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勇：很高兴，贺晓星教授又来到我们高研院，简单地做一个介绍。贺老师是社会学界的知名学者，但在教育学界也做了很多事情，赢得了许多认可，尤其在教育社会学领域。但是今天下午他又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高研院的兼职教授，每年都会来给我们上一堂课，贡献他最新的思考、研究。每次带来的题目都是一个新题目。贺老师的视野是跨了很多学科，现在又涉及到了文学，包括日本文学这一块。我们就欢迎贺老师。
导言：何谓文化？何谓残疾？
贺晓星：丁老师、周老师、各位同学，确实非常荣幸有机会和大家交流。今天给大家讲的是“教育与文化——曼布利诺头盔及其后”。这个研究不是一个新的研究，已经做了很长时间，这个文章已经发出来了，如果问我自己最得意的代表作，我想是这篇文章。这个题目是做聋人研究的，我的研究关注焦点是弱势群体，这个概念很大，虽然含义很多，我主要做聋人的境遇与如何摆脱。聋人群体，大家应该多多少少有所了解，实际这个群体是弱势群体中一个很特殊的群体，是属于残联管的，残疾人在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属于比较弱势的，由于是残疾人，所以我们会考虑如何帮他们走出弱势群体的困境。但是，聋人在残疾人中非常特殊。我们先看一段视频，有一个相对感性的体验。
（观看视频）
讲的故事大家应该看懂了，讲一个聋人孩子去正常的学校上学，第一天他的所见所闻和感想。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讲故事的这个人是聋人吗？聋人和其他残疾人不一样，从外表看是看不出来的，不打手语的话是完全看不出来的，但是其实我们所谓的有些正常人也打手语。视频中的所谓正常人，他的父母是聋人，所以他会手语，他在讲述聋人的故事。这个群体正因为有这个特点，所以很容易掉出我们的关注视线。当我们看到一个肢体障碍的残疾人、盲人在过马路，看到这种情况，我们会立马产生一种同情心上去帮助他，但是聋人看不出来，过马路貌似没有问题，生活看似也没有问题，所以想不到这个群体需要我们的帮助。所以聋人这个群体在残疾人中是属于被关注比较少的。
第二，视频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讲了聋人的孩子去上正常学校，第一天，他觉得自己很不幸，为什么被分到了一个残疾人的学校，他觉得他很正常。这个也很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如何定义所谓的“正常”所谓的“残疾”，如何定义聋人就是所谓的“残疾人”，我们就是所谓的“正常人”。换个说法，就像那个小孩看到的，他认为自己是正常的，你们是残疾的，这种可能存在不存在？在社会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社会建构”，提倡把什么东西都看作社会建构。凭什么说，聋人是一种社会的产物，或者我们说正常人是一种社会的建构、社会的产物。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我当时在南大上课的时候放给同学看，同时也有聋人在场。视频中的手语是美国手语，我问在场的聋人，如果不看字幕是可以看得懂吗？他说，连蒙带猜可以看懂一半。这让我很震撼的，换到我们，如果你不懂英语，一个美国人来讲，应该是什么听不懂的。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语言到底是什么样的语言。
一、缘起：爱德基金会与聋人犯罪
怎么去认识聋，或者残疾是一种社会建构，以及认识了以后我们怎么去做才能帮他们提升社会地位。聋人的存在在十年以前还离我很远，虽然我知道有聋人，但是没有接触过。有一天，南大前面的汉口路有一个机构叫爱德基金会，是中国很有名的NGO组织，NGO组织总部一般会设在北京、上海。有一天，爱德基金会来找我，说有一个课题不知道我是否感兴趣。十年以前，聋人犯罪是一个很突出的社会现象，不断地有聋人犯罪的报道，他们也关注了很长时间，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他们请了教育学、心理学、法学、社会工作者等等来研究这个问题，但还是拿不出一个有效的政策建议。所以他们就想找一个搞社会学的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本来并不想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听到他们讲了一个现象，让我觉得，如果社会学不去参与聋人群体的研究和教育，那就相当于犯罪。他讲，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手语新闻，但是他们告诉我，实际上聋人是完全看不懂手语新闻的。这就让我很吃惊，在我的印象中，这一定是播给聋人看的。如果是播给聋人看而聋人看不懂，这意味着什么？他们讲完我就非常有兴趣，就想做做看这个研究。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所以就从感性方面的调查入手。调研过程就看到一些觉得值得探讨的问题，一个是和课堂观察有关，第二个和手语现象有关，第三个和聋人的地位有关，第四个与群体的文化与认知有关。第四个方面是可以串联在一起的，我来分别讲一下。
二、研究方法
课堂观察，我看到的主要是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的聋校，想研究一下聋人犯罪到底和教育有没有关系，有关系的话又是什么样的关系。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相对的犯罪率会高一些；如果社会地位比较高，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犯罪率会低一些。所以想看看这之间是否有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去了聋校调查，从方法上讲，最主要是访谈法，第二个是观察法。访谈对象主要是聋校里面的聋人老师，以及聋校里面的“听人老师”，就是正常人，但是不讲“正常人”，因为讲“正常人”是贴一个标签，所以一般就讲生理特点，“聋人”是有声音但听不见，那我们相对于聋人来说，有声音我们能够听见，这是我们的生理特点，所以叫“听人”。
