历史。但海德格尔不会自己说，自己比前人更进步，更高明了，他不会这样思考。所以在有些学科上，学科进步的问题，首先其实里面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其次，当我们说在别人肩膀上向前跨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别人”是谁。比如说我们都在做研究，西方人从来不知道贺老师在做什么研究，以前不知道，十年以后知道了就觉得脸红。而我们看了西方人十年以前做过什么，当时没有引用，就觉得脸红，为什么脸红，想过没有？世界上有很多做学问的地方，埃及、阿根廷都有自己的大学，有自己的精英在做学问做社会学，你还得需要知道他们做什么东西，做到什么程度了，才来写我现在做的这个东西，你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和想法吗？并没有。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是学社会学的人需要去思考的东西。当然我也不否认读英美人的文献，在基础上做一些东西就是坏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的问题。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所谓文献回顾的规范性写作，很有可能是二元形式的思维方式，是在主客上做两分，导致在形式和内容上做两分，形式不重要，内容重要，为了凸显内容完全牺牲掉了形式。定量研究在一种非常冷冰冰的拉开距离的客观科学谈问题的方式中，把表层、现象的东西抛弃掉了。

这里有一个比较难的案例。这篇文章是我十二年前写的，叫《彼得·潘写作：作为教育思想的少儿文学》，登在北师大的《教育学报》。《教育学报》对原文没有一点修改地登出来，我非常感谢。这篇文章比较难。首先在于我这篇文章的很多思想资源来自文学评论，尤其是日本的文学评论。文学评论的写作风格相对社会学写作不一样，会比较绕，使用很多修辞。受他们影响，我这篇文章的写作风格也比较绕。其次难度在于问题意识上。我尝试讲一下。这篇文章第一个关键词是“彼得·潘写作”，那么这个写作到底是什么写作，副标题是“作为教育思想的少儿文学”。首先是问题意识，以及我要分析的材料，我对材料的解读，我的结论。这个材料不是访谈、观察的田野材料，而是一个儿童作家的文本，一个小说。我把这本小说拿来作为我的分析对象、分析材料，通过这部小说来谈一个问题。这篇文章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它彻彻底底地追问着何谓成长何谓成熟何谓社会化何谓教育”，这里的“它”指的是“彼得·潘写作”。论文的最后一段研究结论是这样的，“彼得·潘写作”乃是一个在“拒绝长大”之鲜活和“不得不长大”之鲜活之间，或者说是“自由”与“不自由”之间展开的解构的游戏。没有直截了当的谴责，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敬畏着无奈与伤感，痛感着言说必定成为自己的樊笼，但却“不放弃把存在引往疲劳与窒息”。“彼得·潘写作”正是这样一种“在这困难的中间地带的假死的漂流”，是“给人以意料不到的冲击而使得‘制度’产生困惑”的假死的狂欢，它彻彻底底地追问着何谓成长何谓成熟何谓社会化何谓教育。

很多人读完这个结论就崩溃掉了。因为看到作者绕啊绕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我觉得即便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至少能感觉到这个作者用了很多修辞在讲一个东西，有这个感觉没有这个感觉我认为是理解这个文章的一个关键所在。这尤其表现在最后一句话，“它彻彻底底地追问着何谓成长何谓成熟何谓社会化何谓教育”，读完以后，我问过学生问题，“你们看懂这个“彼得·潘写作”怎么‘彻彻底底’了吗？你能把“彻彻底底”讲给我听吗？”学生的反应是，前面我可以看不懂，这个最后一句只要上过小学都能看懂，讲的就是它“彻彻底底地追问着何谓成长何谓成熟何谓社会化何谓教育”。作者一定是通过“彼得·潘写作”带给我们一定的什么叫成长，什么叫成熟，什么叫社会化，什么叫教育的思考的启发。我说如果这样讲的话，你就没有读懂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实际上想讲的是，如果我分别在成长、成熟、社会化、教育后面分别打一个问号，打了标点和没打标点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习惯上是，比如你投稿的时候，我感谢《教育学报》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去投稿的时候编辑没改，编辑有时候看你的文章不爽他会改。他会看着这句话（指“它彻彻底底地追问着何谓成长何谓成熟何谓社会化何谓教育”）说：“这句话‘彻彻底底’，太口语化，要改成‘彻底’。”并且他连标点符号都改，逗号改成问号，最后改成了：“它彻底地追问着何谓成长？何谓成熟？何谓社会化？何谓教育？”。改完以后呢，他觉得自己修改得很好。我以前遇到一个很郁闷的例子。我投稿的最后一句话在我看来是非常关键的，但编辑认为我这个表达太口语式，然后他就删掉了。他删掉了还不告诉我，文章出来后才知道，我也没办法就算了。

这篇文章通篇讲下来就是，你体会下彼得潘写作，其实它是怎样的写作风格，它是怎样通过一种文体或者形式去表达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没办法用它的内容去表达的。这个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形式等同内容，表层等同深层”的一种辩证思维方式。学社会学的人应该接触这种方式并围绕这种方式思考一下。

