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9日下午，教育高等研究院第13期“教育文化与社会研究”学术沙龙，在中山北路校区理科大楼举行。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王文智以“多重记忆：美国课程史研究图景”为题与参与沙龙的老师和同学们分享了他对美国课程史研究的理解。沙龙由教育高等研究院胡乐野老师主持，教育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周勇教授、教育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李梅博士，以及来自教育系和课程系多个专业的老师和同学也参加了本次沙龙。

王文智首先介绍了美国课程史研究在国内逐渐受到关注的缘由。一是我国的课程研究多年来因较多地借鉴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课程理论，而被人批评为“简单移植”、“食洋不化”、“水土不服”。美国课程史可以帮我们了解孕育出这些课程理论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生态，从而认清在理论迁移到新的环境时是什么因素制约了其效用的发挥。二是了解美国课程史学，可以为本国开展课程史研究提供借鉴。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理论探索和实践推进之后，已经进入反思、调适并进一步深化的阶段。如何理解和评价发生在特定历史时空内课程活动的意义，如何整理和利用历次课程改革的经验教训，如何发掘和继承我国既有的课程思想资源和制度遗产，如何考察和认识我国现代课程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得失，要回答这些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就要先来思考“如何开展课程史研究”。相比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课程史研究，美国课程史学历经四十余年发展已经有了比较厚重的学术积累，回顾和分析美国课程史研究的发展历程能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提供宝贵的经验。

据王文智的观察，过去四十余年中，美国学者积极吸收教育史学和史学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追逐学术潮流，不断提出新的研究问题，使课程史成为了一种独特的课程探究方式。在美国课程史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过多种不同的研究取向。每一研究取向或范式的形成，都伴随着一批标志性的范例作品的出现，它们在当时或后来经常被引用或参照，具备典范意义和“聚合”作用，其他作品与范例作品之间在理论预设、材料选取和叙事方式等方面存在共同特点。因此他选择通过范例作品的考察来把握这一学术领域的演变。

美国课程史研究在1960和1970年代逐渐成为课程研究当中一个独立的分支领域，这与当时课程学界遭遇的专业危机有着密切的联系。早期的课程史学围绕着课程学术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展开研究，希望通过回顾课程领域发展的历史，帮助课程工作者重拾专业信念。课程史研究协会的建立者坦纳夫妇（Tanner, D&Tanner ,L），站在教育工作者的立场上描绘了美国课程思想的进步历程，指出外在政治力量的干预是导致课程实践屡屡丢弃专业积累，以及课程改革出现“钟摆”现象的原因。他们尝试整理课程领域中已有的成果，以便后来的研究者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针对本领域的核心问题开展思考，推动课程领域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快速发展。而克利巴德（Kliebard, H.）等人则揭示了美国课程思想的多样性，通过刻画不同学术团体间的思想冲突来解释课程演变的历程，并在历史的情境中认识早期课程研究的局限性，借此寻找突破和超越的可能，把课程史研究当作课程理论重建的基础。

当学校科目史和课程历史案例研究在美国兴起时，课程研究者展现出的是完全不同的精神气质。经历了所谓“概念重建”的课程领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自信，学者们急切地开拓着新的研究疆域。批判性的课程研究指出，课程不是既定的也不是天然的，它有自己的历史，现实中的种种不公都可以在历史中寻得源头。要支撑这样的观点，就需要把课程知识获取现有地位的历史过程发掘和展示出来。于是，课程史研究不再满足于考察文件、报告、著作和论文等文本反映的课程认识，还希望了解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学校里究竟教了什么，又为什么教这些内容。既然将课程看作一个社会冲突的竞技场，那就应该借助历史研究将不同集团在其中的行为模式描画清楚。课程社会史的应运而生，顺应的是课程研究深化的需要，此时课程历史研究本身成了一种课程研究路径，而不再仅仅是一种寻找研究方向的努力。富兰克林（Franklin, B.）等人通过历史个案研究描绘了地方层面具体的课程运作，以求把意识形态对课程实践的作用机制解释清楚；另一些受古德森（Goodson, I.）影响的美国学者则开展科目史研究，描述学校科目在特定时空场域中的历史形成，揭示学界、工商业和政界的不同社会力量如何相互斗争以求将代表自身利益的知识合法化。这些课程史学者在使用政治学、社会学理论解读课程历史的同时，亦利用课程史研究检验和修正关于课程的各种社会科学理论。