还有一个很遗憾的，因为我以前也不做“聋人”，也没想到聋人教育是自己会关注的主题，以前学习比较旺盛的时候，也没有去学手语，后来想学，发现已经过了这个年龄了，学不会，所以放弃掉了。然后因为我不懂手语，确实是很缺憾的事情，所以做研究的时候带着翻译去，我尝试了两种方式。一种是带了个“听人”，他自己会手语，还有一种是聋人。带着听人去，做下来感觉呢，听人跟我沟通很容易，我想讲什么他很容易明白，然后翻译，至于翻译得好不好，对不对，以及对方的话他翻给我听的时候他是不是在里面加油添醋，我搞不清楚。第二个是带会说话的“聋人”翻译。他跟聋人沟通很畅通，但是他跟我表达的时候，我听起来有时候很难懂，我和他的沟通有点问题。有利有弊，最好自己会，但是我不会，这是没办法的事情。第二个呢，有时候去做研究找不到翻译，我就采用笔谈的方式，结果发现笔谈实际上是很痛苦的事情。要去做访谈，对方想讲的时候讲不出来，只能笔谈，就会变得很无聊。对方也好，我也好，会把一些很复杂的事情化作很简单的语言来表达，然后你记录的问题很简单。某种程度来说，我今天讲的这个研究是有先天不足的。先做个自我批评。但很遗憾，确实手语我学不会。
三、调查
（一）课堂观察：聋人与听人学生的差距
当然我想讲的是，我去做访谈的时候，一部分是聋人老师，还有一部是听人老师，听人老师和我就没有语言的问题了。我去课堂，课堂听课和课堂观察。课堂观察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什么呢？同样是四五年级的课程，这个聋校里学生学的数学和我们听人学校里学的内容上有很大的差距，那时候我去做访谈，我女儿大概是四年级的时候，我大概知道小学四年级学什么东西，我去了以后，听数学课，发现他们数学教的东西，在听人学校里，幼儿园就开始讲了。一个搞聋教育的人说，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就是学啊学，越学差距拉得越大，聋人也能上大学，但是聋人的大学和我们的大学相比，从知识层面，受的训练和内容来说，有很大差距。那么，当时我看到之后，当然也给我带来很大的震惊震撼。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还要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实际上，一堂数学课，四十五分钟，我们听人的数学课，四十五分钟，老师基本上都是在讲数学，三角函数，四则运算啦，他不会扯到很远很远，大学老师上课，可能会有二十分钟跟你海阔天空乱侃，小学老师不侃，小学老师主要是讲教学内容。但是聋校不是这样的，聋校讲教学内容的时间基本上一半这样，他花大量的时间在语音的矫正上。也就是说他上数学课，除了教你1+1=2，这个数学课很重要的目的还有要教你准确地把1+1=2这个发音学会，或者老师在上面讲1+1=2的时候，嘴巴动动，学生在下面看，要懂得他讲的内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这种能力要通过学校教育来培养，学校教育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这个上面。为什么？为什么很重要？道理一讲大家很能明白。
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教育界，不光是教育界，社会界，对聋人的看法是，聋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怎么帮他们摆脱这个群体困境呢？怎么帮他们提高社会地位呢？最好的办法，最简捷的办法是我把他的“病”看好，如果把他的“病”看好，聋人群体一定不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了。他是社会弱势群体因为他是残疾人，之所以他是残疾是因为他听不见。而“听”在我们这个社会非常重要。如果说一根银针扎下去就能把他扎好，那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丁老师一定知道，那时候有赤脚医生，有段时间宣传：一根银针下去，千年铁树开花。所谓的“千年铁树开花”，讲的是聋人，听不见，然后一根针扎下去，他能够听得见了，能够开口说话，传得神乎其神。但是很遗憾，这个问题现在医学上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复杂性，我一会再交待，总而言之我们现在一根银针扎下去，是扎不好的，或者给他吃片药，他是吃不好的。当然现在有一个技术手段，就是电子耳蜗手术，在这之前，是装助听器，助听器装上去之后，能够听见声音。电子耳蜗要做手术，装在大脑里，电子耳蜗装完之后，就像大家现在听课，老师讲课一样，能够听到真切的声音。从原理上讲，这个跟一根银针扎下去没什么区别，无非就是电子耳蜗贵一点，银针便宜一点。但实际上呢，这个电子耳蜗的效果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它不能彻底解决这个聋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彻底解决呢？这里头问题很复杂，总而言之，它解决不了，或者部分解决不了。然后呢，搞教育的和搞社会工作的，他们就在思考，医学上解决不了，那在教育学上有没有解决的可能性？聋人之所以为聋，之所以他是残疾人，很关键是他因为聋导致生活的不方便，工作的不方便。我们想，一个老板要雇一个人，他一般不愿意雇聋人，为什么，雇了个聋人之后他发现沟通不起来，他让你做个什么事情，听也听不懂，也不知道老板嘴巴一动说什么东西，他也做不好，他说一些什么东西，老板发现我也听不懂。那沟通的问题如果能解决掉，聋人的社会弱势群体问题大部分就解决了，那怎么解决呢，吃药也没用，打针也没用，装电子耳蜗好像也不是特别什么用。那就想如果进行语音训练，是不是可以解决？聋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生理特点，他是聋，但是他不哑。有一句话叫“十聋九哑”，十个聋人里面有九个是哑，但是这个哑不是因为他的发音器官有生理缺陷。聋是因为他的生理器官有缺陷，哑不是，他的发音器官好的很，跟我们一样，没什么区别。
