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第七届两岸四地教育史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新逸夫楼报告召开，本次论坛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主办，来自大陆、台湾、澳门等地近五十个单位的一百余位学者、专家参加了本次论坛。当天上午举行了开幕式和第一、二场大会主题报告。

开幕式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院长丁钢主持，论坛发起单位代表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名誉理事长、浙江大学田正平教授，台湾师范大学周愚文教授，澳门大学郑振伟教授在开幕式上先后致辞。

在随后举行的大会第一场主题报告中，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教育史的学科特征、研究方法展开了讨论。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主持了第一场主题报告，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徐勇教授、浙江大学单中惠教授分别以《论教育史学的多维视野》、《教育史有什么用》、《教育史是什么？——西方教育史家观点述评》为题向大会作了报告。

周洪宇教授从内涵特征、意义价值、实现可能和实然路径四方面入手对教育史学的多维视野进行了论述。他认为教育史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所谓“多维视野”指的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观察点”，而采取了多维视野的教育史学将自觉把教育现象与其他领域联系起来，视为整体；进而主动将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纳入自身，从而打开教育史研究的格局。“开放性”、“融合性”、“并存性”是教育史学多维视野的特征。周洪宇教授指出教育史学的多维视野将为带领教育史学完善学科体系、走出发展困境，推动史料走向多维结合，深层解释教育史学成果，强化教育史学的“经世致用”，推动中国教育史学的国际化产生重要作用。周洪宇教授指出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丰富滋养，教育史学科自身具有的包容性以及日渐壮大、多元生成、富有活力的研究队伍是教育史学多维视野的实现可能，而日常史学和大众史学、身体史学和心理史学、比较史学、计量史学等学科思路就是教育史学多维视野的“实然路径”。周洪宇教授最后指出教育史学多维视野中多维动力的有机组合将形成推动教育史学发展的“多维合力”，将有效推动教育史学研究领域的不断开拓，从而促使教育史学走出“繁荣中的贫困”。

徐勇教授也认为教育史学本质上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探讨教育史研究的作用首先要厘清历史研究的作用。他指出历史学的作用一是从根源上解释人们的现实境况和未来道路，继而阐明历史对人类存在的制约；二是为人们对具体问题的认识提供了较为系统的数据和相对完备的资料。从这个角度说来，教育史研究可以辅助当下观察样本的不足，也能提醒教育学家，当今理论仍有许多无法充份解释的现象。教育史学者透过集体努力所汇编的史料与文献，将使教育研究拥有比过去更多的统计数字、更多元的历史观点与分析工具，从而使教育研究者比他们“研究的对象，更了解他们的时代”。徐勇教授进一步以从唐代至今的儿童启蒙教材文本入手对自己的观点进行阐释，指出“传统启蒙教育特别是启蒙教材，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扇非常有效的窗口。通过这扇窗口，我们可以领略到特定时期文化的风貌，感受这个时代的性格和气质，把握这个时代的脉动，倾听到这个时代的心声，读懂这个时代的精神。”徐勇教授最后指出在教育史学的研究中要崇尚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不能为单纯的“实用性”所困。

单中惠教授从西方教育史家有关教育史的研究价值、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的论述和观点入手探讨了“教育史”的性质和内涵。他指出从西方教育史家的视野中教育史的研究价值主要在于：拓展教育视野、增长教育智慧、寻求教育思想支持、获得教育方法。从历史来看教育史研究范畴有一个变迁的过程，“传统教育史学派强调教育史基本上是学校教育史，注重教育人物史、学校制度史和教育思想史范畴”；而新教育史学派则大大拓宽了教育史的研究领域，从而使得教育史研究变得“无所不包”。从研究方法上来说西方教育史学家在教育史研究中所采用的一些主要方法是：问题史研究方法、口述史研究方法、叙事研究方法、资料文献史研究方法。他点出了西方教育史学者对待教育史研究时的多元立场，最后结合自己多年来的研究心得指出教育史的研究应该走一条“实用主义”之路，即每一个教育史研究者应该在教育史的研究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对这门学科的理解，在实践中提升理解，在理解中促进实践。

