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文化与中国现代性
主讲人：四川大学历史学系 王东杰教授
2014年12月19日下午2点，四川大学历史学教授王东杰应邀来到教育高等研究院做了一期题为“声音文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学术沙龙。本次沙龙由周勇教授主持，高研院院长丁钢教授以及教育高等研究院的其他师生也参加沙龙。
周勇教授首先对王东杰教授作了个简要介绍。王东杰教授是四川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他主要是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学术思想文化、社会史、教育史。研究内容主要是涉及大学的国际化进程，主要是四川大学的，还有近现代的思想社会变迁，在微观层面上，研究民国时期的学生文化，尤其关注女生的日常生活，情感体验。
讲座内容：
王东杰教授：这个题目跟我上一个课题是有关系的，我刚刚结束的一个课题是讨论中国现代的国语运动和文字改革的，在讨论过程中就发现从1890年代开始，中国文化里有一组以声音为载体的文化现象开始凸显出来，这是从学术上看我研究这个题目的一个缘起。第二个跟现实生活中有关，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安静，所以经常被街上跳舞的老太太的声音所干扰，就观察到我们中国社会越来越喧闹。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1927年鲁迅先生在香港的一个演讲——《无声的中国》，说传统的中国是无声的，我们要建设一个“有声”的中国。他讲的 “无声的”指的是以文言文为载体的文化，“有声的”指的是以白话文为载体的文化。这个例子向我们展现出来，“声音”大概是我们了解中国现代文化与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国外的几个有关声音文化与现代性的重要理论：
第一个是加拿大的作曲家玛丽·谢尔弗（R. Murray Schafer）的《声音景观》。从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声音景观就在发生变化。谢尔弗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声音景观，一种是高保真的，一种是低保真的。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全球的声音都有一种从高保真到低保真的加速度的嬗变过程。
第二种看法是一个德国的思想家Max Picard的一本书叫做《沉默的世界》。他说在现代社会，声音已经覆盖了人的全部感觉，以致于我们没有办法回归沉默。任何时候我们说出来的一段话，都会在其他噪音中被埋没，被终结。这个导致“运动”成为一种幻觉化，例如：我们走过一条街道，大家收音机全部打开，你会听到整条街其实都是连续的在放一个节目，所以这样导致“运动”被虚幻化——你好像根本没有动一样。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就在这样一个噪杂的世界里面被取消了。而另外一个现象又导致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只存在于广播的噪音中。一个事件发生了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被“广播”了，广播了它才得以成为一个事件。这个看法可能在20世纪上半期还比较重要，因为他有关声音的载体主要指无线电播音。
第三种是麦克鲁汉的，他认为声音传媒，造成我们再度部落化，全球就好像一个地球村的感觉。
第四个是美国的社会学家，叫做沃尔德·翁。他说世界的文化发展基本上是从声音文化、口头文化向文字文化过渡的过程。文字被发明创造出来了以后，特别是当我们学会认字以后，我们的思维就被文字所内化。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思维方式都是文字式的（但不是有意识的，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我们内在的一部分）。到了20世纪以后，由于声音传媒发明出来，产生了“二度声音文化”，就像广播、电视、电影等等，声音的文化地位再次开始上升，但是它已经跟早期的没有文字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第五种是加拿大的一位学者Glenn Gould，他说我们要区分两种声音系统，一种声音系统是同步收讯型，以广播为代表；第二种是记录编辑的系统，主要是录音，一旦录好了之后，可以不断地对它进行编辑再加工。
麦克鲁汉和沃尔德·翁有类似的地方，他们都是从社会角度来入手的。对中国来说，可能更重要的现象其实是政治方面的现象。20世纪中国，政治和社会转型，都跟声音密切地搅缠在一块。
声音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兴起
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组以声音为载体的现象，大概可以分为六种现象。
第一种声音文化是用口头传播的文化，包括了国语、演讲、辩论、话剧、口号、朗诵、合唱，这些形式基本上都是在20世纪中国才出现的现象。之前有一些类似的东西，比如演说有点类似过去的宣讲，但是它的源头是不同的。