回到这个论证要点，《彼得潘写作》整个文章在讲什么？文章的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梅子涵，是上海很有名的儿童作家。对梅子涵的小说进行文本分析，即写作特点的分析，分析结论就是，“从以上的叙述语调等三个层面可以总结出‘随随便便的啰嗦’‘全知全能视角的否定’以及‘四去式的反线形时间性’等特点,仔细审视这些特点，可以知道梅子涵围绕着‘成长’的叙述主题在写作风格的层面刻意去模糊成人/少儿之间的那条界限。值得关注的是，梅子涵一直试图将成人下拉到儿童的‘不成熟’的位置来消解成人必定‘成熟’的刻板印象。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写作风格的层面上被下拉到‘不成熟’位置的成人在故事中在内容的层面却大多干着‘成熟地’教育少年儿童的大事。‘不成熟’地描写成人或者是‘成熟’地描写少年儿童固然有趣，更有意思的是‘不成熟’的写作风格与‘成熟’的故事内容之间的背离。徜徉在‘成熟’与‘不成熟’之间突显这一背离的写作我们将之命名为‘彼得潘写作’。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彼得潘写作’的社会学意义。”论证的要点是这个作品是形式和内容背道而驰，形式独立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们一般认为形式跟着内容走，内容重要，形式不重要。梅子涵的作品，不论作者本人是否有意识这么做，但他让我们看到了他强调的形式和内容的背离，内容的独特的思想意义和思想境界在什么地方。

我这些年论文写得不多，但是写作风格基本上是统一的。我想尝试一种教育社会学论文的不一样的写法，在写法里看看是不是能找出好玩有意义的东西出来。我在《高等教育研究》上有一篇文章叫《叙事资本:对教育社会史、生活史研究的一种深度理解》，我读下其中的一段，这段在文章的开头部位，即问题意识部分：

强调解释和理解的社会学，方法上，怀揣着一颗“基础学科”的蓬勃野心，创造出了许多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也确实颇具魅力的理论与概念。其中的一些关键词，尤其具有解释力，帮助那些即便是刚刚苦苦敲开社会学大门的人，也能较深入地理解社会。这些关键词，有的甚至成为了社会学的“独门暗器”，使不使用，或者是运用的是否到位，即刻就能用来判定一个社会学者水平的高低甚至是身份的真伪。这其中就有文化资本(culturalcapital)和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这两个概念影响如此之广，到了几乎所有的社会学教材都必得提及的程度。这两个概念，皆是当年风靡了全球、其主要著作几乎被所有社会学学人奉为圭皋、也可贵地为教育社会学在社会学领域中巩固了一席之地的法国思想家布迪厄（P.Bourdieu）所创。布迪厄一生创造或创造性地使用过诸多的资本概念，但唯有这两个，成为了他本人的代名词。布迪厄在“资本”的产出方面颇有些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味道，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还一连串地创造出或创造性地使用了学术资本(academiccapital)（Bourdieu,1979）、象征资本(symboliccapital)（Bourdieu,1991）、语言资本（linguisticcapital）（Bourdieu,1991）、政治与职业资本（politicalandprofessionalcapital）（Bourdieu,1991,1998）法律资本（juridicalcapital）（Bourdieu,1998）等等。就此意义上说，他可以称作社会学领域最大的“资本家”，而这一点同时也表明了，他是多么敏锐地意识到了资本这一词，在解释当代社会理解当代社会时所具有的重大学理意义。若再加上早早地借用于经济学家但在解释社会现象时社会学家用起来也颇得心应手的经济资本（economiccapital）、人力资本（humancapital）、以及布迪厄的社会学后学们新创（或者说创造性地使用）的情感资本（emotionalcapital）（Reay,2000）、身体资本（physicalcapital）（Shilling,2004）等，社会学几乎变成了一门可被称作“资本论”的学问。本文无意要对以上这些林林总总的“资本”逐一做概念的梳理，而是想讨论目前虽然尚未进入主流社会学家的视线，但实际上已经在教育社会学领域被提出来并开始引起关注的一个资本概念：叙事资本（narrativecapital）。

我的学生对这段话的最大反响是觉得我做学问一点都不严肃，比如“独门暗器”、“社会学成为资本论”这些描述。我说作者当然知道社会学除了这些“资本论”外还有很多其他理论。学生觉得你首先要把什么“零零总总的资本概念”做梳理，说明这些概念到底新在什么地方、好在什么地方，这才叫做学问。我想讲的是这个作者一贯的写作风格如此。你去体会下这种写作风格到底有没有意义、如果有意义那意义在什么地方？然后所谓的严肃和不严肃又是怎么回事？谈问题不严肃到底是简单的用不严肃这个词把它批判完就抛弃掉就行了呢？还是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受社会学训练，然后一步一步思考下去的起点。