但他为什么讲不出话呢？原因是聋人有一大半是先天聋，就是在娘胎里就是聋的，出来以后，他从来没有听到过声音，当一个人从来没有听到过声音，要跟他解释什么是声音，解释不来。对我们来说，什么叫声音很好理解（敲桌子），但是对聋人来说，他只看到你敲的动作，理解不到。如果要用语言来表达什么是声音，那个太抽象，理解不了。所以你要让从来没有听到声音的人开口说话，这个难度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你想象不出来，但是原理上讲，他的发音器官是好的。聋校的老师就想，他的发音器官是好的，不用白不用。虽然你跟他解释这个声音很难，很难解释，但是反复不断的重复训练，总能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声音。在这样一个教育理念下，就觉得他的好的器官不用白不用，就把上课的大量时间，花在了声音的反复训练上，认为他只要能够发出声音来，能够有一定的清晰度，那么沟通的一半问题就解决了。沟通还有另外一半问题，就是对方说什么你要能听得懂，听不见是听不见，你看应该能看得懂。嘴巴动动，一动你就知道对方在说什么，就是读唇的能力。读唇能力掌握了，发音能力掌握了，一个看，一个说，这两个关键解决了，聋人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为了让聋人从学校里面毕业能够找到工作，而且找到工作不被老板歧视，老板也很愿意用他，所谓的聋人融入社会，传统的聋教就在“听”，不是“听”，是“看”和“说”上面花了大量时间，这是这样的一套教育思想，教育原理。
我看到的聋人学习和我们的学习，差了很大的档次，这个引发了好多连带的问题。我在南大上课的时候，就问学生，你们在南大读书读了很久，为什么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聋的学生，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如果说一个聋人的学生想读南大，想考南大，有没有可能性，可能性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学生说，从来没有想过，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觉得这个现象值得他们去思考，值得他们去打问号。但实际上，确实，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不知道华东师大有没有聋人，聋人如果要上华东师大，有没有可能。我见过有一个聋人，他考上了武汉大学，而且考上的是武汉大学的中文系，本科，然后研究生和博士生读的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很厉害，这是聋人崇拜的对象。但是这个聋人有一个特点，一只耳朵全聋，另外一只耳朵有一点残余听力。虽然有一点残余的听力，但是非常了不起。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的父母是花费了多少心血，完全超过我们的想象，以及他的老师他周围的朋友，他自己又付出了多少。但是这样的案例在中国很少很少，大部分的聋人上不了复旦，上不了华师大，南大。他们能去的学校，他们只能考一些收聋人的学校，专门收聋人，但是那些大学在全国很少，而且他们能选择的专业很少，他们不能选择中文系，就算很喜欢中文也不行，也不能选社会学系，心理学系，特殊教育可能行，但是教育学可能不收。他们选的都是跟视觉有关系，像计算机，园艺，服装设计等这些专业。这是去调查看到的情况。
（二）手语新闻
第二个是“手语新闻”，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当时也访谈了很多老师，有聋人的，还有一些社会工作者。很多人讲到这个问题，有个老师写过一个文章，发在《中国特殊教育》上，题目叫“一种新的聋校课堂教学用语——大屏幕语言”（《中国特殊教育》2005年第5期），文章本身不是专门讲这个现象的，但文章中提到：“让学生（高中生）收看手语新闻，然后让他们把看到的内容写出来。大部分人连十分之一的内容都写不出来。个别人能支离破碎地写出几个人名，地名，不是因为他们看懂了手语，而是他们看懂了画面（对报道的人物、地点比较熟悉，或从报纸、文字上获得过片言只语的知识）”连蒙带猜，能够猜出一些。这个情况聋人里面很普遍，聋人大都是知道的，但是听人不知道，听人一看手语新闻，就觉得是放给聋人看的。
（三）聋教师地位
第三个看到的现象是，聋校，在我调查之前，我觉得它是很特殊的学校。特殊在于它的受教育对象很特殊，我去调查之前我觉得这个聋校里面应该是有聋人做老师的，当然如果全是聋人老师，这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应该有一定比例的是聋人在做老师，我抱着这样的观念去。调查以后发现，其实在中国，聋校里头，聋人做老师非常少。南京聋校是全国最大，最有名的聋校，也是最有历史，是第一所国立聋校，当时南京是国民党时代的首都，所以南京聋校是国民党时代办的最有影响的一个聋校，这个聋校是很有名的。这个学校很大，大概有120个老师，里头只有三个聋人老师，这三个聋人老师里面只有一个是正式的有教师资格、有编制的正式老师，另外两个都是没有编制的临时老师，现在都不在南京聋校了。为什么会这样，当时受访的没有编制的聋人老师跟我讲的一些话很有意思。临沂聋校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聋校，50个聋人老师当中，有三个聋人老师，都是有编制的。来看一下访谈材料。这个访谈访的是三位聋人（括号里面打了L的是聋人，J表示听人）。我说（通过翻译），听说你们学校只有三个聋人老师，为什么这么少？然后那个老师说：“三个老师当中有一个是正式老师，我和另外一个女老师都是临时的。这跟国家政策有关系，都被卡死了。我想加入教师行列，教育局不同意。体检的时候耳朵不行，不符合健康的标准。”我说：“你有学历问题吗？”他说：“学历没有问题。他就是健康不行，耳朵听不见。”那想想要如果以这个东西来卡聋人的话，那肯定被卡掉了，聋人的身份的前提就是他听不见，他才是聋人，那你要说“健康”的那个标准不行，当不成老师，那我估计没有一所学校能够录入聋人老师的。这是南京的例子，比较特殊一些。