第二种现象是“说话”这种行为的道德地位的提升。按照中国传统过去的文化等级制的价值，“能说会道”不是一个好的、正面的表述。但是在1890年以后，在面对像外交这样一些场合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觉得说话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了。过去说“有德”和“有言”的关系：“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现在大家觉得能说话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道德意义的事情（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在19世纪90年代出现很多有关这些方面的议论。它导致说话技术开始成为大家特别关注的事情，要通过特殊渠道来训练。说话技术，首先要对言说方式来进行划分。这里面其实是国语和方言的区分。陈独秀大概在1903年的时候化名写过一篇文章提倡国语，这个思想后来也通过实际的教育系统来落实，民国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小学的课堂里面有“话法”，就是说话法这样一个科目。所有的说话技巧里面最重要的其实是演讲、演说。有关演讲技术性的文献在20世纪初出现了，秋瑾在1904年的时候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来讨论我们到底怎样来演说。在报刊上出现大量的对于当时人各种各样演说的评价。简单的来说有几种要求，一种是对声音本身的要求，第一条就是要声音洪亮。此外，还要清晰明澈，声音要有变化。另外，演说不光有说，还要有演的成分。所以潘光旦说：演说演说，大抵说的内容不关宏旨，重要的是“演”，说的道理未必能够折服人，而演的姿态动作一定要有煽惑力。而且在这个过程里边还要注重听众的互动。听众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他们实际上也主动参与了声音文化的形构的过程中。
第三个表现就是声音文化在书面上、文字上的体现，就是“言文一致”，文字被要求来书写声音、书写语言。根据现代人的看法，最能传达声音本来面貌的文章就是好文章，传达声音的文字就是好文字，后者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汉字拼音化。从19世纪晚期开始，就有很多人投入到废除汉字再制造汉语的拼音文字这样一个工作里面。一直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电脑技术的采用，五笔、王码这样一些汉字输入技术的发明，废汉字的思潮才逐渐消沉。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思潮？有一个语言学理论认为，文字其实只是语言的代替，人类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所以文字的任务就是书写语言。那象形文字就无法很好地承担书写声音这样一个任务。拼音文字是能直接书写声音的，所以拼音文字就更高级，更先进，而象形文字更落后。白话文也是以“言文一致”为目标的书面文化的演进。还有就是“速记”、我们现在使用的汉语拼音和早期的注音符号，以及标点符号——标点符号有一个功能就是用来表达语气的。
第四种，表现在学术界。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对口头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和整理。包括戏曲改良和民谣的调查与整理、方言的调查与整理，乃至近些年兴起的口述史等等，都是学术界对口头文化传统的关注。
第五种表现就是音响设施的普及，包括了电话、留声机、无线电、麦克风、电影、电视等等这样一些对象。
第六种是：声音变成了一种被频繁使用的意象。20世纪的中国的书写跟以前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大规模、频繁的使用这种声音的意象。
我举三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鲁迅1927年的演讲。他说，中国是无声的，在中国的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但过去的声音是等于零的。人是有的，但是没有声音，没有声音就寂寞的很，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有声的中国。第二个是傅斯年。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期，傅斯年曾经给鲁迅写过一封信。他说我们其实是学生，求学时代不去念书而在这里大叫特叫，实在是对不起自己，但是现在的中国实在是寂寞得没有人叫，别人不肯叫只有我们叫一叫，把大家都叫醒了，有人大叫就是我们的功劳。有人说我们是夜猫子，其实夜猫子也是挺好的，晚上别的叫声都沉静了，乐得有它叫叫，解解寂寞。况且夜猫可以叫醒公鸡，公鸡可以叫明了天，天明了就好了。他在这里面使用了一连串的呼叫，各种各样声音的符号。1919年又过了30年，1949年，冯雪峰在一篇回忆朱自清的文章里面写了以下一段话：我们在朱先生这里同样听到了时代奔腾的声响和历史前进的轮子的声音，在大队兵马的驰骋里，我们固然听不到时代飞跑的声音，但听到背着包袱一步一步的徒步跋涉的人们吃力的脚步声里，也听得到历史在前进。他们是师生三代人，鲁迅、傅斯年、朱自清然后再到冯雪峰。这师生三代人里，声音这个意象不断在出现。这种声音的意向是跟大的历史转变是有关系的，都融入到了大的历史转折里边。
