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概况
2013年10月22日上午10点，华东师大文科大楼17楼教育高等研究院学术沙龙室，教育文化与社会研究（第一期）学术沙龙如期举行了！本期沙龙特邀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叶隽老师为主讲嘉宾，叶老师的报告题目是《侨易观念与留学生的兴起》。本期沙龙的参与者包括教育高等研究院丁钢老师、周勇老师、毛毅静老师、胡乐野老师，教育学系陈锋老师，以及来自教育学系、课程与教学系的十几名博士生和硕士生等；教育高等研究院的张泽明老师主动承担了现场摄影工作。
开场白
在叶隽老师开始报告之前，主持人周勇老师和主讲嘉宾叶隽老师分别发表了简短的开场白。周勇老师主要表达了三层意思。首先是沙龙的宗旨，周老师说，“我们这个沙龙要做成一个纯学术的活动”，通过定期研讨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从而带出一种“非常喜欢读书，非常喜欢做学术”的精神来；其次是对叶隽老师的简介，周勇老师幽默地称赞叶隽老师是“一个典型的文科学霸”，认为自己“不如叶隽用功”，“一直想追赶、比赛，但是好像感觉总是还差一点”；最后，周勇老师从寻找“非常好的研究对象”和寻找“非常好的理论方式”两个层面说明了学术研究的两个难点，这正是我们需要向叶隽老师借鉴之处，《侨易观念与留学生的兴起》要向我们呈现的正是叶隽老师“多年来的一个思索以及他最近的一个思索”。
叶隽老师谦称周勇老师的评价是溢美之词，自己“不敢当”。叶老师认为，“在这个时代，大家能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在学术上谈得来的朋友，一直想走学术的道路，这是非常难得的”，因此他非常感谢这个机会，能够同大家交流自己“这些年一直在做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的一些东西”。
叶隽教授报告综述
观点1：运用西方理论时，应当弄清楚理论建构的非常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报告开始，承接周勇老师“寻找好的理论方式”的观点，叶隽教授谈起了学术研究中如何运用西方理论的问题。留学史、文化交流史、德国文学史等领域是叶教授多年来一直努力在做的研究领域，在研究之初，他也尝试运用西方理论支撑自己的研究，但随着研究深入，逐渐发觉这些理论框架不足以解释自己的研究内容。
为什么呢？叶教授谈及了自己进行歌德研究的学术经验。在德国学术思想史上，几乎所有大学者都讨论歌德；歌德不仅仅是文学家的研究对象，也是众多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在梳理歌德研究学术史的过程中，叶教授发现，西方学术对于歌德研究的建构是在非常特殊的学术思想背景下进行的。又如，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是在研究德国18、19世纪市民社会的过程中建构的，当我们脱离这一语境，扩大或转移研究对象时，公共领域理论是否适用呢？只有当我们了解了建构公共领域理论的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时，才能对这一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我们进行西方思想学术研究的意义正是为了深入其中，弄清楚建构西方学术思想的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从而真正地打开我们的理论视域，避免对于西方理论的简单肤浅地套用。
观点2：教育研究，仅仅做个案是不够的，还要把个案放在整体的文明结构中
谈完方法问题，叶教授转向了教育研究的问题。叶教授强调说，“不管做什么研究，教育都是核心的内容”，因为对于任何一个秩序结构体来说，教育至少担负四种功能：教化权力、资本重组、知识传授和基本规训。叶教授认为，由器物、制度、文化三个层次构成的文明结构是一个普遍的模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文明史演进的过程。随着宏大叙述的被解构，越来越多人倾向于个案研究，但是仅仅做个案研究是不够的，还要把个案放在整体的文明结构中加以考察。接着，叶教授以布迪厄对法国教育机构的研究为例，强调了制度层次在文明结构中的“枢纽意义”，“因为它居于中间位置，可以承上启下；而且通过权力，发挥直接功用”。
观点3：“侨学”和《易经》是侨易学的两个知识资源