大家有没看过美国的阿伦特（Hannah Arendt）写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一个很重要的争论是当阿伦特在面对生存论这个严肃的话题时，她用的写作风格和我们以前看到的写作风格完全不一样。你可以在思想层面去追问下凭什么这样写这东西。此外，我们去做很多实证研究，比如我也去做了很多访谈，还做过聋人的访谈。我们在把访谈的录音整理下来的时候，你到底怎么去整理这些东西是社会学追问的很重要的焦点所在。很多访谈主要是呈现内容，然后他们还会去追问对方讲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成立不成立。而我觉得社会学很重要的思路是我把他怎么讲的那个东西呈现出来，在内容呈现出来的同时，可不可以尽可能把他怎么讲的那个东西呈现出来，然后在“怎么讲的”这个里面发现一些别人意识不到、想不到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回到伯恩斯坦。伯恩斯坦讲到的局限编码、精密编码，如果伯恩斯坦的学生在整理材料时看到他的研究对象使用了很多个“他他他”，但伯恩斯坦的学生想到怎么会有这么多个“他”呢？按道理应该用更清晰的手法整理出来才对呀！要是他的学生把经过清晰整理之后的材料拿给伯恩斯坦看，那么也就没有伯恩斯坦的理论了，也不会出现伯恩斯坦对教育社会学的影响了。一定是对文本原汁原味的整理，我们才能够从这些材料中看到更多的东西。

在我看，社会学会问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讲的东西是不是客观存在、成立不成立。但在我看来与其看客观、真假，比如三角测量什么的（当然三角测量从某个角度讲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更想讲的是你当时录音里这样去说这个人、这样去说这件事的时候，这个“说”的表达本身是真的，然后“表达”如何表达出来，在这个表达出来的形式里面我们能不能挖掘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去谈、去论证你的问题意识。今天如果要讲什么质性研究的话，这就是我对质性研究要表达的看法。今天的讲座就到此，供大家参考。

谢谢贺老师，大家听得非常入迷，因为贺老师用了和一般社会学不一样的解读方法，如果大家仔细听的话，从我的视角来说，其实表达了一个核心问题。我的表达方式可能和贺老师不同，我尽量用更加命题化或者社会学原型的味道来表达，我认为他解读的第一点就是所有的想象力和分析力都会表达成文本，但是文本是以它的写作方式呈现。而写作方式可以区分出三种类型，一种是俯视的视角，从上往下看。这个可以从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看到，因为米尔斯更强调历史和结构的方式；第二种不妨称之为平视的视角，就是贺老师刚刚讲到的伯格的方式，从日常生活入手。这种方式和文化视角是相似的；还有一种方式是贺老师对于问题的视角，是一种仰视的方式，是质朴的、未经修饰的、原初的方式对材料进行把握。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今天贺老师更多地讲述当大家做叙事的时候实际上就具备着某种视角，而这种视角实际上也决定了用怎样的文本呈现出来。因此如果用仰视或者俯视的视角来看的话，我们会看到两种不同的现象。俯视视角是一种全知式的，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把握历史进程，而且我们认为我们对历史进程的结构是有知觉的。平视视角是我被卷入了日常生活的洪流之中，因此我要理解我周围的人是怎么理解生活，并且打破立场型的行为，加芬克尔是非常强调这一点的。但是贺老师今天讲的是仰视视角，我们是用质朴的甚至稚嫩的、朦胧状态中把握材料，对材料原汁原味地使用，其实是一种现象学的方法。如果讲到教育现象学，目前的教育现象学都没有还原到这种状态。

我认为今天贺老师讲的其实是在和大家讨论一种现象学的方法是怎样做研究：还原材料最原汁原味、最本初的状态。而我们一旦接受了某种观点，就很容易摆脱这种本初状态。我们认为我们的成熟是以接受了学科概念的熏陶，并且运用这种概念来分析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了平视甚至俯视的角度。但如果我们没有在先的学科概念，我们就要还原这种未成熟的、先于学科或者叫前学科的状态来阅读材料，可能这种阅读视角会带来不同的想象。所以贺老师展现了完全不同的视角，我不知道我的解读是否符合贺老师的本意，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二：交流部分

听众:

贺老师提到对文本本身和对文本修辞本身的重视，质性研究当中的话语分析其实比较接近您所说的文本分析，重视语气、用词这些，您觉得您的角度和话语分析有怎样的关系？

贺晓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话语分析也来自于语言学的。但话语分析也有两种，一种是重视形式，重视语言层面上的表达形式。另外也有把话语分析等同于叙事分析的情况。其实我也不太想做成语言学的分析，我想讲的是对修辞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修辞就是语法、逻辑和修辞怎样运用，广义的就是从表达本身来看修辞问题。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话语分析就是这种语言学层面上的，和我做的有点像。但是有个很重要的区别，这个比较复杂，就是即便话语分析做到语言层面上，但它的落脚点还是在认识论上。就是你做话语分析的时候你想看到什么，我的研究对象和我有怎样深刻的认识。话语分析比较强调这个。比如教育社会学的思维方式是社会学成为我论述的基点，决定我的视域、方法和我谈问题的视角，然后我去研究教育对象，这个教育对象就成为我研究的客体，我是主体，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他。很多分支学科都是这样的特点，在我看来话语分析也有这样的特点。我有一个东西想研究然后去研究它。但是我想谈的形式上的东西还不是从认识论上的，从社会学或语言学方法研究对象，就对象谈出更深刻的东西来。其实我思考的问题是能不能把我的研究做到涉及存在论层面，不是从我的视角先做一个主客两分然后去研究，而是从强调形式的写作方式来达到学科更新的认识。某种意义上来说就不是客观上的研究，不是刻意追一个研究对象，而是把研究本身看作生存方式的体现。

