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访谈与教育社会学想象力
主讲人：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贺晓星教授
2014年9月30日下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贺晓星教授应邀来到教育高等研究院做了一期题为“深度访谈与教育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学术沙龙，由周勇教授主持，教育高等研究院的丁钢教授、吴刚教授及其他老师和学生也参加本次沙龙。
下午1：30分，沙龙正式开始，周勇老师向在场老师和学生介绍了贺晓星教授：贺教授来自南京大学的社会学院，主要研究有三大块：其一是本土的教育社会学研究，曾出版《教育文本与弱势群体》，关注点在弱势群体上，不仅是在实践上，在理论上也在推进教育社会学的表达路径和宽度，如对文学的关注，写过《彼得·潘写作：作为教育思想的少儿文学》；其二，贺晓星教授关注经典教育社会学理论，比如马克斯·韦伯的教育社会学理论；其三是在学校课程社会史研究方面，他曾经翻译过英国古德森的《环境教育的诞生》。
此次沙龙探讨的是有关教育社会学想象力的问题，在学习理论或做研究的时候，面对大量的材料如何打开我们的想象力，对材料进行分析，使得自己的分析，不光是深刻，而且是生动感人能够读起来和一般的理论研究不一样。
贺教授就此问题向大家讲述他关于这个议题的思考。
一、想象力的由来——敏感
对“笑话”的敏感：福柯的《词与物》的缘由：他有一天看小说看到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写的小说。博尔赫斯在他一个小说里讲到中国古代的人动物分类这个分类，福柯看完觉得很好笑，看完之后他就开始思考，这个东西为什么好笑。以这个材料为例子想讲的是，要想产生想象力，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或者一个方法是，你平时对于搞笑的东西，可笑的东西要有足够的敏感性。要敏感！为什么人们觉得好笑？这个笑话换什么样子会不好笑？拿到一个令人发笑的材料，或者看到这样的现象，我们能透过现象看到什么？
对“原汁原味”材料的敏感：伯恩斯坦调查了两群五岁的英国儿童，一群是劳动阶级家庭出身的，另外一群是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先给他们看四幅画，然后看完以后听他们讲故事，讲完故事以后看他们讲故事的语言陈述上有什么区别。然后得到了两个文本，文本1是：三个男孩在踢足球，球飞进窗户，打碎窗户玻璃，孩子们正在找球，一个男人走出来对着他们大骂，因为他们踢碎了玻璃，于是他们逃走了，后来一位太太从窗户伸出头来，她叫他们滚开。这是中产阶层家庭五岁儿童讲的故事。文本2是劳动阶级家庭五岁儿童讲的故事：他们正在踢球，他踢了一脚，它飞进窗户打碎了玻璃，他们正在找球。他走出来，对他们大骂，因为他们打碎了窗户。于是他们逃走了。后来她从窗户伸出头来，她叫他们滚开。伯恩斯坦分析这个文本提出了“局限编码”和“精密编码”。这里反映两个出两点：第一是要能够从文本中看出东西，这要求有相对比较深的社会学功底在里头，理论要学好；第二是像文本2，它是个“原汁原味”的东西，原汁原味的第一手材料。我们调查首先是想尽一切办法把它的“原汁原味”给他保留下来。最好跑出去做调查的时候，访谈的时候最好拿个录音机去。录音应该说是研究做得好做得不好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对“情感”的敏感：《彼得·潘写作：作为教育思想的少儿文学》一文中展现了“无奈”和“敬畏”的情感。今天要讲的是“痛苦”这种情感。来自网络的材料陆游的《卧春》：暗梅幽闻花， 卧枝伤恨底。 遥闻卧似水， 易透达春绿。 岸似绿， 岸似透绿， 岸似透黛绿。这个东西很搞笑，但是笑完了以后社会学家要去问的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这个是最重要的。社会学，它的一个很大的学科特点是对现象敏感。另外一个材料：《“甲板”与“加班”》小平和毛主席散步，小平:租西,四介桑最同库地是洒子四琴喽？主席:桑班！ 小平:莫友比择更库地四了？！主席深吸了一口烟,凝视前方:田田桑班…..小平继续问：“有崽同库地吗”主席二目一瞪，把烟袋一摔：“甲板！”小平又问：“那崽崽同库滴哩？”主席急了，说：“白甲板！”实际上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看到的一个现象是在中国汉字文化圈里头，文字和声音事实上是有很大的距离，叫它“言文分离”，言和文说的和写的不一样。在汉字文化圈里，我们拿到这样的文本。当汉字用来标示声音的时候，它展现的意义就不再是原有的词义。