大家也许疑惑，如何将个案研究放在整体的文明结构中呢？叶隽教授不失时机地回到了这次报告的主题上来。他坦言，侨易学并非自创，而是有其知识资源的。一是李石曾的“侨学”思想。为了说明“侨学”思想的形成，叶教授饶有兴趣地讲起了李石曾的留法经历，并和蔡元培的留德经历进行了一种交叉叙述。在两人留学经历的比较中，叶教授强调李石曾是近代留学史一个关键人物，从李石曾对留法勤工俭学的影响以及对中法通婚、华工教育等问题的认识，可以看出李石曾对于留学问题是有一个基本的思路的。李石曾认为，物质的迁移是一个提升的过程，这并非简单的“移民”观念。换言之，西方的“移民”概念已经无法涵盖李石曾对留学问题的思考，只能以一种新的观念说明之，叶教授名之为“侨学”。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侨易学的另一个知识资源是《易经》。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是，叶隽教授在德国思想文化的背景中考察《易经》。首先是聚焦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尉礼贤。叶教授认为，尉礼贤不仅仅是一位来华德国传教士，也不仅仅是一位汉学家，也是一位“原创性思想家”。尉礼贤有着底蕴深厚的德国知识修养，来华后不但与胡适等现代知识分子交往，而且与劳乃宣等传统知识精英交往，德文版《易经》就是尉礼贤与劳乃宣合力翻译的，其特色就是在翻译基础上增加了结合德国思想文化背景的大量阐释。
叶教授认为，德文版《易经》对德国思想界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赫尔曼·黑塞的长篇小说《玻璃球游戏》中借鉴了大量的《易经》的思想方法；荣格认为自己触碰到了理解人类和西方文明的“阿基米德点”，也是受到《易经》的影响。
观点4：“侨易学”观念包括两大层次：一是哲学层面，二是学科层面。
在广义的理论/哲学层面，所谓“理论”是指一种相对普适意义的概念运用，具有跨学科的学术宏观层面意义，“哲学”则是更高端的理论境界，即尝试在最深刻的层次上解释人类、世界、宇宙的基本规律问题，建构起最基本的“乾元-坤贞”的二元结构，同时在各自的内部建立三维（上、中、下；始、中、终）、六步（起、承、持、转、合、极）的基本层次，强调“限止”、“断念”等核心概念。二是下降到学科/领域层面，即作为一般意义的侨易学，它可以确立自己的学科界限和研究对象，提出学科概念、核心内容、基本原则。
观点5：侨易学的三个基本原则：（1）二元三维，大道侨易；（2）观侨取象，察变寻易；（3）物质位移导致精神质变。
叶教授对侨易学的三个基本原则分别作了如下解释：
作为理论的侨易学，其基本思维在于“二元三维，大道侨易”，即“乾元-坤贞”构成基本的二元结构，而其内部又形成三维结构。其外则是大道所笼罩，而内部的流力因素，则是寻求这种如何搭建两者之间的桥梁、并进而形成有效的“第三者”立足点的可能；而侨易规律本身也不妨视为一种流力因素。
侨易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侨易现象”。何谓“侨易现象”？就是由“侨”致“易”的过程，就是由“因”结“果”的过程。其核心点有二，一是“迁移”，二是“变化”。从外在的表象来看，作为主体的人发生了距离的变化，这种距离的变化一般是指具有异质性的文化体之间的变迁，具体则主要表现为国与国（当然不仅如此）之间的距离变化；从内在的本质而言，是指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也可以说是说一种“质性变化”。侨易学的一个基本方法是“取象说易”。也就是我们要选取比较典型的侨易现象来讨论我们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或大或小，初时我主张还是从个案入手，比较容易把握，譬如一个具体的人物。
物质位移，乃是由多个因素构成的重要的文化区结构差之间的位移过程，如此导致个体精神产生重大变化。精神质变是一切社会变动的起因，尤其是伟大人物的精神质变更会起到推动一个时代或以后若干时代的思想波澜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也可以引申理解，哲学家的革命观念是引起社会巨变的根本动因。罗伯斯庇尔的革命专政是如何可怕，但其理论基础却是从卢梭那里来的。对这点我们必须充分认知，故此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要高度重视“精神质变”这个概念。以及由物质位移而导致的精神质变这组关系。实际上，进一步推论之，它构成一组非常重要的生物链关系，即“物质-精神-社会”环环相扣的变动关系。
观点6：侨易学是个人学术实践的理论升华。
叶教授坦陈，对侨易学的观念发现和方法总结，是在自己进行了长期的留学史和双边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基础上，而逐步呈现出来的，这既得益于研究对象本身，也和自己的切身经历有关。他引用福柯的如下观点表明侨易学观念的提出和自己学术经历的关联：“每当我试图进行理论研究时，我总是将它建立在我亲身经历的素材上，即同我所见到的、发生在我周围的过程有关的素材。因为我认为在我看到的事物中，在我接触到的机构中，在我同其他人的关系中，我可以了解某些裂痕、某些暗中的骚动和某些机能的障碍，所以我才从事编写——自传的某一片段——工作。”