吴刚:

贺老师讲的是当我们说话语分析的时候我们是从认识论的层面凸显它的功能，但贺老师力求从本体论的角度来呈现话语本身的意义。就是存在者和存在的关系。对于存在者我们要分门别类地描述，而存在就是把握它的呈现。

王文智:

贺老师讲到重视形式的写作方式，作为贺老师的老粉丝，让我想到贺老师的一篇文章（《表层分析宣言：教育社会理论的文学张力》），这个例子倒是很生动。这篇文章大概探讨了语言中心主义，震撼的是贺老师开头引用了金庸的小说。

贺晓星:

因为我觉得用金庸的小说讲这个例子比较好懂。

王文智:

这个小说讲的是侠客岛上奇怪的诗文，重要不是诗文透漏着诗意（内容的意义），而在于这种书写和写作本身，字形本身会透漏（含义）。

贺晓星:

我把这个故事再讲一下吧。金庸写了很多小说，大家知道的都是《天龙八部》、《神雕侠侣》这些，可能《侠客行》这部小说大家看得比较少。《侠客行》这部小说中提到了侠客岛，岛主武功高强，他每年都会遍邀武林高手来岛上喝腊八粥。但是，很多年下来人们发现受邀的武林高手无一例外都失踪了。因此，很多人怀疑是岛主将这些受邀的武林高手杀害或者囚禁了，不过怀疑也不能抵挡阻止武林高手对侠客岛的“向往”。这本小说的主人公石破天就是其中一位，在来到侠客岛之后才发现这些失踪的高手竟然都在岛上，聚精会神地看一首李白的诗《侠客行》。据传刻在峭壁上的诗句隐藏着世界上最高深的武功，他们之所以不愿意离岛，就是想参透其中奥秘。侠客岛岛主宅心仁厚，劝他们之中有家室的回去，但是完全阻止不了一众高手对墙壁上高深武功的痴迷。岛主当初是想请他们一起研讨这些诗句，但是没有想到被邀请的高手们如此痴迷以至于不愿意离岛。

用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语言学分析，这些高手其实是眼看能指而脑想所指，但是一直没有参透其中奥妙。主人公石破天则不同，他大字不识一个，只能看文字本身，而不能思考字面背后的意义，即只看到表层而看不到深层。但是没有想到主人公却因祸得福，发现文字图形本身即武功招式，随即按招式练习，成为最先学会墙壁武功的人。这样一个看似荒诞的结局，却揭示了一个很有趣的规律：当你追逐深层意义的时候，就像一个人有家却回不去一样；当你有意识去看到能指的存在时，人才有了“回家”的可能性。回到现实，我们做认识论层面的研究，追的就是深层，这一点在社会学研究上体现尤为明显。教育社会学长久以来就是用社会学方法解释教育的深层，力求解释现象背后的根源，这是一种认识论层面的研究而非存在论的，研究对象本身消失在研究者的视野之中。而我最近几年的努力则是力求形式表达，用文体的方式来做研究。当然，追求深层意义是很重要的，不能因为追求表层研究而放弃深层意义，表层和深层同样重要，这是做学问能不能有分析力和想象力的一个思路。在理性异常强大的今天，有没有这种研究意识就牵涉到我们是否有“回家”的意识以及能不能找到一种“回家”的可能性，这就是与认识论层面研究以及话语分析不一样的地方。

樊洁:

可不可以理解为将研究内容“陌生化”，转到形式上去。比如写信这个行为，如果聚焦于写信的内容和语气的时候，是一种功能的体现；如果聚焦于字体、纸张，就是一种形式的体现。我们以往的分析都是聚焦在信的内容上，对信的形式、装帧的关注较少，形式的表达虽然沉默，但形式语言背后的意义却不容忽视。

贺晓星:

我们都知道理性主义，本质、规律、真理是存在的，我们通过研究就是不断逼近现象背后的真理、规律，我怎样把握规律、真理，这是现在做学问最大的追求和聚焦所在。首先这就表现了一个主客两分的态度，主体去认识客体时也是客观的，客体不会因为主体变化而发生变化，所以称为理性主义。但理性主义还有一个信念，它相信真理一定存在、主体一定存在，而把我们追求和研究真理的过程看作障碍抛弃掉，这是西方从柏拉图以来大多理性主义者认识论的视角，是西方的主流思想，影响了我们做学问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这个层面上做学问。