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在访谈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去访谈一个很有水平的学者。那个很有水平的学者用他的方言说一大堆很带深度的话，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很有深度的话表述出来，要捕捉声音，像这样的方言，我们用汉字把它表述出来的时候，实际上真的有很多东西自己会看不懂。这里要讲的是情感，实际上是讲“痛苦”这种情感，在什么意义上讲痛苦呢，其实是对深度访谈的一个思考。
二、问题意识
在音声帝国主义批判的层面，展开深度访谈的意识形态批判。音声帝国主义：西方人认为认为“声音”比“文字”更能够表达“真理”。因为声音更抽象，文字具体，越具体的东西是越不能表述那个上帝讲的原汁原味那个的东西的，这叫“音声帝国主义”。
《“甲板”与“加班”》这个文本出现意义和声音的杂居，它用表意的普通话描述了语境而用表音的方言呈现了对话。它的搞笑之处，凸显在两个背离之上：一是领袖人物崇高地位与对话内容俚俗平常之间的背离；二是汉字原本的表意性与对声音捕捉的准确性之间的背离。当想用汉字去忠实地捕捉声音时，文字本身就不得不与意义拉开距离，与意义拉开距离，意味着文字从透明状态变成为一种物质性存在，会突兀地进入读者的视线。
问题意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实际上“言文分离”现象是我们生活中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然而迄今为止，就这一现象，无论是社会学研究方法领域还是教育社会学领域，很少有关其学术意义的分析。这篇文章将以深度访谈为案例，来讨论这一问题。
三、批判
怎样才能做好深度访谈？
懂现象学的社会学，强调“顿悟”。关键在于养成一种对于“意义”的敏感。动作，表情以及最重要的叙述行动也需要我们去观察，理解和解释，资料载体也纳入资料的范围之内。捕捉受访者自己的语言，理解题目建构世界的方式，除了语言，还要注意非语言行为，姿态，表情，穿着，甚至语言的音量，音频和音质等等。最好能够完整地“原音重现”。但是“接近原音重现”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可能意味着什么，不可能又意味着什么？
四、转录的“痛苦”
由于言文分离的原因，理论上我们虽然懂“最好尽可能做到接近原音重现”的重要性，但实际上用汉语来转录，是很难把声音原汁原味地重现出来的。有过访谈转录经验的人必定知道，用汉字来进行所谓的“原汁原味”特殊性的重现，实际上是多么痛苦的一个过程一件事情！这一痛苦，本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反思去追问的现象，但却被忘却在了深度访谈的种种方法技术论、技巧论的讨论之中。
五、本文的主张
1、质性研究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从西方引介至我国，在确确实实引发了许多研究方法乃至研究本身的质的变化、提升甚至革命之同时，“引介”本身的社会学意义，却被作为了一种“不辨自明”的东西缺少社会学学理上的关注。我们看到的现象是，研究方法被抽离了其本身必然固有的政治、文化层面上的意识形态性，被当作中性（也即纯技术性）的东西处理，在这处理过程中，忘却了比如对于“文化霸权”“音声帝国主义”等问题的反思。
2、直面声音必然联系记忆的不可回避的鲜活个体事实，在汉字很难表达声音的学术“痛苦”中，在“痛苦”两字上敏感地去探寻意义，去思考是否有可能培养出一种更深刻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的意识，学会更为全面、辩证、主体地去看待那些所谓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东西。
讨论&交流
周勇教授：我总结了一下贺教授的观点：想象力需要“敏感”，对“笑话”，对原始材料，对“情感”的敏感。接下来讲了对质性研究的反思，有两点启发：第一访谈很难做，尤其是深度访谈，我们要理解访谈对象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第二点，既然访谈难做，却有那么多研究出现，贺老师提醒我们这些研究实际上可能出现对“他者”出现误解，扭曲，这里的他者是指访谈对象，容易对访谈对象出现误读。贺老师提醒我们注意什么是真正的质性研究，值得我们深思。最后贺老师主张要有一点悲天悯人的情怀，尤其是对于自己的访谈对象，这让我想起来了布尔迪厄，他一生也经历过很多困惑，理论上的困惑，情感上的困惑，最后他转型，做出了《人间苦难》，跟早期的文本不一样，早期的文本理论结构还是非常清楚的，《人间苦难》很不一样，当中具有大量的一手材料。今年教育社会学年会的时候，我提到了“忧伤”和“愤怒”在教育社会学中的作用，是想强调情感在教育社会学的作用，影响了教育社会学的写作。其实贺老师刚刚提到的“痛苦”也是很重要的情感，很期待贺老师围绕“痛苦”这种情感展开的对教育学和社会学的思考。