观点7：留学史作为跨越异文化的一种自觉取向型侨易活动，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这个研究领域不仅不是边缘的，很可能是中心的。
谈过自己对侨易学的理解，叶教授话锋转向自己一直坚持在做的研究领域——留学史。从侨易学的视角出发，叶教授将留学史定位为一种跨越异文化的自觉取向型侨易活动。何以言之呢？他解释道：“留学史其实是一个最好的辨择侨易现象的领域，因为留学生求学世界的过程首先是一个学术文化视野里的自我选择和决策过程，是一种因应物质侨动过程而带来的精神变易过程的典型现象。”
在以往的学术视野中，留学史是一个边缘性的研究领域；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留学史已经做完了。然而，叶教授提出了与之截然相反的观点：留学史不仅没有做完，而是刚刚起步；留学史不仅不是边缘性的研究领域，很可能是中心性的研究领域。为什么呢？叶教授作了如下解释：“问题在于，如果狭隘地看待知识精英在不同国别的侨易活动，就会缩小留学史研究的意义，譬如就中国现代留学生而论，仅将民族国家作为世界的核心组成，他们当然是当时的边陲社会的分子无疑问，但如果我们以一种整体性世界眼光来看，他们其实是人类社会的创造者和精英人物，因为正是活动于具有核心的异质文明国家间的基本事实，使得他们往往能够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立场，而以一种更接近世界主义者的态度来审视和看待人类问题，从而产生出别种理解思路来。”接着，叶教授以晏阳初的事迹为例，阐释了如下观点：“留学生作为异质文化之间的沟通桥梁，他们在世界整体文化整合这个场域中扮演的中心角色是怎么高估也不过分的。”
观点8：侨易学是研究留学史的新的理论资源。
那么，我们如何去观察、理解、把握留学生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碰撞和创新的过程呢？叶教授认为，“侨易学显然有其独特的理论资源优势”。其实，历史永不会终结，那些历史终结的论调只不过是在狭隘视野或僵化方法之下得出的浅见，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打开视域，寻求新的理论和方法，从而拓展或深化以往的研究。叶教授之所以发现了留学史研究的新意义，正是基于侨易学带来的新视域和新方法，这也是侨易学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资源，对于留学史研究的意义所在。
为了解释自己的观点，叶教授剖析了留学史研究的一桩公案——“19世纪美国留德史”。19世纪的世界学术中心场域是德国，“到1900年为止，横渡大西洋到欧洲伟大的学术研究中心，主要是德国的大学留学的差不多1万名美国学者”，叶教授称上述留学现象“不仅是一种惊艳的壮观场景，更是一种在学术与思想地位上的客观呈现”。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后迅速崛起，取代德国成为世界高教和科研中心。美国是如何获得其地位的呢？叶教授认为：“其核心是19世纪美国留德史。”至今，关于“19世纪美国留德史”，仍是聚讼纷纭的一桩公案，如果以侨易学这种新的理论资源进行深入探究，对于我们无疑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观点9：侨易学是研究人类的侨易性质的，留学史只是侨易学的研究对象之一。
接下来，叶教授从更为宏观的视角阐发了侨易学和留学史研究的内在联系。叶教授认为，“运动性本身就是人类的特质，自古如此，千年犹然，否则人就不是动物而是植物了。相比较人类史上种种类型繁复的运动而言，留学显然只是其中一种形式，而且是一种更多具有知识学习、思想变化的类型。我们在这里以此为例，是希望能够以留学史为研究对象，资鉴人类学的方法，更多地展现人类在空间移动中所造成的求知方法、治学路径、致思模式的更变。”
观点10：研究留学史应重点关注三个点：留学生（主体）、留学过程和留学现象。
相对于微观层面之留学生和宏观层面之留学现象的关注，叶教授强调“有必要对留学过程细加阐释”。叶教授认为，对留学过程的阐释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则为“国外求学”的过程，这首先是教育规训体系中的一种求学活动，我们必须考察留学生为何选择留学的动机和目的，考察其进入的具体学校乃至学科，接触的老师、人物等；同时也应涵盖社会教育的过程，因为求知者，非为仅在具体教育机构的受训过程，而是应当充满着求知者自身主体立场选择的乐趣过程，所以留学生如何通过不同的社会孔道与人物接触新知也很重要；
