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上半场在教育高等研究院举行。丁钢首先介绍本次论坛宗旨，之后，与会者一一介绍自己的研究领域与主题。虽然大家来自不同学科，但对教育问题尤其是中国教育的历史与发展均有浓厚兴趣，并切实做了不少研究实验，如韩水法近些年便十分关注大学改革，王东杰的博士论文则是研究民国时期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中的势力博弈，叶隽研究民国留学生与教育史研究，以及应星研究晚清科举社会史与蔡元培北大改革等。
诸如此类的学术经验介绍让上午的论坛自动形成第一个分支主题，即如何从跨学科的角度研究中国教育的历史与现实及其与文化社会变迁的复杂关系。各位学者一致认为，教育问题更多时候其实是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因此不能仅从教育学的专业视角展开分析，而需引入历史、文化与社会的跨学科视角，否则中国教育便会脱离它所属的中国历史结构，无法适应中国社会，更难以对中国文化与社会进步起到积极的历史作用。

丁钢院长与韩水法教授

在对跨学科的中国教育研究表示肯定之后，丁钢与韩水法突然交流起狄尔泰研究的思想史和教育史意义，进而又讨论大学的课题申报与科研制度，由此引发一场关于大学体制与学术研究的热烈讨论。与会者分析了当前大学制度改革引发的诸多浮躁空疏的“舍本逐末”现象，如把“项目”当“学术”，项目级别高学术水平便高，把SSCI论文视为文科学术目标，甚至花钱买论文，把仪器设备当作科研成绩，学界没有公认的学术权威等。在指出这些现象后，与会者又从学术制度改革及个人学术操守等角度探讨了何以可能在大学体制内发展安静切实的学术研究。
中场休息后，陈赟主动谈起他对中国传统教化社会体系的思考。他认为，中国古典文明体系是一个教化结构，人被理解成学习者，学习如何做个“仁者”。除孔子式的教育实践外，整个社会的政治建构也是以此为目标，中国传统社会由此形成“小教育”与“大教育”相一致的教化结构。但近代以来，这种一致性发生了剧烈变动，“大教育”即政治活动不再以教化为目标，“小教育”即现代学校制度也异化，所以梁漱溟试图重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政教一体”的文明体系。
但这一目标无法实现，因为在国内外经济文化社会力量的冲击下，整个政治体系的目标指向与驾驭能力都紊乱了，无法以教育为本，将各种冲击力量引向“成仁”，其自身体系也陷入动荡。接着陈赟指出，当下政治体制十分稳定，也重视发展教育，但教育力量依然脆弱，并且政府不能很好驾驭社会力量对于教育的冲击。陈赟认为，当前还不能像一些学者主张的那样，把政治与社会分开，把社会还给社会，因为目前社会的文明程度并不成熟，没有强大的教育或宗教力量对其中的“欲望”与“市场”机制加以制衡，如何完善政治目标与驾驭能力，使社会不被“欲望”与“市场”占领，使社会转向教育，同时提高“小教育”即学校体系的教育功能，便成了中国文明复兴、社会发展与教育改革的基本难题。
陈赟的问题引发一轮新的自由讨论。周勇钦佩在“宏大叙事”受到冷落的今天，陈赟还能从2500年的中国文明理想与演变出发，思考当代中国的社会与教育发展，并且将教育抬到如此高的地位，强调它是整个中国文明体系的根本动力与目标所在。周勇还以近年被热议的“普利兹克建筑奖”为例，指出当前确实有许多内涵并不牢靠的文化和教育力量在影响当代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但对这些力量，教育理论与政策很少专门探讨，这样该如何激励学校发展切实有利于社会进步和文明重建的教育。
吴刚也认为陈赟的发言“很有意思”，尤其从人性角度理解文明与教育体系，但也对陈赟提出了质疑，认为其中的许多观点只能代表孔子等中上层知识分子的理想，没有深入理解中国社会基层，并且孔子的观点是否让人信服，也成问题。吴刚认为，陈赟是以“中国哲学家”的立场分析人性与社会问题。然而仅就中国哲学的人性界定而言，其中便缺乏一些关键内涵。例如，和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相比，孔子的“人”缺乏“敬畏”，甚至中国思想史也很难看到“敬畏”。

