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整理国故与教育学 —— 一九二零年代的教育学兴衰史

主讲人：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   周勇教授

2014年3月13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周勇教授在研究院做了一期题为“新文学、整理国故与教育学——九二零年代的教育学兴衰史”的学术沙龙，沙龙由毛毅静老师主持。此次沙龙意欲实验跨学科视野的民国教育学史专题研究，具体是将五四以来的“教育学”兴衰史置于当时主流学术文化生产背景中加以考察，从主流学术文化生产的角度，探讨为何“教育学”兴起之后没几年便陷入了“空前厄运”，揭示各路“教育学人”在“厄运”降临之际如何另辟进路，并分析其学术文化成败得失。

研究缘起

周勇教授开篇解释了为何会将新文学、整理国故和教育学放在一起。他发现五四以来，教育界在很多方面发生的很大变化，出现的一群新人，他们一部分转向了新文学，一部分转向了整理国故，还有一部分选择了教育学。这群人彼此各从其事的同时又相互影响着对方，尤其做教育学的人随时可能受到外界的议论和评价。这一标题即指出教育学经常受到两拨人的压力，甚至可以从新文学和整理国故这两个角度来理解教育学的兴起与衰落。这三种活动成为今天的很多文学、学术和教育活动的根源。

研究的意义

丁钢教授去年写过一篇论文，谈到民国时期各大师范学院有一群中国留学生，以往对这群人不太关注，提及其中一些名字如郭秉文、蒋梦麟、陶行知大家都非常熟悉，但很少考虑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如何。丁老师文中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这群人在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二是搜集他们的博士论文，看这些论文对民国时期教育学的演变产生了哪些影响。此外，华中师大做教育史的周洪宇教授也研究过各大师范学院，但只是泛泛而谈，包括各大师范学院对中国教育的理论、制度变革、中小学教学改革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的各种影响。1951年在哥大读书的一名中国留学生也写过一篇文章，考察师范学院毕业生的学术和职业成就。

这个话题已有以上初涉，而在丁老师研究的启发下，周勇教授沿袭其方向和线索进行深挖，关注到民国时期教育兴衰史，尤其是1920年代的紧张格局和各种动向；而到三四十年代整个教育界、文化界都转向了抗战。

已有的研究综述

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来自教育史界和教育理论界的民国教育学史研究进展。教育史界的研究框架主要是围绕蒋梦麟、陶行知、舒心城等人的教育思想展开研究。教育理论界，有民国教育学传人瞿葆奎先生反思中国教育学的百年历程，写出了《中国教育学百年》，思考教育学的科学化、中国化和现代化问题，有作为教育学发展关键人物的叶澜老师写出了《中国教育学发展世纪问题的审视》对教育学学科发展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教育学发展的中外关系问题和教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等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从瞿老师到叶老师这两代人，反思的框架和视野有所更新，提出了许多微观但十分重要的论题，譬如为什么教育学总局限于中小学课堂教学和学校教育，“两耳不闻窗外事”，教育学界为什么不做文化研究，教育学的学术性为什么总受到质疑，等等。

另有一些微观的教育学史、教育学者人物研究，如山西的侯怀银老师、北师大的易琴老师，整理出不少史料，但理论上缺乏创新，成为按时间和线索进行叙述的一般的发展演变史。

国外则没有对中国民国时期教育的相关研究。已有研究为后续跨学科视野和深入的专题性研究提供了学术史线索，提出了尚未解答清楚的问题。

新文化运动及主流学术文化生产

周勇教授从蔡元培1917年入住北大，期望将中国的学术界转向生产现代学术文化的理想讲起，分析了当时的师资现状和胡适所创立的现代学术范例，以及传统学术所进行的研究和在当时学术界所处的边缘地位，提出界定主流学术文化生产的三条线索，即：一、这些主流文化在当时的影响，二、胡适一系的投入程度，三、教育学人的反应，由此将五四以来的主流学术文化生产暂定为“新文学”、“整理国故”，从这两个背景下来看教育学，基本假设是这两大运动为教育学埋下了竞争危机的伏笔，同时为教育学在面临危机时提供了一个值得去选择的新生之路。