这些现象在中国兴起的原因：
第一点，就是跟文化竞争、西方文化的示范作用有关。西方文化对于声音的关注从来比我们要早。中国文化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前，是由文字为中心集结起来的文化，所以很多人说中国是文字国，不识字的人也是跟文字生活在一块的。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里说“文字下乡”之类的，容易让人产生一个误解，就是在文字下乡之前，乡下没有文字。这其实是错的。中国人从来都是跟文字生活在一块的。整个文化是以文字为核心来构成的。可是西方文化不一样，从古希腊开始演说就是最重要的一种政治活动，从里面发展出来了修辞学、逻辑学、文法学。所以到现在西洋人的口头表达能力都比我们要强。当中国20世纪初开始向西方学习的时候，接受了这样一个示范。
第二个可能跟社会背景有关系。近代出现了新型的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资讯传播工具。还有一些新兴的社会职业出来，比如说律师、教师等等，他们出来以后会营造一些新型的社交环境，而这些社交环境大部分必须要由口头环境来承担。
第三个原因就是新兴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设施的出现。政治设施包括了外交、各种各样的会议和集会。19世纪的人们几乎还不太会知道会议是怎么回事，有的只是雅集、聊天，没有开会，大家不知道什么叫做“开会”。法庭也是新兴的设施。在这些新型政治设施里面，口头文化都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它跟我们的政治转型是有关的。1905年清政府派5个大臣出国考察立宪。当时马相伯在震旦公学就立刻感觉到政治要改变了。他就发布了一个章程，叫做《演说规则》，要求学生每个星期六的下午要开演说会，校长、教员、职员同台演说。他很明确地说，这是为了使学生适应一个新的时代集会众多这样一个需求。此后中央政府、地方自治都有聚集会议之事，都是需要演讲的。
第四点是思想上的。现代政治在理论上说是民主政治。从清末开始，“民权”、“国民”这些观念出来了，民众在公共言论中日趋中心化。它被视为国家主权的承载者、所有者，同时也是政治的参与者。这就需要对他们进行言说的训练。同时他也是政治竞争各方要争取的对象、要动员的对象，与他们交流，声音比文字更重要。
声音文化在政治和学术这两个领域所产生的影响
在近代，政治是言说行为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公共生活中，声音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有意识的组织起来，为社会改造服务。它的实质当然是动员群众。群众经过这种声音文化的动员后，就可能被转化成一种行动力量。所以声音文化是一种转换机制或者说是一种催生机制。
那它产生什么影响呢？一个就是对政治人物的超凡魅力的塑造。政治人物一定要有chrisma（领袖魅力），但怎么来营建chrisma，有不同的方式。根据20世纪的政治理论，人民才是主权的所有者，政治人物必须要被人民看到，所以他们要直接面对人民。就营造超凡魅力人物来说，声音文化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塑造力量。在现代政治人物的传记里，有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对他们演说风度的描写。例如黄季陆写孙中山，用了400个字来描述孙中山的演讲，成为建构孙中山形象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在现代政治里面，常常是多种媒体的声音文化共同使用，比如说很多场合都会用到留声机。很多卖东西的都会利用留声机，好招徕顾客。政治人物，特别是搞演讲的，最早做演讲的时候，为了招徕听众也要放一段留声机。后来越来越多的媒体开始介入到，比如说速写、速记等等。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集会中，如果没有声音的参与，即使是贴着标语和画着彩旗，但是没有口号、没有歌声，也无法使整个气氛煽动起来，多媒体的使用调动了群众的参与感。口号就是很重要的动员手段。1939年刘少奇在新四军的一次讲话中，邓子恢就专门负责调动群众参与——喊口号，“口号穿插在少奇同志讲演的各个角落中，全场从头到尾都充满着兴奋、严肃的空气”。群众不是被动的听众，他必须参与其中，成为声音文化的一部分和制造者，才会变成革命的力量。
学术的声音转向
什么叫做学术的声音转向？体现在文字的声音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是围绕着文字和文章建立起来的，使得中国的读书人长期养成了一种视觉型的认知习惯，我们长期认为声音文化是夷狄所擅长的东西。近代对此有一个彻底的转换，文化的核心秩序开始以声音为中心集结，文字从具象向拟声转变，这是很大的变化。语言文字观念的变化，就意味着整个知识世界的改观，所以和这种文字拼音化思潮的兴起同步，近代的知识场域开始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学科的版图被重新划分，新的研究工具和技术大量采用，知识的探究取向、知识产品的类型、知识的组织图示、知识的利用手段，都与传统发生了断裂，而这些都跟声音文化有关系。