丁钢院长与贺晓星教授

王东杰不同意吴刚的分析。他从自己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出发，说“我恰恰是经常看到这点”。王东杰认为，“依据一个外来的东西，来判断中国思想史没有这个”，“这是勉为其难的”。另外，他还提到，研究西方哲学的人喜欢对概念进行严格探讨，而研究中国文化的人又总是凸显中国文化的优越性。他觉得这个问题值得反思一下。接着王东杰的发言，丁钢认为中国哲学应该很有生活气息，它几乎就没有提出一些跟生活完全脱离的东西，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很原始的状态，但其实现在我们往往要回到那里去找生命力。
围绕中西文化与教育差异所产生的争论使研讨会变得愈加热烈。韩水法提议回到吴刚的问题，他举例说，前些年，邓正来、刘小枫等在广州开会提出中国学术的自主性，他当即反对此类命题，认为“学术自主性”可以讲，但加上“中国”两字，就很难界定清楚。韩水法认为，即使可以谈中国哲学、中国传统，也可以从很多角度切入，有学术的，也有社会日常生活的。韩水法再举例，张祥龙近些年提倡儒家生活，他同样反对，认为从小到大都在城市长大的学者其实已无法理解传统生活，因此探讨中国传统，首先要明确从什么样的角度出发，和自己有什么样的生活经验。
虽然视角、观点差别甚大，但陈赟听完后，仍坚持认为“整个中国文明可以成为是一个学习型的文明”。随后与会者又围绕“古今中西”文化展开讨论，争论依旧激烈，不过都承认，分析中国教育与社会的历史进程与未来发展时，无法绕过“古今中西”文化的强大影响力，但需要采取更贴近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经验的观察方式，深入分析各种文化力量对于中国教育与社会的复杂作用。比如应星、王东杰、贺晓星、刘云杉等近年都在努力深入中国现实或历史的某一具体“社会”空间与人群，从中观察到底有什么样的力量在发生作用，并对传统社会组织的消解、当代社会的“社会”空缺等问题做了探讨。
上半场论坛持续了近三个小时。举行兼职教授受聘仪式，吃完简单的盒饭午餐，与会者便赶往苏州太湖举行下半场论坛。赶到安顿后，已近黄昏，下半场论坛因此只能以更自由的方式在饭桌上举行。
王东杰曾在复旦随朱维铮先生攻读思想文化史硕士，且至今一直专攻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也许因为这一点，他对沪上学界往事颇有兴趣，便询问丁钢教授当年读书情形。下半场论坛因此自一开始便不再像上半场那样侧重理论探讨，而是转向各类经验叙述。
丁钢教授回顾了当年读硕士、博士时跟随的一批老先生，包括苏渊雷、潘雨廷、戴家祥、周子美、程俊英等如何研究中国文化。言者津津乐道，听者也难免心向往之，所以此类经验叙述恐怕又会让与会者中的“中国文化派”加重本就浓郁的中国文化情结。但韩水法描述自己的见闻，又将与会者的注意力引向了西方文化在中国基层社会的发展状况，这一文化力量便是基督教。究竟有哪些力量在影响中国社会生活，对此教育到底能做点什么等，随之成为下半场饭桌论坛的核心议题。
第二天上午，与会者参观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从中明显可以感受到中西文化的结合艺术。但下午前往山塘昆曲馆欣赏《牡丹亭》，从场所的形式到内容，又都尽是优美的中国文化元素，虽然其造诣谈不上有多高，但至少其所象征的都是与基督教或其他西方文化明显不同的中国文化。不过，这种以昆曲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中国文化确实处于危机之中，甚至已经要靠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才可以勉强存活，何以能恢复当年美轮美奂的文化胜景。

只是行程匆匆，听完几折昆曲，与会者便得各奔东西，无法继续论坛，所以不知道关于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这一天的文化踪迹与感受会给与会者带去怎样的思考，只好期待下一届论坛大家还能记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