实际上江苏省在聘聋人做的还是前列的，特别是苏州，扬州有些聋校走的比较前列，有聋人老师，当然也不多，但是他们有。然后聋人老师进来以后，我访谈他们校长，校长说，聋人老师与学生沟通很好。我在扬州听课，高中的老师讲数学，高等数学，内容应该是很难的，但是那些学生听的很明白，如果换一个听人老师来讲数学，发现讲的过程中，很多内容聋人听不懂，他也表达不清楚。所以有的学校开始录用、聘用聋人做老师，总的来说不多，但是有个这样的趋势。那么以健康为理由把教师卡在教师行列之外，这个做法是比较例外的，在全国来说不多的，很少见。全国的普遍做法是，他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把聋人教师卡在外面呢，他并不是说你耳朵听不见，说的是你普通话不行，你要做老师的话一定要通过普通话资格考试，考试通不过的话你就当不了老师。有些聋人即便他能讲话，他表达普通话的清晰程度和我们比起来也远远不如。很多发音很糊涂，让人搞不清楚。听上去的过程是一个比较难受的过程。聋人很少达到像我们讲话的这种程度。我只见过一位聋人讲话讲得跟我一样，这是在临沂农校见的。当时我是请那位聋人当翻译，因为一开始做的题目跟犯罪有关，我在临沂那边采访了几位犯罪聋人，需要请一位在他们圈子里很有地位的人当翻译，然后就找了他。这个人是在聋人圈子里比较有地位，在听人我们的圈子里也是比较有地位的，他后来做到了临沂农校的副校长，我去的时候他在做工会主席。为什么他的发音可以和我一样呢，他是四岁的时候打针打聋的，四岁我们知道语言发展期，过了这个关键期，他听过声音，也说过话，因为是打针打聋的，这意味着他生活在听人的家庭里，周围的姐妹都是听人，平时的讲话交流他们都是用听人的方式在交流。聋人里有一部分是普通话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很大一部分聋人是先天或在语言发展期之前就聋了，这一拨人的讲话非常成问题，这拨人再怎么努力希望成为老师，难度也非常大。
第二，我在另一个聋校做，我看到一个现象，我发现聋人老师基本不教主课，我问有没有聋人教主课，十年之前他们告诉我，没有。然后我问长春吉林农校培养出来的教师有教主课的吗？他们又说，一般都是教副课的，聋人很难教语文、数学、英语，原因刚刚说了，他们在大学的时候就很难读上这个专业。另外，语文很特殊，语文本身就是听人的语言，怎么能够让聋人来教呢？很多的聋校有这样的观点，当时教数学的人也很少，后来扬州聋校才有老师教数学，苏州聋校也有这样的老师来教主课。
第三，我曾经访问一个听人校长关于聋人师资问题，他说，全国来看，我们聋校里很多学校根本没有聋人老师，聋人老师只是他们的语言沟通方便，我们强调的是老师的专业性而不是职业性。现在聋人毕业后从事的都是感官性强的美术专业，如果你让他们来教学，尽管语言沟通方便，但是其他的水准则会都被放弃。这里提到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职业性”，一个是“专业性”，聋校怎么区别呢？“职业性”指老师能不能让学生在考试的时候考好，虽然大学比较少，他们也还是有考大学，考大学的升学率是学校在聋校里地位怎样的关键衡量标准所在，跟我们一样也是应试教育。既然是应试教育，让一个聋人来教数学的效果应该考不过一个让听人来教数学的效果。还有一个和大众思维关联在一起的现象是聋校的老师很多都是来自于相对较好的普通学校，而不是来自于所谓的技术师范，南京有一所特殊教育技术学院，现在成为大学了，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按道理都应该去从事聋校教育，但是每每找工作的时候发现工作很难找，校长们都喜欢找华师大毕业的、南大毕业的、南师大毕业的，他不会要那些技术学校毕业的学生，因为在专业性上他们觉得有差距。
（四）文化与认知
（1）自然手语和文法手语
第四个是这个群体的文化和认知特点。一开始去做犯罪聋人的时候他们给我讲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他们说聋人的犯罪和一般人不同，聋人的犯罪一般情况下是集体犯罪，他们很少一个人跑出去单干的；第二是聋人很少有极端的犯罪，比如杀人，聋人做的比较多的是偷东西，第三个特点是他们一般不会在阴暗角落，看不见的地方犯罪，他们一般都在光天化日看得见的地方犯罪。第三个特点是很有意思的特点，一般我们讲犯罪发生在看不见的地方，他们和我们相反。聋人偷盗很少进室内偷盗，他们一般是在广场上偷盗。这个跟他的生理特点有关系，如果在家里偷盗，如果主人回来开门了，他们听不见，等到他看到别人进来的时候，逃也逃不掉了。
上帝给人关一扇门，就会开一扇窗。正因为聋人听不见，他有功能替代，他们的眼睛就变得很厉害，聋人主要通过看来捕捉信息，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偷东西就比谁先觉察到，谁先看见谁。他们是很多人看，他们就比谁的眼睛快。正因为他们通过眼睛和思维来沟通，所以聋人群体的语言特征就非常不同，与我们的语言特点是反向的。我当时访谈了一位聋人老师，老师跟我说聋人打的文字文采等和正常人的表达都是个大概，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有时候会颠倒，不是意思颠倒，这和聋人的感觉有关系，比如健全人说“打篮球”，聋人是先看到球，然后再说打。意思一样但是表达不一样，因为视觉重要，所以他们的语言原理是视觉优先，先看到什么就会先表达什么。当我们说“我吃饭”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先看到“饭”才有“吃”的动作，所以他们的表达就变成“我饭吃”。“看电影”变成“电影看”，“踢足球”变成“足球踢”。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和我们听人的语言表达方式是颠倒的，我们的表达方式是“主谓宾”，他们的表达方式是“主宾谓”。我们的语言和聋人的语言是有本质区别的。