吴刚教授：贺老师所讲的内容让人深受启发，这些内容与我以前对中国文化的思考是相关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建立在方法的基础上，但是这些基础是不是扎实或者是不是存在，这需要质疑。我早年对声音中心主义也有同样的理解，中国文字和语音却是分离的，西方语音和文字是一致的。在方法论意义上，我们能否通过访谈去把握意义？访谈受制于语言。我们作为研究者，已经在误读很多东西，文本呈现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如果用“他者”的话，我们是在还原一个“他者”，还是去建构一个“他者”，其实是研究者通过我们的文本呈现是我们的自我建构。
有两个问题，问题一是跟中国的文字传统是有关的，对于深度访谈这个方法我们能否用我们现在固有的方法程序去做。第二个我们一般认为，通过访谈我们来读解意义，这个读解意义其实跟文学很像。文学需要想象力，但社会学的想象，其实是试图开辟一条与涂尔干不一样的道路，但是这条道路是不是走得通可能还是个问题。因为这个意义对于每个人都不一样。这就谈到了柏拉图关于行动者的社会网络，例如“人”、“枪”，“枪手”的不同意义。我们访谈的时候，我们在解读对方，看我们写的东西的时候，人们在解读我们，这个产生了放大。所以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否可以达到当初想要做的读解意义？或许这是艰难的，我觉得读解意义，是个痛苦的过程。与其如此，我更愿意去探讨机制，内部机制，产生这个现象的内部机制是什么？我们总是在逼近意义。贺老师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思考空间。讨论想象力的时候，是去解读意义，还是去探讨内部机制，作用?社会学和教育社会学的想象力具有很大的一致性，不同点在于对象不同。教育学的想象力在于如何改变，教育社会学和社会学的更多的在寻求意义或者机制的理解。
丁钢教授：20世纪的语言学在西方，就文本解读来说，的确影响很大。不像中国，中国是“文以载道”的方式，而他们对文本的解读是自由的，这种自由从想象来说，加入了很多读者和研究者自己的想象在里面。所以这种传统跟我们很不一样。我们没有严格的语用学，语义学的传统，所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中国，到今天依然是陌生的。中国现在理论的话语依然造不出如结构主义的话语系统。反过来，恰恰因为这个的缺乏，我们是不是要去套用它呢？如果我们去套用它，我们至少比他们落后五十年不止，可能是一个世纪都不止。但是中国这么长的历史，它的表达方式并不完全这样，所以有可能，我们能从当中有自己的话语体系。这跟我们的文字的传统，是否有不一样的语用系统，在这些现象背后追索它后面的东西，最难的是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国的文化入手，到可能真的有发现一些东西，实际上，比如道家在这方面比较擅长，去建构我们的话语体系。我们在21世纪是不是要重蹈他们20世纪的路，这对于我们是个挑战。中国人的学术传统并不是后发。我们有两套语言系统，跟他们不一样。我最感兴趣的是今天的例子是非常典型的中国例子，可以深入进行挖掘。今天我尤其非常感兴趣的是把情感因素放进去，哲学缺乏情感，当教育学往哲学上靠的时候，也就少了情感，抽象的文章。现在质性研究让我们有了靠近情感的可能。其实没有一样是没有情感的东西，即使科学，也不是没有情感的东西。这个问题就是这种因素如何放到我们的研究当中，今天贺老师讲的非常有启发，不管是周勇的“忧伤”“愤怒”还是你的“痛苦”，反正都是情感的东西。其实从哪里出发都无所谓，关键是实际的人文学科它注定是有情感的，就从学术来说，它都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这个是非常大的启发。我们现在的教育哲学已经没有情感了，其实中国哲学原先是非常鲜活的，具有灵性，极具想象力。
在交流环节，几位老师还讨论了音乐、美术作品的表达方式，如何更加多样多元地表达意义，是否有更宽阔的学术思想的表达方式，老师们还与在场同学从建筑空间上面讨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下午4：30左右，学术沙龙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