二则“留居国外”本身也是一个必须考察的内容，即留学生之身处某一具体外国的社会语境，其所处之社会、所用之语言，乃至所居之具体城市、学校、系科，都有其特定文化语境的存在，所阅读之报章杂志、接触之市井小贩、周围之园林风景，都有其当地（local）特色，必然不可能划一等同，他除了是学生之外，首先还是一个在具体外国社会场域之中生存的分子，他就必然受到这样具体风俗的潜移默化之影响；
三则更需要进一步考察的乃是这样一种过程所发生的重要迁变关系，即如何通过一种文化位差的自我调节，达到平衡状态，并由此获得质性之提升。”
观点11：“在思想成长最具有可塑性的时候，那种因为地域侨动而带来的思想发育和孕育的可能性，很可能彻底改变人的一生轨迹。”
接着，叶教授解剖麻雀，以魏时珍、王光祈、郭沫若、宗白华等人为例，具体说明如何使用侨易学观察留学现象。魏王郭三先生虽然家乡不同，但都是出于四川的县乡（魏时珍蓬安、王光祈温江、郭沫若乐山），最后又都汇聚成都。由于三人的侨易活动具有区域的共性，叶教授称这种现象为“区域侨易”。进而，魏王郭三先生由成都至上海以及宗白华先生由江苏至上海的过程，则可名之为“都市侨易”。再进而，魏王郭宗等先生由上海至德国的过程，则是“双边侨易”，即跨越了国界的限制，由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去留学。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区域侨易”、“都市侨易”，还是“双边侨易”，都不仅仅是简单的命名而已。实际上，在这种空间迁移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个人际遇的转换、文化的碰撞以及思想性格的改变过程，即伴随着“物质位移导致精神转变”的复杂过程。因此，在侨易学的视野中分析这些现象时，不能仅仅流于对“区域”、“都市”、“双边”等不同空间尺度上迁移的考察，更为重要的是叶教授强调的“对留学过程细加阐释”。换言之，“取象”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说易”，相对于“取象”来说，我们要在“说易”上投注更多的精力，花费更大的功夫。
叶教授对“魏时珍的观念形成问题”的考察便是对上述观点的精彩例证，他对这一问题的考察有以下三点值得我们倍加注意：
（1）对“特殊性”的注重。叶教授首先强调了留德学生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修习人文者往往容易在思想层面深入追索，而以自然科学为专业者，在这方面被关注不够。”但接下来，叶教授转向了魏时珍之特殊性的分析，他强调魏时珍是个“例外现象”。魏时珍是以数学为专业的，但是“无论是早年修学，还是留德求知，都与人文学术发生了密切关联”。事实上，对这种特殊性的强调贯穿了叶教授对“魏时珍的观念形成问题”的分析，而对这种特殊性的阐发也构成了“魏时珍的观念形成问题”的中心。
（2）对“过程”的注重。诚如恩格斯的名言：世界非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这一点上文已有阐发，此处不赘。
（3）对“细节”的注重。比如叶教授考察魏时珍早年的思想状况，引用了曾琦“日记”的评论；又如，一种人际关系中的“线性关联”导致修习数学专业的魏时珍阴差阳错地进入哲学课堂；再如，新康德派的哲学家纳尔逊的进入导致了另一位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关键人物辜鸿铭对于魏时珍的影响。正是这些细节，促成了魏时珍观念形成的过程以及这个留学史的特殊性。
那么，魏时珍等人个案研究的意义究竟何在呢？叶教授指出，“应该承认，魏时珍并非最成功的侨易现象，以他青年时代所得到的机遇、汲取的知识、达到的程度和日后学术思想发展来说，其实并不完全成正比。但需要承认的是，魏时珍的意义就在于他是一个完成性的个案，或许更值得追问的是，魏时珍作为一个完成性个案，他为什么不够成功？究竟是前期的侨易过程不够完备，还是后期的发展语境太过局限？”
上述步步深入的思索将我们逐渐带入一个更为深远的境界。侨易作为人类固有的性质，对于人的成长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叶教授以毛泽东、蒋介石、蔡元培和鲁迅等人为例，进行了如下大胆地猜想：
“在青少年时代的侨动过程，可能对思想和观念形成影响不是那么巨大；但到了个体成长的关键期，譬如中学或大学时代，在思想成长最具有可塑性的时候，那种因为地域侨动而带来的思想发育和孕育的可能性，很可能彻底改变人的一生轨迹。”
观点12：“如何把握留学史研究的关键枢纽处，侨易学可能提供一种模式或路径。”
最后，叶教授对报告的内容进行了总结，主要强调了以下几点内容：
（1）克服比较文学、比较教育、文化交流史等研究领域的危机不是简单的“文化走出去”的问题，而应基于“学术研究本身内在逻辑的一种文化自觉”。