“后概念重建时期”的课程史研究受到语言学转向的影响，认识到语言本身对课程历史书写的限制作用，开始对课程史学的叙述方式进行深入反思，同时研究者也继承了之前的课程史学的政治关切和批判取向。波普科维茨（Popkewitz, T.）学派依循福柯式的历史研究路径，反思当前课程理论和实践中使用的话语如何历史地形成，揭示其背后的权力意蕴。而亨德里（Hendry, P.）等人发掘了女性和少数族裔的课程历史，揭示这些边缘人群是如何成为“他者”而被排斥的，思考课程史研究该如何处理性别和种族等关于“差异”的主题。

王文智认为，这是一个研究话语不断丰富的过程，也是一个新的声音不断加入到历史叙事中来的过程。他在考察课程史研究中的范例作品在理论预设、研究主题、叙事话语和书写方式等方面的差别的同时，将其置于美国课程理论、教育史学乃至史学研究的整体学术络脉中进行把握，最后从三个维度分析了美国课程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即从关注思想史转向社会史而后又转向“新文化史”；从反对“理论污染”、努力还原事实的“重构史学”，转向使用社会科学理论工具的“建构史学”，再转向清醒地认识自身历史书写的认知局限和叙述本质的“解构史学”；从关注单一主体转向多元主体，而后再转向将“主体”本身也作为历史的建构物进行反思。王文智博士结合修正教育史学、概念重建运动、知识社会学、新文化史等学术潮流，对“从还原到解构，从中心到边缘、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重心转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解读，以尝试理解课程史研究话语发生转变的内在逻辑和理路。

周勇教授认为王文智博士对美国课程史的研究面貌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基础研究工作做得已经比较扎实了。在美国，倡导开展课程史研究的很多是年长的课程学者，而在中国，则主要是包括王博士在内一批年轻的课程研究者在集中关注课程史研究，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学术现象。这些年轻人表现出的较高的学术趣味令他感到欣赏和欣慰。至于如何进一步深化这方面的研究，周老师给出了两点建议。首先，在研究的视野需要进一步拓展，除了课程学者的课程史研究作品之外，在新文化史和社会史旗帜下展开工作的历史学者也有不少涉及学校教育的研究。其中不少都非常经常，从生活和生命的层面上去考虑问题，去关注活的课程和教学，值得重视。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应该有所突破。不应陷在对文本本身的解读之中，而要尝试跳出来。把每一种课程史研究都作为一次行动来理解，作为个体独特的写作实践来看待，如此就有可能摆脱旧的思想史学术史的考察路径。

高等教育研究所的李梅老师也对王文智博士的研究表示了赞赏和鼓励。她认为中国的“新课程改革”已经推进了十年有余，如何去反思和评价这次课程改革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而各种美国课程理论在什么历史情境下生发，又在什么时间节点被引入到中国来，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得到传播和运用的，这都非常值得考察的问题。

外国教育史专业的博士生朱志军认为王文智博士的这一研究除了充分地占有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发掘了许多以往国内关注较少的美国课程史资料外，在对作品进行解读时使用的理论视角也很有新意。朱志军还同周老师和王博士围绕课程史作为一个独力的研究领域究竟是何时建立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在沙龙的最后，胡乐野老师代表教育高等研究院院长丁钢教授向这次沙龙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丁教授和教育高等研究院的老师们希望将教育文化与社会研究沙龙办成一个开放的学术交流平台，期待将来有更多的青年研究者通过这个系列沙龙活动，与教育高等研究院的师生和校内外的众多听众分享他们的研究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