这个和聋人看不懂手语新闻有很大关系。聋人为什么看不懂手语新闻，仔细审视的时候你会发现，打手语新闻实际上不是聋人自己的手语，聋人自己的手语我们叫“自然手语”，聋人自己也这么叫的，在电视里看到的手语我们叫做“文法手语”，就是他特别强调语法的正确性，在我们的文化语境里，我们讲“吃饭”的时候我们一定先表达谓语，再表达宾语，“我吃饭”是正确的表达，“我饭吃”是不正确的表达，因为有所谓的“正”和“否”的判断在里头，所以手语也变成了一种根据听人的说话习惯表达的手语叫做文法手语，正确的手语。而根据聋人的生理习惯表达的手语是不正确的手语，产生了这样的观念。这个观念导致了手语新闻现在的样子，某种程度上讲手语新闻是听人为聋人设计的手语，这个手语强调听人的表达习惯。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区别。
再谈聋人的语言和听人的语言，还有两个非常不同的地方，在定义什么是自然手语的时候，聋人是视觉优先，所以宾语往前面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聋人的语言表达式非常简洁的表达，他不喜欢把一句话说得很长，每个字都要到位，他是一种比较简洁的表达，比如当我说“我吃饭”的时候，是主谓宾三个词构成，但是跟聋人表达我吃饭的时候有三个动作，这个叫正确的语言表达，而聋人看到就觉得这个很不舒服，很不喜欢这种表达，他认为“我吃饭”这句话一个动作就解决了，不需要每个字都表达。有一个对聋校校长的访谈，他是个听人，他说手语将聋人封闭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手语沟通比较容易，都用自然手语。打个比方，原来我们都是温州人，我们讲话就不会用英文，会用温州话。聋人也是一样，他们用自然手语沟通，聋人的手语不单单是思维的问题，而是手势简练不简练。有本书叫做《中国手语》，他打洗衣粉的方式是三个手势，而自然手语不一样，它更简单，就是这样吹一下，由于语言沟通的简便性，他们的小圈子能够比较整合。这一个动作就表达了洗衣粉，而聋校的老师就会觉得这个太不合理，三个字都没有表达出来。一些创立文法的人说聋人要融入主流社会，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学会听人的语言，他不能用自然手语来表达他的意思。自然手语的表达听人听不懂，沟通不起来。所以很重要的是聋人必须用听人的语言去表达“洗衣粉”，所以听人教聋人说“我吃饭”的时候，必须要学会“我”“吃”“饭”这三个动作，才能融入听人社会。《中国手语》基本上像聋人的新华字典一样教聋人怎么打。
到另外一个聋校访谈的时候，也是个校长，这个校长在来聋校做校长之前，他是在普通学校做校长，他对聋校也不是很熟悉。一开始有人跟他说聋人有自然手语，他说，那很好啊。结果来了以后他发现自然手语不好。我跟他交流的时候问，是不是中国手语就要求每个字都要打？他说是的，中国人要求一个字一个字打可能是要改变聋人书面语颠倒这个状态，但也不能完整表达，有的时候全部打出来会有矛盾。聋人一般都不太喜欢这个东西。他觉得中国手语是有问题的，他也给我举了一些例子，他说他们给聋人上语文课，讲到“一群小鸟飞走”，聋人在听“一群小鸟飞走”的时候他们的大脑就很混乱，他们觉得听人很白痴，觉得听人是残疾人，他们觉得这群小鸟飞一会儿，走一会儿，他们就会觉得小鸟飞没有问题，但是排着队走是怎么回事。“头一回来北京”，聋人就头一回就来了北京，但是他们不能理解这个人到北京为什么头一回，“一眼望去”就会闭着眼望过去……他们就这么去理解语文，你可以说他们语文理解得不到位，但是实际上这个是和我们的教学有关系的。聋人的语言和我们的语言非常不一样，“一边开车一边喝水”，我在教聋人的时候我们要先打“一边”然后再打“开车”再打“一边”、“喝水”，他们就是别的样子。他们的表达比我们简洁很多，我们是一个字一个字表达，听人的表达在时间上占有一个长度，一个音一个音之后，这句话讲完，而聋人的本质是空间性，一个动作就表达完了。
浙江聋校的校长说，刚刚来聋校的时候觉得聋人很好啊，聋人的自然手语也很好，但是后来跟我说，觉得不好了，他说聋人的语言给学校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他说考试，监考的时候。考试都有作弊，他说听人要抄别人的时候很紧张，有老师走来走去，也不知道抄对了没有，心里很紧张。聋人一点都不紧张，老师背朝着他们的时候，只要一个同学打一个手势，全班都知道答案。这个是非常不好的。这个我们可以当作笑话听，但是他确实现实了聋人语言的简洁和空间性。
第三个导致聋人看不懂手语的重要原因是，听人很片面地去理解手语，我们认为手语就是由手的动作组成的，其实聋人的自然手语有三个有机组成部分，一个是手的动作，手摇不断动，第二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有表情，聋人打手语的时候脸上一定有表情的，他想象不出一个人打手语的时候脸上没有表情，第三个是他的体态动作，它一定由这三个组成部分组成，他不能想象手语能够把表情和体态去掉。但是听人就觉得我们不需要表情和体态，只要把手的动作“我”“吃”“饭”三个动作表达清楚就好了。所以听人为聋人创造出来的手语就取消掉了表情和体态，只保留了手的动作。
下次你们可以看看手语新闻。你看到的手语新闻基本上都是经人翻译的，脸上是没什么表情的。刚才我给你们看的故事，很重要的特点是讲故事的那个人体态和脸上的动作都非常丰富。他走来走去，就像在讲小品一样。但他不是在表演，是在讲故事。但讲故事时，他的语言里头必然包含了动作、表情，这一点和听人不一样。想讲的一点是，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区别，但是听人对于手语有着自己的一套理解，认为聋人的手语好像是比较低级的语言，高级的语言不需要表情，不需要体态，只要把动作保留下来就行了。所以他们为聋人编制了一套所谓正确的、美的、好的手语，叫做文法手语，或中国手语，并教聋人掌握这个手语。只有掌握这个手语，聋人才能走进并融入社会。这样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很值得我们去做社会学的思考。