其实对于我们做学问的看法，有可能东西方在认识论上存在很大差异。在东方我们有书法的概念，比如说狂草，像张旭、怀素他们写的一副帖子，这副帖子之所以值钱，不是因为写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内容本身是无所谓的。换成能指所指来说，所指是不重要的，但能指很重要。虽然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能指和所指两分，但是从我国古代的研究传统来看，一直将能指视为重要的部分，这也是东方文化的影响；而西方长久以来就表现出重视所指而轻视能指的研究取向。我并不否认内容等所指的重要性，也不是认为意义都在字体、形式等能指上，而是要强调研究者在重视所指以外，也能同样重视能指，这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不同的思考。另外，我在强调能指很重要、形式很重要的同时，我的主张本身却体现出对所指、内容的倚重。因为在我给大家强调修辞、形式等能指重要的目的，还是想说服大家，想让大家能够听懂我所讲的内容。当大家听不懂我所讲的内容，我会沮丧；而如果大家能够听懂，我又会很高兴。我之所以很开心，是因为你听懂了我讲的内容，而不是我的普通话是否标准、坐姿是否规范、表情是否到位。所以我们看到了一种悖论，即对能指的价值主张是凸显所指的，对形式的主张是凸显内容的。

那么，面对这种悖论性，我们该如何跨域？而基本一种在于认识到其“不可操作性”选择沉默与此，但是这不可能的，其中一种相对可行的跨越方式是只能在理性分析的同时，以充满修辞的语言，凸显文本的语言将这表述呈现出来。回到彼得潘写作的概念，彼得潘写作一方面认识到作者不可能去反对应试教育，不会去表述一些违背一般教育理念的东西，作者做的事情是在内容上讲那些东西，同时在文本上凸显一种完全背向的理念。我在内容上凸显理性，表达其中的因果关系，在表达层面上就采用感性写作，祛除严肃，让读者体会文本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再让我们回到能指和所指的概念，认为能指重要而所指不重要有这样一个思维前提，比如说我们提到“猪”，我头脑中会有一个胖乎乎的猪，“猪”这个发音本身是能指，我们头脑中产生的东西则是所指，这个所指产生的原因是在座各位都可以听懂中文，其实这个胖乎乎的所指还可以用很多语言来描述，在英语中我们可以用“pig”。再比如说“我爱你”这句话，在中文中是“我爱你”，英语中是“I love you”，日文中是“爱してる”。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表述各不一样，重要的是“爱你”这个意思，但可以用很多种语言来表述。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必然的关联。也正因为没有必然的关联，所以能指不重要，它可以被替换。

能指与所指关联建立在人为的意指构建的基础之上。这就引申出第二种跨越方式：那就是我们对于能指和所指之间被认为是社会建构的联系存疑，真的是社会建构吗？真的没有必然关联吗？存疑的可能性就在于去发现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中，能指与所指的关联与我们这个理性世界完全相异。比如我对聋人的研究，在聋人的世界中能指和所指的关联和我们这个世界就不同，聋人的语言——手语是能指和所指结合或者相对来说结合比较紧密语言，手语是一种以具象性与视觉性的呈现方式将能指与所指紧密贴合在一起的语汇世界。而我们的世界是相对分离的。深入聋人的世界，体会这种语汇的奇特与魅力，因而更能反思我们这个世界所遇到的一些事情，包括知识的表现形式和存在形式，可能会有很多新的认识和发现。

再比如做符号学研究的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曾三次短暂造访日本并写下《符号帝国》，这本小册子写了他的日本游记，里面对于日本文化的研究使日本人都自叹弗如，这个研究可以和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菊与刀》媲美，他看到日本与西方世界中能指和所指不同的连接方式。我想表达的是我们能否从日本、聋人这些思想资源中获取生成论层面而非认识论层面的对于教育的研究、教育社会学的研究。

樊洁:

这使我想起曾看过的一部电影《降临》,片中七肢桶外星生物使用一种圆环形墨渍的符号作为语言，一种语言裹挟与嵌套着一种独特的内在世界认知，它表现为一种与非线性的，封闭和可循环的时间体认方式，当女主探寻、理解并获得了这种与地球世界完全不同时间感知方式，她同时获得了可以预知未来的能力，当她知道她人生中将会降临的一切恸楚，她义无反顾的选择拥抱这样的人生，这是影片令人动容与深意所在。这部影片确实也曾一度引起很多具有语言学科背景的观众热评，今天您对能指和所指的意指实践的探讨，也使我更能从侧面直观地理解。

贺晓星:

我看过这部电影，我很喜欢这部电影。其实我想讲的是看小说、看电影都很有乐趣，我也很喜欢看各种各样的推理小说、科幻小说，都很有想象力。比如说看完《三体》之后很悲哀地觉得自己不可能有这个想象力的。不知道各位看没看过《三体》，感觉社会学没什么好研究了，社会学一点儿想象力都没有，崇拜得五体投地（笑）。不过《三体》中的主人公是研究社会学的，宇宙社会学，刘慈欣的其他短篇小说写得也很好，很有想象力。我觉得不要把做学问看成一件很悲苦的事情，一定要寒窗苦读多少年、吭哧吭哧地读很多书，和电影、小说、艺术离得十万八千里，某种意义来说，我觉得做研究要有好玩的概念，很多研究都是玩出来的，你退到十七世纪的英国，除了论证上帝伟大的研究，很多研究都是没有经济压力的有闲贵族在做，他们大多都是觉得有趣，反而能做出很多让后世眼前一亮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该经历的事情都应该去经历，仅供大家参考，不要听完这个讲座大家整天都沉迷在小说中了（笑）。