随后，与会其他学者分别就教育史学的学科属性、方法论基础以及与当下现实之间的关系与三位报告人进行了交流，与会学者认为教育史学是教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对于教育史研究而言要同时强调这两大根基，明确自身的学科属性；在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思路的同时，教育史学也要形成独属于自身的方法论，以进一步提升这门学科的地位；在研究取向上一方面要强化教育史学的现实关照，另一方面则要避免沦为仅仅为现实“背书”的局面。

大会第二场主题报告主要关注具体的教育史问题，由澳门大学郑振伟教授主持，台湾师范大学周愚文教授、澳门中华教育总会刘羡冰老师、首都师范大学石鸥教授分别以《晚清引介日本教育制度的先驱黄遵宪》、《澳门回归前政府强推葡语教育的经过》以及《略论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发展史上的黄金三十年》为题向大会作了报告。

周愚文教授的报告揭示了作为教育制度引介者的黄遵宪。他指出对晚清教育制度最早产生全面影响的实际上是日本的教育，而在日本教育的引介过程中黄遵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周愚文教授分别介绍了黄遵宪的生平以及他对日本教育制度的引介过程。周愚文教授指出丰富的海外游历背景使得黄遵宪为中国引介外国教育制度提供了可能，而黄遵宪对日本教育制度的引介主要是通过撰写《日本国志》和《日本叙事诗》两书来实现的，尽管黄本人在两书的撰写过程中用力尤勤，但由于条件限制使得两书对日本教育制度的介绍存有讹误。随后周愚文教授通过阐明黄遵宪与时务学堂、上海南洋公学的成立、戊戌维新以及壬寅学制的关系来揭示黄遵宪引介日本教育制度的意义。周愚文教授最后指出对于黄遵宪的教育史研究还在进行中，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作为教育制度引介者的黄遵宪的面貌将更加清晰。

刘羡冰老师的报告介绍了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前葡萄牙政府在澳门强行推广葡萄牙语教育的一桩公案，抽丝剥茧地将在此过程中葡萄牙政府、澳门当地政府、中国政府、澳门当地民众、澳门教育界、葡萄牙教育界的作为和角色进行了呈现，深刻阐明了在这一教育事件中的权力博弈，以及教育与政治之间的互涉关系。

石鸥教授的报告介绍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这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发展史上的黄金三十年。石鸥教授认为“教科书属于教材，但教材不等于教科书”，“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应该是依学年、学期，按学科，分级、分册、分科的，应该整体上有与之配套的教授书（教授法、教学法）等教学参考书，对教师的教学有具体的建议”。1949年前的教科书发展，可以大致分为：1、西式教科书的引进时期（19世纪60年代–19世纪末）；2、自编教科书的兴起与繁荣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3、教科书的兴盛与规范化时期（20世纪初—1926年）；4、多种政治制度并存下的教科书发展时期（1927-1949年）四个阶段。而其中第二、第三两个发展阶段就是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石鸥教授指出“黄金时期”主要反映在“三大成就、一大影响、一大表现”中。所谓“三大成就”指的是：1、传统经典教材被逐出了新学堂，新式教科书经典地位得以确立；2、白话文与文言文决裂，教科书全面使用白话文；3、建立了教科书审定制。“一大影响”指的是“黄金时期教科书的间接影响更加深刻和广泛，最突出的影响表现在人才的培养和社会变革的思想舆论准备上”。“一大表现”指的是“教科书数量和品种的丰富多样”。石鸥教授随后指出1927年后中国的教科书黄金时代逐渐退出，主要原因一是在于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推进和大量党义教科书、国定教科书的随之出现；二是因为日本的入侵。石鸥教授最后指出，从教科书发展的黄金时代的兴起到黯然的过程可以看出宽松的政治氛围、自由的学术空气对于教育发展的重要作用。

报告后，其他与会专家就政治与教育的关系，教育史具体研究开展的路径等问题与三位学者进行了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