学科版图的重新划分主要是在语言学里面表现出来的。我们中国过去所说的“小学”，主要是训诂和文字学、音韵学，可它的音韵学还是以文字为中心的。但在20世纪我们开始把这门学科叫做语言学，文字学现在是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像过去恰好相反，音韵学是从属于文字的。这个学科要研究活生生的语言，声音不但成为独立的研究单位，还成为了独立的研究目的，。学术版图的改变在语言文字学看的特别清楚。
知识判断标准的改变也是跟声音连在一块的，20世纪大部分中国人广泛接受的舆论认为知识必须合乎逻辑，而逻辑一定是普遍的、客观的、必然的。口头表述能力得到高度重视的一个原因，是它被认为改变中国人过去的思维不讲究逻辑这一现象的特效药。1909年的时候就有人建议在小学教育里添入“话法”，他的理由就是说只言片语都有“论理学”在其中；要培养有逻辑的习惯，就要从培养有逻辑的说话开始。
还有，就是知识的呈现方式，文言文、白话文，这些问题都和知识的呈现有关，过去的很多研究对此都讲得很清楚。许地山曾经说过：为什么一定要用拼音文字呢？因为这是知识爆炸的结果。文字的功用就是记事，文化程度越高，无法用形象表达出来的抽象的概念就越多，汉字是象形的，对这些概念无从表达，只有用拼音字才可以。
然后就是知识的传播场合——课堂。中国过去当老师，“讲”不是最重要的手段，但在现代课堂里面不一样了，老师站在课堂一定得“讲”，否则课堂没有办法维持下去。现在的教师基本是把口头表述作为主要职业，作为知识传播的主要途径，讲课是我们的主业，所以“教学法”这些东西就出来了。教学法一定包含了“口头表达”的内容。课题这种媒介趋向于口头化与声音化，改变了知识的组织图式，例如中国学术著作体例就有变化。过去用篇目、札记等等，可是现在被章节体取代了，一个很严谨的结构。原因是它要适应讲台这样一个情境。这就必须打破一些知识原来的组织单位。过去中国人的知识组织方式很多时候是以书为中心的，以书为研究单位，很难“讲”，所以要打破它，拆散它，把它变成“知识点”。这样才能把它重新组织起来，以学科为线索，从初步到高阶，从整体到细节，从一个主题到另外一个主题，逐步展开，以适应用学时、学期、学年这样一种线性时间单位和学科这样一种知识分类体系来组成的学制系统。
最后，体现在知识的利用，就是检索方面。中国传统的检索手段依靠的是书目、类书、词典，它们的线索要么就是用分类（天部、地部、神部、人部等，有一些就很难归类），要不就是用“音韵”——这个东西对没有掌握的人完全就是天书。所以，中国过去的检索手段确实是比较麻烦的。可是到了20年代，中国发生了一场检索革命，最重要的就是把采用声音作检索手段，采用拼音字母的顺序为线索。
因此，从知识版图的构成一直到知识的利用，我们的现代学术都深受声音文化的影响，极大的改变了中国现代知识的组织形式。
刚才我讲了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方面，一是学术方面。下面简略的来谈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初步的思考。
声音是有组织的被利用起来进行社会改造的手段，我的想法是把声音文化放在近代社会的整体变动里边看。它是近代社会整体变动的一个表征。现代社会比过去更多的依赖于声音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化的手段，从聚集人气到政治动员都需要声音；无论是革命者还是被革命者，声音都显得那么的重要。
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声音成为一个制度化的教育问题，从学校里的“话法”到白话文，都是对我们声音进行制度化矫正的方式，声音文化也因此构成社会再生产的力量，我们要区分正确的声音和不正确的声音，通过教育被传下来。
第三点，声音文化之所以在政治中被广泛使用是跟人民这个概念分不开的。群众的力量被现代的政治家认识到了，而且有意识的来利用它。从声音到政治行动，中间的环节就是感情。通过声音，政治唤起了群众的共鸣，这种共鸣自然产生一种集体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就可以被转化为一种能量，一种气势，我们今天用一个词叫做“声势”。民主政治是很容易沦为动员政治的，而且我们要注意到多媒体在这里的使用，它造成的声音变成了一种“交响”，而“交响”需要被有组织地管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很大的一种差异是组织化程度的不同，严复说洋人之所以厉害是他们能“合群”，就是说组织化。运用多种声音的媒体在其中的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值得思考。
第四点，我们再回到刚才引用的三段话里面。鲁迅说“没有声音，寂寞得很”。傅斯年那时候讲的也是类似的意思，他们用的是一样的意象，有两个共同点：第一，这里的声音都是个人的声音，属于少数人，属于个人，尽管说的是“我们”，但还是个人的方式。第二，他们喜欢的声音都是自然的，不管是人声（呐喊）还是夜猫子，还是公鸡叫，都是来自自然的声音。可是到了1949年就不一样：时代奔腾的声响，已经不再是个人的了，而变成时代的声响，变成历史轮子的声响。历史车轮滚滚、时代飞跑的声音，都已经不再是个人的，而是机械化的，是时代性的。在这里面也存在人的声音，但这是消极的声音：背着包袱的人们的一步一步跋涉的吃力的脚步声。这其实是不理想的，只是权且可以容忍的声音。那么在这30年里面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这种声音出现如此的改变呢？冯雪峰这个描述绝对不是特例。“时代的声音”、“车轮滚滚”，是四十年代常见的意象。个人的声音被集体的声音替代，自然的声音被机械的声音替代，这个过程跟中国社会的工业化程度、社会组织化程度，尤其跟政治有关，也和历史观有关。这段话里其实暗含着一个永远向前的、没有任何人能够抵挡的历史发展的观点，它把所有的人都迅速地推进历史里面去，无法抵挡。所以在这里，中国人的整个历史观发生了深刻的转变。集体的声音和机械的声音，直接带来无形的压力，个体在其中日趋消灭。