陶阳:

贺老师，听完您讲的内容，我还有一个之前和您探讨过但还没有彻底搞清楚的有关诠释的问题，过度诠释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又看到一个文学家，他在伯恩斯坦的基础上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结论，他说伯恩斯坦认为那些使用局限编码的孩子学业失败的原因是这些孩子没有习得精密编码，这个文学家发现那些黑人孩子虽然被没有习得精密编码，但是在原生家庭习得了一种在节奏上循环往复的诗性语言，这种诗性语言在学校教育中往往得不到认可，教师通常会非常严厉地打断，直到大学教育才把这种语言看作是很重要的文化。这个语言学家在对黑人女孩的表述方式做阐释时，也遇到了一些批评，有的学者认为这当中可能存在有过度诠释的问题。我自己在论文写作（童年研究）过程中也遇到过可能存在过度解读的问题，再比如说梅子涵的这篇文章，会不会有人批评质疑说，可能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并不像您在论文中分析的那样。

贺晓星:

后面这个问题比较好回答，我并不关心梅子涵在写作当中是怎么想的。我其实不太了解刚刚吴老师提到的现象学，所以我对现象学的理解也处在一个比较表层的阶段，我认为现象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问方式就是从不可怀疑的原点开始思考，从而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提到不可怀疑，我们也知道西方的认识论、认识思想史上有两点，一个是上帝说的话不可怀疑，还有一个就是怀疑本身不可怀疑，这是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思想。我认为现象学的很多研究都属于哲学领域，社会学和哲学不太一样，社会学思考的是，我看到一个文本，什么东西是不可怀疑的，比如说我看到梅子涵写了这样一部小说，他以这样的字体写出来这部小数是不可怀疑的。你去做访谈，之后尽可能原汁原味地整理出来，社会学不会去怀疑这份整理之后的材料内容。回到梅子涵写了这样一个文本，小说是以这样白纸黑字写出来的我不会去怀疑，至于梅子涵究竟是怎么想的，这不是我关心的要点，我要研究的是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可以体会到什么内容，而不是作者是不是有意识这么写。

再比如说福柯，福柯读《唐·吉诃德》时读出了很多思想性的内容，但是他并不关心这个内容是不是塞万提斯有意识的表述的，因为文本是开放的，越是经典型的小说开放性越大，也就是读者体会出不同内容的可能性越大，很多学者不研究通俗小说的一个原因就是，通俗小说的思维方式比较封闭，很难看出思想性。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我并不关心梅子涵究竟是怎么想的，我尽可能原汁原味地表达文本。其实这个问题很复杂，这也就是社会学和人类学进行研究时不同的地方，人类学不喜欢做深度访谈（诠释），我们社会学做研究时就是先用录音机去录，然后整理时尽可能原汁原味地表达出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析文本，是我们做学问的基点。人类学则不同，人类学通常使用观察法，人类学认为当研究者用录音机去记录时，这个事情本身就不自然了，哪怕是原汁原味整理之后的材料，人类学认为“原汁原味”是要打上引号的。在社会学看来，被访谈者的语调、表情、情绪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人类学认为只要被访谈者直到录音机的存在，这些东西都是不自然的。人类学通常进行一个长时间的田野调查，研究者和调查对象熟悉之后，在日常对话中获取自己想要的研究信息然后赶紧回去整理出来，人类学的学者认为这样才更原汁原味。这是人类学和社会学之间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们认为，哪怕研究者的记忆力再好，延迟整理中一定会掺杂自己的表述。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不过我很欣赏人类学花费很长时间和精力来做研究这一点。

回到文本过度诠释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一直都存在争议的问题。我的观点是过度诠释总比不诠释要好。有一本书《诠释和过度诠释》（作者是（意）安贝托·艾柯、（英）斯特凡·柯里尼），这个作者（安伯托·艾柯）也是做符号学研究的，还写过一部小说《玫瑰之名》（十分好看，强烈推荐），因为他在剑桥大学专门开一个诠释和过度诠释的会，请了美国的教授罗蒂来讨论这个事情。艾柯谈到诠释和过度诠释时，他还是认为有必要进行诠释的，他认为诠释是需要一定的逻辑性，逻辑自洽很重要。我也赞同。他认为是否过度诠释并没有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研究过后能否带给读者启发。你如果站在比较传统的认识论层面，对于所有的训练也好，研究也好，认为做研究没有好坏之分，做研究就应该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估计这个问题（是否过度诠释）比较突出。但是人家真是这样讲的吗？那个材料真的可信吗？特别是我觉得做历史研究的人感悟过、追问过这个问题。在这个层面上他会反思自己是否在做过度诠释。我认为只要你有学理上的分析，并且这个分析逻辑自洽，那你谈一个问题能给我们启发，能让我们从多个层面看到一些东西，这个东西是我以前认识不到的，我觉得就是这一个非常不错的研究。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个书没，我觉得这个书你们可以好好再看一下。