（2）从听人视角看聋人世界
还有一个从听人眼里，聋人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形象？我做了些调查，去访谈的时候，这些听人都是搞聋校教育的。他们描述聋人同时及学生的时候，出现频率比较多的形容词像：封闭、片面、多疑、简单、激进、狭窄、放纵、透明、不宽容、没有角色意识。这些人和聋人生活工作了很长时间，对聋人这个群体是非常有感情的，所以这样说不是在贬低聋人，只是他们觉得聋人就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的。有人给我讲了这样一个例子：这个老师认为聋人的问题就是大脑智力有问题，聋人没有判断能力，对行为分析能力不强。你经常跟他讲要拾金不昧，他也晓得。捡到十块钱就要交给老师，交给我们辅导员王老师，然后过两天就说以后捡到钱不要交给老师。为什么呢？交给他，他就拿去吃面条了。因为交的那天刚好看到王老师在外面吃面条。他会认为吃面条的钱是他交的。那时候，上课有的同学那变形金刚出来玩，我就把它没收了，第二天他来找我，说老师把它给哥哥玩。他说的哥哥是我儿子。他不会想老师把它放起来了。肯定被你拿去了，因为我也喜欢玩，你的也是儿子，肯定也喜欢。玩了就算了，我给你。这位老师认为聋人思维比较简单这是普遍现象。这是我在中学的访谈，在我们听人的世界里，中学生用这样的思维谈问题，我们肯定会觉得学生的大脑有问题。但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果聋人群体普遍以这样的方式思考问题，那这很可能是一个文化问题。他们群体的文化结构和特点和我们群体文化结构和特点有本质的区别。那么，这样的思维方式在本质上是什么样的一种思维方式？为什么我们觉得它是一种很不上台面的、智商低的、很没有层次的思维方式？
四、分析
（一）曼布利诺头盔及其后
从这些现象里我们能思考些什么？如果聋人群体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文化二字落脚在什么地方？从什么角度来理解它是一种文化存在？如果说残疾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话，这是在什么意义上讲的？
下面我们来思考下社会建构。我们讲残疾是一种社会建构，为什么？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在什么意义上能把聋人看成残疾人？可不可以这样讲，残疾的概念本身是流动的，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都是残疾人。不知在座的有没有人认为自己是残疾人？我认为自己是残疾人。在什么意义上讲呢？在我们讲聋人是残疾人，因为他们听觉这一生理功能有缺陷。但如果从这一角度理解聋人是残疾的话，那么我们在座的都是残疾人，因为我们都缺失一种生理功能，即我们的鼻子不够灵敏。我们想象一个世界，如果狗是社会强势群体的话，从狗的角度看，我们都是残疾人，因为我们能嗅到一些味道，但存在一些味道我们感觉不到。从这个定义上讲，残疾也可以套到我们头上，但我们不把自己看成残疾人是什么原因？是社会建构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建构了一种环境，这个环境定义了某一种缺陷是不重要的，而某一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建构了一种能听到是非常重要的环境，这没有自然意义。如果聋人聚集在一起，和听人社会没有关系，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残疾，还会很幸福。问题是，他们为什么建构不了这种环境？这是值得思考的。如果你有社会建构的概念，那你就可能把刚看到的这样那样特点的群体，不会看成是生理性存在，而是文化性存在。
讲到这里，就出现我们题目中曼布利诺头盔，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聋人有文化的话，那我们该如何聋文化？曼布利诺头盔出现在《堂吉诃德》小说中，讲得是沉迷于骑士小说并四处冒险的一个疯子，想要实现他的骑士梦。按照我们的讲法，这个人是大脑进水了，有着各种奇怪举动，看到风车以为是巨人便去挑战，看到羊群以为是军队便冲上去。有一天，堂吉诃德和桑乔一起走啊走，远远看到一个人头上戴了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堂吉诃德对桑乔说，那个人头上戴的就是曼布利诺头盔，这一是个非常有名的头盔，我要把它抢过来。而对面这个人是一个村庄里的理发师，原来的理发师带有医生的功能，会帮人放血之类的。这个理发师准备到邻村给人放血去，路上遇到下阵雨，于是将放血的新脸盆套在头上。雨过天晴后，没有马上拿下来。堂吉诃德拿着长矛冲上去，对方只有剃头刀，根本就不是对手。堂吉诃德抢到脸盆后，左看右看，跟桑乔说，这个头盔多漂亮啊，可惜只是多了个面。其实老远看到一个金光闪闪的东西便冲上去，在我们这个世界也存在，即看走眼了。但抢过来后，起码能把脸盆和头盔分清楚，而堂吉诃德的行为特点就认为这是头盔，不是脸盆。正因为这样，大家认为他是神经病。而福柯的《词与物》给我们很大的启发。福柯喜欢读小说并读了很多小说，其中就包括《堂吉诃德》。读完后，感觉里面有很多现代理论思想。他提出，如果堂吉诃德不是神经病，只是一种文化的体现，这种文化特点落脚在什么地方？和我们现在社会的思维逻辑差异在哪儿？也就是说，如果堂吉诃德这类人是群体而非个体特点，那就不能把他简单归为神经病。他的行为如果有合理性和逻辑的话，那怎样才不把堂吉诃德看成神经病，而是正常人，只不过思维方式不一样。堂吉诃德到底在什么意义上是正常的呢？