（2）“留学史研究不仅是一种边缘内容，将其放置在不同语境中意义则不一样。譬如在全球化背景下，很可能就是文化中心的新生成。”
（3）留学史研究“方法论上需要更新，如何去把握留学生研究的关键枢纽处，侨易学可能提供一种模式或路径；反之，实践也可矫正理论之不足”。
报告后的交流
周勇：假如我把所有书都读完了，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叶隽老师报告之后，沙龙主持人周勇老师引用马拉美的话，抛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假如我把所有书都读完了，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马拉美的话表达了现代人的一种精神困境，孔子则没有这种精神困境，因为孔子在认识了形而下的现象后，能够进入形而上的精神境界（极高明，道中庸）。周老师认为，叶隽老师对留学史的解读已从技术层面进入哲学层面，尝试使用“侨易”观念解读留学史；从更宽泛的视角来看，“侨易”观念是试图用《易经》思想来理解人类文明史，留学史只是其中一个案例。那么多的人物、事件、现象汇聚成留学史，我们通过各种视角、理论、方法尽量了解留学史的真相，其中的意义何在？周老师认为，侨易学正是叶隽老师追寻留学史研究之意义的一种尝试。
接着，周老师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历程。他认为，从“知识权力”的概念到“社会场域”的概念，这些都是很偏的概念，形而下的概念，难以把握大道。他坦言，一个困惑自己的基本问题，是整个现代中国教育史，究竟有何意义？
进而，周老师批判了历史终结论的论调，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历史到现在为止已经终结了。换言之，一些西方学者，特别美国学者认为，西方文明的模式是完美的，人类文明已不可能超越之。周老师幽默地批评这些西方学者之所以提出这种论调，是因为他们不懂《易经》。其实，近五百年来的人类历史是形而下的历史，是很糟糕的历史；五百年之后或许会重新演进到形而上的历史。周老师认为，《易经》也许能为这种辩证演进提供非常好的基础。
具体到留学史研究，周老师的观点与叶老师一致。他认为，在目前留学史研究中，许多形而下的东西都未搞清楚，对形而上问题的思考更是缺少自觉的理论意识。因此，叶隽老师今天的报告表明，他已经尝试对之前的研究工作进行提升了。换言之，“侨易学”的提出乃是留学史由形而下的研究转换至形而上的思索的一种理论自觉意识的体现。
丁钢：侨易学是探索的工具。
丁钢老师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在理论的背后是方法的路径，侨易学的提出是为了超越具象层面的东西，但其含义还不仅仅是揭示意义。叶隽老师真正想要表达的，也许是他在学术研究中逐渐触碰到了一种“阿基米德点”。
丁老师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交流是一种相互敲动，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正如叶老师所理解的，“易”是一种流力因素，是一种在人类文明中突奔、流动的因素。从更广泛的视野来看，从没有孤立发展的文明，也不存在一个（先进）文明单方面地影响另一个（落后）文明；不同文明之间都有共同点，文明之间的求同大于求异。叶隽老师的研究体现了一种思路，他想找到一个路径，揭示大家似乎感觉到，但还未明确意识到的东西。正如《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一书对于美术史的研究并非就事论事的美术史，而是在精神史的视野中考察美术史一样，侨易学对留学史的研究也非就事论事的留学史，而是试图提供一种新路径，探究留学史背后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换言之，既然文化交流绝不是简单地你来我往的关系，那么，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于人类发展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接着，丁钢老师谈起了自己研究胡适的体会。他认为，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一方面要对形而下的东西进行非常具体而细致的考证，我们在这方面往往做得还很不够，另一方面又要寻找合适的理论路径“穿透”具象的东西。丁老师觉得，叶隽老师似乎仍在琢磨一些东西，对自己的研究方向还不是很清晰，但（侨易学）的路径是很有意味的。丁老师认为，叶隽老师的最终目的也许并非提出一种“侨易学”，让大家都来搬用；也就是说，侨易学实际上是叶隽老师的一种探索工具。
叶隽：现代学术是“带着镣铐跳舞”。