还有没有问题？

张峻源:

您刚才这样一个整个分析思路，还有从文学角度来看，让我想到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当年对于哲学的两分法，认为哲学分两种，一种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些人所创造的教育学式的哲学，用通俗的话来说，是要建立在台下的人要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情况下去发展的，所以这种哲学可能更注重内容，（进行）更成体系化的表达。而布朗的哲学区分第二重哲学，是尼采这一脉哲学。他认为这一脉哲学是更关注学者本人的这样一种探索。他们的文本更具有开放性、冲突性以及包容性。尤其当布朗后期取消文学哲学这种界限以后，他就完全模糊了文学与哲学（的界限）。而您今天讲的您从这样一种小说中去看，或者是从金庸小说中去看，这样您把他们的小说也看成一种哲学化的表达，而这些作品本身是有文学价值高度在里面的。那您认为，当我们在分析这些以文学形式出来的一些个人文学之后，我们应该是去将作者本人的思想去勾勒出来，看他给我们的注释还是说我们从自己的这样一种角度去看作者的表达。

贺晓星:

你这个问题和文学社会学有关，不是和教育社会学有关。文学社会学是最近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一个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进行文学社会学研究大概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文学作品的产生过程、影响过程收到了哪些社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村上春树，他是一个很红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在中国卖得很好。这是为什么呢？他们研究这个东西发现，村上春树的小说原著语言其实很土，但是翻译成中文后呢，语言就很华丽，这和翻译者林少华有关系。林少华把很土的东西变得很华丽，就迎合了当时一大部分有小资情节的女孩的口味（当然也包括很多男性）。这是一种做法。我觉得这个很有魅力。

当然对我更有魅力的是，第二个方式就是从小说里面看出一些能够比如让社会学获得思想营养资源的内容。这种方式的前提是认为写小说的作者是非常特殊的一拨人，这拨人对社会很敏感。这拨人的敏感性远远超过了只在学术层面上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人。只不过这些作者意识不到自己的敏感，而他们会无意识地通过晦涩的不直截了当的小说的表现方式，把这些敏感表述出来。做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再去读这些作品，读完以后发现这些作品里面有这个那个命题，很多社会学学者想讲的东西都被小说家讲过了。或者说社会学对某一个问题的认识并不深入，那些小说家却在很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了。再比如像伊恩·P. 瓦特的《小说的兴起》，他去读《鲁滨孙漂流记》时，读出了现实注意和浪漫主义，他认为我们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理解很偏颇，从中读出了社会学的意味。在读这些作品的时他们不可避免地以自己社会学的认识为出发点去读，这个事情你没办法改变。当你去做调研时你会遇到很多问题，你不可能说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去研究时能从中感受到某些意蕴，这是不可能的。你一定是带着自己的认识去研究，然后去研究你的研究对象，你所接受的学科训练会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

我想表达的时，你接受比较规范的训练比如说定量研究的思维方式之后，再去接触你的研究对象的时，可能你看出东西的概率会相对小一些，思路会比较固化一些。当你带着一些，比如我讲的文学、电影等比较好玩的视角，同时你也接受了相关的训练也带着有色眼镜（有色眼镜是无法避免的），去接触你的研究对象时你看出来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好玩一些，会丰富多彩一些。你意识到别人看不到的可能性会大一些。这和作者原来他怎么想不一样，和你接受的学术训练有关，和你的学术训练是固化、死板、八股，还是充满想象力，和这个东西有关系，当然也和你看书的多少也有关系。

吴刚:

我提个小问题啊！你那些文章你的学生读起来让你满意吗？我接下来顺着这个问题再讲。当你读那些你选的那些作家的作品，你觉得你的解释他们都满意吗？你的作品被你的学生读的时候，他们的理解和你想表达的是不是一致？然后由这个再回到比如说《彼得潘》这样写作的作品，你对作品的解释和作者想表达的东西是否一致？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引出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次这样的解读都在谋杀作者。（众人笑）

贺晓星:

首先想说的是，这两年南大的生源质量很不错，尤其本科生，非常好。研究生的情况原来不是很理想但这两年非常好，这两年非常好的原因是很多名额都拿出来进行免推，不是考的。后来我发现会考试的人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推免生整体质量还是比较高，然后给他们读这些东西。他们当然一开始很瞧不起我，很会批判、很会争论。他们也喜欢批判、喜欢争论。然后也确实会讲出一些让你耳目一新的东西。其实我现在让他们读的文章谈的那个东西，不是说我在讲什么东西你们听懂没有，然后把这个听懂的东西看作这门课的最大收获。当然，我刚刚讲的听懂了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关键在于听懂了以后如何自己去思考。作者是否已经去世不太重要，关键是你在做研究时，什么东西应该去思考、应该如何思考。