教育学的兴起及其影响最大的发展行动

周教授提出两路教育学人（哥大师范学院留学生和本土师范的毕业生）：南北高师忙于组建学科的体制和机制建设，队伍建设，创办刊物，接待杜威、孟禄，基本没有正常的学术生产，其中北高师大多由官员组成，南部1919到1925年的“新教育运动”的学术后果也很难让外界通过“新教育运动”对教育学形成学术认同；本土师范毕业生如舒新城的“道尔顿制”教学改革实验，使学界权威认为教育学就是拿着杜威一系列的美国教育理论，到中小学去做教育改革实验，然后努力将其运动化。

“空前厄运”：1925年以来的教育学

1925年以来，教育学遭遇的“空前厄运”：南北学院中人，都在围剿教育学。甚至“政客”学者也可以在教育学者面前任意摆谱，还在影响最大的教育期刊上，教教育学者做“真正的教育史”，这是一段不忍多视的教育学往事。周勇老师精彩描述了当时的学术界权威傅斯年、陈寅恪对教育学的炮轰和邱椿、赵廷为与他们的争辩来说明当时教育学遭受的厄运。

十字路口的教育学人及其新生之路

周教授继而介绍了周予同、蒋梦麟、郭秉文、张彭春、赵廷为、舒新城、萧友梅和陶行知等这些教育学人在厄运之后的十字路口所选择的不同道路。

尾声及教育学在当代的再度兴起

1935年起，教育界的主流学术文化生产转向“抗战”，延安地区的教育与学术文化逐渐取代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与“整理国故”，成为令人向往的新范式。1980年以来，教育学迎来“生产重建”。和其他学术文化相处时，仍有民国时的学术文化歧视（李振涛，1998），但经过三十年的成长，教育学已发展成规模巨大的学术生产体系。

思考

周勇教授最后提出：当代教育学继承了哪路民国教育学人的传统，生产出了何种有影响的学术文化呢？对谁又影响？中小学，主流学术文化界，还是其他？新一代教育学人往哪里去，能转向“文化研究”或文化生产吗？

提问及讨论交流环节（部分）：

 学生提问：第一、教育史研究一般认为的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教育史的高潮期与周老师所说的教育学由盛转衰是否相悖；第二、1932年的国联报告对中国教育学的兴衰起了多大作用？

周勇教授：第一个问题：中国教育在二三十年代迎来高峰，到抗战以后衰落，这个是教育史的趋势，我说的是教育学术史，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个报告是欧洲想与美国竞争影响中国教育的一个行动，文本本身意义不大。因为它本身不是一个学术事件，它是欧洲试图与美国竞争来争夺对中国的领导权。至于当时的教育学者怎么看国联的报告，有不同的反映。第一种比较普遍的反映是盲从、崇洋，整个社会是崇洋的，国联说的就是对的。所以中国教育学者兴起了教育调查运动，要去了解本国的实际情况。所以对当时的教育学是产生影响的。还有一部分比如说行政界，行政界对这个报告不置可否，因为触犯到了它的行政领导权，行政官员对这个报告不是很看重，

学生提问：教育学不管在民国时期还是在现在都还比较受歧视，这大概是大家原本对其期待很大，但这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却没有产生多大作用，似乎有负众望。

周勇教授：现在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其他学科仍然在歧视教育学，就看个人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只要能围绕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大可抛开学科界限跟任何学科的人进行交流交往，相互了解而没有歧视。真正的歧视往往就是由于无知、不了解造成的。此外，其它学科从民国的情况来看，做得也并不好。我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中有两路做教育的经验：一路是舒新城那样以道尔顿制为中心展开的教育学路线，一路是以文化为基础的教育路线。显然应该选择后一条路。也就是说不能光谈教育，光谈教育是做不出教育的。认为有了新的教学方法就会有新的教育是舍本逐末，一定是要有新的文化才有新的教育。中国本科设教育学专业的制度是有问题的，教育学专业一定要在读完文理科之后再来读，美国早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本科文理科出身，想继续做教育，再来读教育学才是比较好的制度。至于歧视不歧视不用太操心。

毛毅静老师：今天周勇老师用他自己的一种叙事方法帮我们做了这个报告，其实也是一种教育叙事研究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