叶老师对周老师和丁老师的观点进行了回应。他认为，我们始终是寻路者，我们只能永远无限地切近真理的坐标轴。在当前的学术生产方式下，在找到更好的替代方式之前，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学科体制的规训。学科层面的运作是一个繁复的过程，我们要遵循现有的学科标准。但是，学术研究又不能仅仅停留在学科层次，而要超越这个层次，进行本体论层面的自觉反思。
叶老师还引用郑永年先生的观点，表达了一种现代学术的困局。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知识生产体系呢？因为人类发展最终是由知识体系决定的，如果没有完善的知识体系设计作为支撑，其他便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郑先生认为，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知识制度，虽然还要统治整个世界一段时间，然而即将面临一种新的替代方式（周勇老师补充了叶老师的观点。周老师认为，西方知识体系，不仅知识生产层面有问题，知识表达方式也有问题，如丁老师和毛老师目前对教育影像的研究，正是为了寻找一种更好地教育表达方式），而从传统资源的丰富性来讲，中国的文明是一种选择。然而，从中国现存知识制度来讲，具体操作起来会很难。正因为这种知识生产的困局，我们既要遵循学科的规则，又要进行本体论的思考。叶老师形象地将这种学术困局比喻为“带着镣铐跳舞”，换言之，现代学者既要做学科体制内的长袖善舞者，又要努力跳出学科框架，进行哲学和本体论层面的探索。表面看来，这很空很虚，但是并非可有可无的。
陈锋：留学史研究应关注留学的“双向过程”。
陈锋老师首先从两个层面肯定叶隽老师研究中体现的新思路。一方面，通过“侨易”这种新观念将留学史、中外教育交流史置于人类文化交流史、人类文明发展史甚至哲学本体论层面上进行考察，这体现了一种新思路；另方面，通过西方文明中米索斯（mythos）和逻各斯（logos）两种传统的综合，考察留学史和中外教育交流史，这也体现了一种新思路。
接着，陈锋老师提出了一个建议。陈老师认为，“易”意味着变易、交换，也即叶老师所言“流力因素”，是一种双向过程。目前留学史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学生到国外留学，对外国人到中国留学的情况不甚关注，这表明目前留学史研究的片面性。换言之，留学史研究关注的是从中国到国外的单向过程，而缺失了从国外到中国的单向过程。因此陈老师建议，基于“双向过程”的留学史研究，也许是完善侨易学理论构架的一个很好的支点。
叶隽：我想做的是，在全球化的视野中，考察从东学西渐到西学东渐的整个过程。
叶隽老师首先对陈锋老师的建议作了两点回应。一方面，关注“双向过程”是对的，自己也一致努力在做；另方面，叶老师认为在一个大的视域下进行具体的研究是一个“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过程。接着，叶老师反思了自己研究德国文学的学术经历。他认为，“民族文学”的思维其实是存在问题的，因为世界上并无鼓励发展的民族文学；文学的发展始终是在多元文化的博弈、异质文化的冲撞中进行的。以德国为例，在对国外著作的翻译中，德国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歌德、黑格尔等一大批德国学人之思想的形成都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关键性影响。对外来文化的引进和吸收，和19世纪德国作为世界学术中心的崛起有着紧密的关联。
从上述视角来看，“双向过程”是一定要做的，但做出来的未必是简单的来华留学教育。叶老师坦陈，他对此并不是特别关注。他未来想要做的是：在全球化的视野中，通过侨易学的观念和方法，审视从东学西渐到西学东渐的整个过程。在叶老师看来，近代西学东渐之间，有一个很明显的东学西渐过程。譬如，法国重农学派、众多启蒙学者都着有对东学的接受过程。
丁钢：中国也面临“知识来源”的问题。
丁钢老师以朱谦之先生《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以及广西师大有关“来华传教士”的出版物为例，呼应了叶隽老师所讲“东学西渐的过程”。丁老师认为，叶老师以德国为例所讲“知识来源”问题，也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从当前中国的经济状况来讲，我们似乎具备了相关的条件，然而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做的并不好。
叶隽：我们对西方文明的研究不够深入，对东方文明也了解得太少。