我带的学生主要不在研究社会教育学，他们好像觉得教育不好玩，他们会去研究别的东西。我有的同学在做音乐，我是对音乐一点不懂，但他们想做音乐社会学，我说很好，那我们一起看一看如何做音乐社会学。比如我刚刚跟大家推荐《小说的兴起》，这本书是讲文学的，通过读小说看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不同解释，我是利用这本书中对现实主义的不同理解来讲深度访谈是什么，写了一篇文章通过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来反思深度访谈到底是什么。我就跟我研究音乐的同学说，因为我不懂音乐，你有没有可能把乐理用我能听得懂的话表述出来，来表达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音乐社会学可能是在音乐学院做得比较多，而在现在社会学读书遇到的老师基本上都是像我这样不懂乐理的，但是你要像音乐学院那样做音乐社会学，在社会学里做出自己的特色很难，因为我们看不懂五线谱，对我们的阅读来说是很有障碍的。我和学生说你能不能把乐理上的东西像《小说的兴起》那样的语言把音乐的东西表达清楚。通过这样的点拨学生都觉得很有意思，会探讨很多问题。

我在反思自己的成长过程，我并不觉得学校教育对我影响多么大，在接受学校教育的同时其实也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很重要的影响是流行歌曲的影响。比如我特别喜欢听中岛美雪，我认为我的成长与中岛美雪有关系，我也在想哪一天是不是可以把中岛美雪“社会学”一下，但我还没想好怎么把中岛美雪“社会学”一下。对于流行音乐的研究，现在很多人从歌词入手，因为歌词好做，但是音乐最关键的部分在于唱法、旋律、声线，这部分是修辞研究、形式研究，不是内容研究。研究唱的内容，相对容易。比如我们喜欢周杰伦，很多时候大家也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但是我们喜欢他。比如我们喜欢中岛美雪，喜欢她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她唱什么，内容是有点关系，但是表现在别的方面也同样重要，所以把流行歌曲做成社会学的时候就会遇到形式、修辞的问题等等，如何跨越这些东西，就需要学生去好好思考一下。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比教育社会学来得有意思，更加感性。

听众:

老师您好，我是高等教育学的一名研究生，我对社会学了解有限，但听了您的讲座，我也和自身做的一些学习进行结合，我正好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对学生发展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比如说教师，我们从教师行为获得的影响，比如从上课的内容，影响会是非常小的一部分，毕业之后很快可能就忘记了，而教师对学生的促进更多是在行为的层面，就像您说的音乐上的韵律、音色这样的东西，在我做的研究中老师就会问我通过访谈你以什么方式获取你想要的内容，如何回应一些理论，如何总结一些规律和本质。但当时我想做的是想呈现一种影响的多样化形态，正好对应了老师您的研究，我想听一下老师对我的研究怎么看，就是在做这样一种呈现时，可能会被认为理论对接不够，或研究方法的选择以及对材料的把握（不够），想听一下老师的意见。

贺晓星:

质性研究的关键是问题意识要好，有了问题意识以后第二个问题是你要告诉我为什么要做访谈研究，为什么要去访谈这些人，只有把这个东西搞清楚之后才能有后续好或不好的判断，不是你随便去找一个人就访谈，而是访谈这个人确实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思维的启发，先有对访谈对象的基础了解，通过了解才有可能判断选择哪个人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我没有听出来当你有这个问题意识之后你怎么选访谈样本。

听众:

我也不是想看到底什么样的影响会使学生成为企业家或者领导，而是想证明教师的行为可能不是知识本身、讲课的内容本身对学生的影响，而是文本上、语言上、表层的，形式本身可能是重要的。

贺晓星:

如果是这样一个问题意识的话，为什么不去访学生？

听众:

我的访谈对象是毕业的学生，但是老师的建议就是，那你怎么从学生的访谈资料中提取出你的规律和本质，我觉得如果真的总结出规律和本质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和出发点相悖。大家可能都认为对教师的评价对课堂的评价是一个规律化、指标化的东西，但它可能是多样化的，每个教师的特色不一样。这样我的访谈就可能是零散的，不太清楚怎样把它进行归类。

贺晓星:

这个问题在上定性研究方法的时候学生经常问，我们的回答是，如果你寻找普遍规律你就不要选择访谈法方法，选择别的方法可能更有效，访谈法的价值所在可能是从个体的个案中挖掘出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更好的思考，而如果你想寻找规律，那可能做定量研究更好。（如果我是你的老师）我想讲的是这样的问题意识以前可能有人谈过，谈到什么层面上，你通过访谈做出的研究和他们谈的不一样，这个是做访谈的要点所在，而不是我要做一个东西，但这个东西很有普遍性和样本性。

吴刚:

时间关系我们先到这里，今天下午很开心，贺老师的讲座和以往大家听到的很多讲座很不一样，他更多的是把自己的研究经验和经历与大家分享，包括在教学过程中与学生的交流，我们也再次用掌声感谢贺老师。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

录音整理：秦丽莹（统稿），樊洁，廉志强，林城岚，杨仲林，张传月，王旦，刁益虎，郑淑萍，朱筠姝，胡丽婷，陈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