第五点就是它构成一种参与的强迫性。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有一个特点是泛政治化，它导致的结果就是，社会在复制国家政治。民间不一定代表着对权力的反抗，它更多时候是对权力的复制。视觉可以选择，但声音是有强迫性的，你不听也得听，所以它对个人的独立性是很强的压迫。它总爱跟集体主义的政治运动连在一起，整个社会中都弥漫着强迫性的参与。
第六，它使得社会政治的表演化成分加重。政治本身一定是有表演成分的，但现代政治的表演化越来越强。声音在这里就不只是声音了，它好像成为一种感官的按钮，按下去之后所有的感官都被调动起来了，然后你也就怦然心动，激情勃发。声音在这里激活了我们全部的感官。
还有一个是声音文化最有利于面对面的交流，它首先发生在面对面的场合，要求对方有要一个即时性的反应，而且基本是一次性的。这就使得听者的反应要特别快，这很容易造成煽动性。这恐怕也是导致中国现代思想激进化的一个动因。面对面交流强化了言语的煽动化性，也使得文辞的夸饰性特别强，尤其是排比句的大量使用。用这种夸饰性的修辞才能去打动听众。思想不重要，表演才重要。面对面的文化对即时性回馈的注重，导致听者主动投入的情绪特别强。
与政治情形相比，声音在知识领域的表现看起来不太一样。但它们背后其实是有共同的途径的，都跟“人民”概念的正面化有关。知识和文化一定要用口头来表达，就是为了让人民听得懂，以把人民集结成一个团体。口语交流使人实现群体的团结，而书写和阅读是孤零零的个人活动，使人的心智回归自身。和人民的概念直接相关的是“公开性”，“公开性”意味着与个人无关，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它在政治和知识这两个领域都同样表现出来。1924年，恽代英有一篇文章，批判泰戈尔信奉的那些“神”的概念，说它们都是不能够用言语去说明的，是玄学。科学是能够说出来的，玄学是缄默、沉默的、无语的。所以在恽代英这里，知识或者科学跟玄学，分别是由言语跟缄默来代表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民主和科学这两个口号同时可以提出来，其实有它们内在的同构性。
另外一点由知识和政治共享的观点是去语境化。在二十世纪上半时期，大家都认为声音是没有形象的，所以它特别容易对知识加以抽象化。根据知识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的话，为什么知识会越来越抽象呢？是因为社会群体日益混杂，社会越来越大，群众成为社会的主体。知识的去语境化和声音造成的即时性之间是有关系的，因为从声音的自然属性来讲，它需要一定的空间距离，与特定的空间联系在一起，而现代声音的传播是连续在一块的，混合成了一个整体，我们很难区分不同的空间，它不具有场面性，传统的、自然的声音的区分度在现代声音里是没有的，所以造成了同质化的空间，而这恰好是现代政治所需要的。
最后的一个表现是它的当代取向。因为声音只能够在时间中存在，所以在近代中国，这种特性就被赋予了很正面的含义，它被认为是当代的。在胡适这些人看来，“当代的”即意味着变迁的、活的、进步的，跟科学是一样的。根据胡适的看法：科学的理念是假设，科学的定律是可以改变的。
这样的现象重新启示我们去思考在中国文化里面“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转型。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具有越来越强的声音化的取向，这和西方文化恰好走了一个相悖的道路。根据大多数人的看法，西方文化有一个从声音文化到文字文化的转换，但它们的文字是拼音文字，在我们看来仍然是以声音载体的,这造成了很不同的文化取径。中国传统文化以文字为重，不得不启发我们去思考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比如说它与精英取向是有关的，与个体性是有关系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化最基本的东西其实带有很强的个体性的，我觉得没有办法用集体主义来描述它。集体主义其实到二十世纪才出现在中国，那之前，中国人生活在一个群体里边，但他们的取向并不是集体主义的取向，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去重新思考，可能会对传统文化的性质有一些新的想法。
王教授的讲座通过声音文化这一独特视角让大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重新的认识，也带来了新的思路。随后，周勇教授，丁钢教授，及在场师生与王教授围绕声音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进行热烈的讨论。
下午4：30，沙龙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