另外一个参考是勒内·马格里特，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比利时画家，他画了很多后现代的作品。比如这幅，这个猛一看，会以为这是个窗口画的是风景，但也有可能是画了一个画家画的画，所以判断不出这是什么。
如果刚才那几幅画，能一眼看到后现代性，这幅则不容易看出。这幅画的后现代性来自作者画了一个烟斗，但用法语写了这不是烟斗。
参考这些画，回到堂吉诃德的问题上，我们发现，这幅画的后现代色彩体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能指和所指的关系问题。当你说烟斗的时候，烟斗这个物，是所谓的所指，而当说这不是烟斗的时候，这种表达的声音或文字，可以把它看作能指。它想表想能指和所指是没有关系的，它们之间没有一个必然的连接，只不过根据不同的文化惯习界定下来。这不是烟斗，这当然不是烟斗。因为当你表达烟斗这个词也好，文字声音也好的时候，如果不懂中文绝不会想到这个东西。当我说“这是一头猪”，你如果不懂中文，“猪”这个发音是绝对不会想到胖乎乎的猪身上。那是因为各国表达方式不一样，各自的表达和猪这个实体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能指和所指没有必然关联的世界。当然，福柯还讲到，相对能指而言，所指在现实生活中更重要。这种没有关联的能指和所指的世界是我们所习惯的、日常化的、不经大脑思考和批评的。后现代学者包括福柯等人则思考，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说不定能够看到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头，能指和所指有必然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是天经地义的。按照福柯说法，往前推到17世纪，17世纪以前的世界在某种程度就是能指和和所指有必然关系的世界。能指和所指有必然关系是指当你表达一个词的时候，看到这个词必然会联系到该物，能指和所指贴在一起。这样我们会想到象形文字，当我们写象形文字山或水，能够看出来，是因为能指和所指联系在一起，而且有必然关联。能指和所指连在一起或分开是不一样的事情。在我们现在的概念中，两者联在一起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能指和所指连在一起的世界的思维方式，这种逻辑建立在什么上？这个问题就归结到堂吉诃德的曼布利诺头盔，如果堂吉诃德不是神经病，有他的文化必然性、逻辑必然性，他是一种怎么样的必然性？逻辑必然性是因为怎么样，所以怎么样，在我们的世界里谈因为所以的一整套谈法，比如因为今天发工资，所以我很开心。但是在能指和所指的世界里谈因为所以，和我们谈以为内所以的方式可能是非常不一样的。决定那个世界谈因为所以的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东西呢？换一种问法，当堂吉诃德拿着脸盆看了半天说脸盆就是头盔，我们怎么会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关键在谈因为所以的问题上是建立在相似这个概念上，只要像，只要A像是B，A就是B，某种意义上，堂吉诃德认为脸盆像头盔，因为脸盆长得像头盔。他和风车打架，风车长得就像巨人。如果你看到一个世界，相似是谈因为所以的方式，这个世界是能指和所指不分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决定我们判断的重要的生理能力是什么，是看。像是通过眼睛的捕捉。而到了17世纪以后，我们谈问题讲道理，不是以像来谈因果的。在民间偶尔会有A像B，A就是B的谈法，但总的来说不是这样思考问题的。中国民间说法“大核桃能补脑”，当你问大核桃为什么能补脑的是时候，传统思维方式告诉你，因为大核桃长得像大脑。但是在现在社会，被排除掉了。现在的世界谈因果不是看，而是在分析上面。大核桃为什么能补脑，现代的思维方式告诉你因为大核桃里面有营养物质，需要分析出来。能看到的结果是，具象的东西不重要，抽象的重要，看不重要，分析重要，大脑的分析重要。
有一个学者列了一串英文，这串英语有两个特点：一都和看有关系，二都是褒义词，意味着懂，意味着明白。从词源角度看，的确有这样一个时代，Do you see what I mean? 翻译不是你看到了吗，而是你懂我的意思吗。有这么一个时代，看=懂，明白。相似是绝对思考逻辑的时候，看可以等于懂，等于明白。只不过我们的世界，看不重要。我想通过堂吉诃德的例子，回到聋人。有没有可能聋人是以相似为根本性特点的群体，他们的思维原理和我们的不一样。如果他是以这样的文化形式存在的话，不需要评价他好坏、低等高等，需要做的是理解他们的文化特点，怎么能够成为文化优势，有他的魅力，从魅力中找到群体解决困境的可行之道。
（二）如何提高聋人社会地位
如何帮他们走出社会弱势群体？如果整体想他们是弱势群体，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你不会想到这个群体需要接近、理解、尊重，反正就是我在上面，你在下面，帮你们提升一下。有没有可能自下而上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真的从这个群体中找到值得尊敬、崇拜、喜欢的地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还是有这条可能性的。这条可能性的路就是，在手语上做文章。理解群体有很多进入的渠道，先去体会语言的魅力，再去体验群体的文化、社会魅力。让更多的人接触他们的自然手语，感受他们的魅力。自然手语有没有魅力呢？讲一个访谈。