叶隽老师对“知识来源”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回应。他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文化和知识创造如何跟上经济、政治的步伐？叶老师认为，19世纪的德国已经具备了作为世界帝国的条件，只是由于威廉二世及希特勒等人技术性操作的失误，才造成了失败。而德国作为世界帝国崛起，与其教育体制的完善和学术研究的繁荣紧密相关。
进而，叶老师分析了德国学术发展的特点，即边缘学科首先兴起，于是强大的边缘学科研究为中心学科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撑，从而带动中心学科的发展和繁荣。反观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学术发展，主流文史哲研究已经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但是进一步的发展就需要众多边缘学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叶老师认为，现代学术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互动性，即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繁密的碰撞和融合，因此“知识来源”问题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对西学的研究不够深入，对东方文明也了解得太少，这种状况无疑限制了中国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丁钢：目前的问题还在于没有很好的制度设计。
承接叶隽老师的观点，丁钢老师从“制度设计”的视角分析了制约学术发展的问题。丁老师认为，没有很好的制度设计，将会造成学术资源的浪费。他以课改中编写新教材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为了编写新教材，我们投入了大笔资金。由于没有良好的制度协调新教材编写资金的使用，导致诸多问题。例如，为了编写新教材，投入大量资金购买各国教材；然而由于语言障碍，对各国教材的使用只是流于形式，并未对新教材的编写发挥参考性作用。因此，学术的良性发展，不仅要靠众多学者的主观努力，且须辅以良好的制度设计。
陈锋：德国怎么建设汉学，怎么建设东东方学问，对中国建设西学是很好的镜鉴。
对于叶隽老师和丁钢老师提出的问题，陈锋老师回应了一个观点，即德国怎么建设汉学，怎么建设东方学问，对中国建设西学应是很好的镜鉴。陈老师认为，德国建设东方学问，先是从亚述、波斯、阿拉伯开始，然后找到汉学；我们对西学的建设苦于赶不上西方人的水平，那么是否可以换个思路，先搞搞西学的边缘，在边缘研究领域赶上或超越西方水平，然后再向西学的中心地带渗透呢？
叶隽：关键是学术制度和学术伦理的建立。
叶隽老师认为，学科设置并不是关键的问题，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学术制度框架和学术伦理意识的建立。这并非只是学术界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中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即社会没有伦理底线。现在的学术界缺乏学术伦理的规训和自觉的承传意识。
叶老师认为，当我们无法改变现实时，我们更要发挥主观努力，寻找现实制度环境与个人主体意识的更好的结合。叶老师反问：我们难道比陈寅恪先生更难？我们难道比抗战时的西南联大更难？难道我们比文革时期更难？当我们不能改变制度时，反求诸己也许是更重要的。
王耀祖：“侨”的概念还有很多可以发掘的内涵。
博士生王耀祖认为，“侨易”为留学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他例举了中国历史上的“侨置州郡”问题，这实际上体现了制度和文化的双层考虑，即如何将北方居民迁移到南方安置以及如何处理必然伴随的“北人”与“南人”之间的文化冲突？在这种语境下，“侨”意味着从文化强势地区到文化弱势地区以及如何适应文化弱势的问题。显然，“侨”的上述内涵与留学生从文化弱势地区到文化强势地区的状况是不同的，因此王耀祖认为，“侨”的概念还有很多可以发掘的地方。
叶隽：“侨”是一个包容性的概念。
对于王耀祖提到的问题，叶隽老师强调，“侨”是一个包容性的概念，体现了“物质位移与精神质变的关系”，并非仅仅的文化势差的问题。
结束语
在论坛结束的时候，主持人周勇老师再次感谢叶老师“为沙龙开了个好头”，并鼓励大家进一步开展相关问题的研究，同时也期待着叶隽老师再次来到“教育文化与社会研究学术沙龙”，和大家分享更加精美的学术大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