这个聋人参加一个宗教代表团去挪威，他们的团带了一个手语翻译（又懂挪威语，又懂中国手语），和挪威的聋人交流，打中国手语，翻译成挪威手语，效果很差。后来中国聋人说我们直接打手语，后来发现能沟通起来了。我问他们打的手语你们一样懂吗，他说懂，但是正常人翻译看不懂。我说那就是说聋人的手语世界上都是比较通用的，中国也好挪威也好都能看得懂，是么？他说: 聋人手语是自然的语言，如果是自然的语言没有客观规定的，就能看得懂，是聋人自己的语言。比如“飞机降落”，只是形象上稍微有些差别，整个动作还是一样的。所以，实际上很容易交流。后来我找一个复旦大学手语教授问是不是这么回事，复旦大学教授说这个例子比较特殊，你讲日常的东西，是很容易沟通起来的，但是比较难的还是沟通不起来。我跟一个聋校去日本，一个日本人用手语在上面讲完，下面聋人看不懂。最后日本人打完手语，翻译成有声语言，有声语言翻译成中国语言，再翻译成中国手语。虽然话这么讲，但是如果让一个聋人，去意大利待两年，你让他去讲报告，你再让一个听人去意大利学两年意大利语，讲报告，效果完全不一样。一定是聋人能把对方手语讲得很地道。
所以，手语的可沟通性，远远大于有声语言的可沟通性。听人作了一百多年的可沟通的梦，造了一个世界语，推广性不高。聋人的自然手语就是世界语，因为是能指和所指贴合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世界语，听人去学比较好学。反过来，让聋人学听人的有声语言，难度超过想象。我去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到高校推广自然手语，感觉到群体的魅力所在。他们对这个语言会有不一样的看法，这群人以后是国家栋梁，20、30年以后可能坐上领导位置，他们有无自然手语的概念非常不一样。在南大开公选课，介绍到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6所学校，开设了手语课。手语是一个技术性的东西，找工作也可能用得上，基本上学生是抱着这个目的来学。公选课，一个礼拜一次，一次2节课，课时很少。但是学下来，感受非常深。学的是文化，怎么样尊重文化。（图）这是聋人老师，在南师大拍的照片，一些报道。当时南大开公选课，想选的人数上排第7、8。学了一学期写了一些感想:
“要说收获，实在是太大了。它不像其他课程介绍一些我们已知世界的东西。手语入门这个课程直接让我接触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我知道了‘听人’这个词，知道了每个国家的手语并不是完全一样的，知道了手语不只是用手来表达，还有全身的部位、脸上表情等。”
“手语的世界比听人语言的世界还要精彩。在这里，人对于周围世界万物的感知被授予一种更直接的表达方式。人的情绪的抒发也更为直接，体验与表达间障碍很少。……我喜欢手语表达的生动世界，爱极了戴老师与辛老师的丰富表情。在这个一花一叶一世界的手语天地里，每个人都可以如此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是给我最大的感动。”
“最初对手语一无所知，但走进了这个世界，却终于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美好。”
“上了这门课让我了解了很多聋人文化，仿佛上帝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我很喜欢。”
“上了这门课之后，没有对所谓的“残疾”的同情，也超越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关怀的善意，有的只是接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喜欢和感动。我们想达到的目的是，不要想怎么帮助弱势群体走出困境，有没有可能，当你从本质上思考怎么帮助这个群体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把弱势群体的概念抛弃掉。谈抛弃掉的可能性的时候，对问题的社会建构性、文化性是最根本的。一周两节课，什么效果呢？语言课某种程度也有功用性了，学生除了认识之外，技能上也学到了一些。如果让大家学意大利语，每周上两节，一学期下来能不能讲个故事给我听？”
我想除了个别天才以外，大家基本不能用新学的外语讲故事。南大的学生学下来可以用自然手语讲一个简单的故事。花几分钟看两段南大学生的考试视频，看自然手语表达和手语新闻的表达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再来感受一下。
评论与讨论
周勇：感谢贺老师，这个讲座我们听下来很有启发，包括我自己，回到了很多年前曾经想忘掉的东西，今天又被贺老师给拖回来了。尤其是最后一些思考，贺老师不光是研究聋人这个群体，他通过研究聋人群体反思我们的现代社会，尤其是依靠现代语言建构起来的世界。总的来说，我最初也是认同这个观点的，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由种种现代的语言构成的，各种学科语言啊，市场语言，他们这代人认为，这样的世界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世界，所以要去寻找异文化，贺老师也在寻找，他找到的是聋人的语言，聋人的语言跟我们现代所谓标准的语言完全不一样。我们去学它，反过来反思我们自己，我们不光是语言可以改造，我们对待聋人的态度也可以改造，确实我认同贺老师这一点。把他们看作残疾人，不停地帮助他们，解决不了问题的。就像昨天我们那个学生写留守儿童，你把它界定成留守儿童，这样去帮助他反而给对方带来很多麻烦，甚至是屈辱，那么贺老师这个研究增强了我们去反思现代世界的必要，现代世界到底是什么结构，这个结构真的好吗。我原来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你离不开现代世界，但至少你可以像斯特劳斯那样想象一个异文化的世界，他当然可以亲自去南美洲热带雨林中，当然他要回到欧洲，但是他可以想象这个异文化的世界，来弥补现代世界的缺陷。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贺老师这样一个研究的过程，去反思自己，然后打开新的可能。那么，这样一种研究找到以后，我们的学术生活就会有意义。目前我们的学术生活是缺少这种意义的。研究不是为了生活我们的生活世界，也不是反思自己，去改变这个世界。他不光理论上有反思，他有实践，他在南大开了这样的课，学生学到了手语，真的是感动和喜欢。
我也有一个理论问题跟贺老师交流，手语仍然是语言，不管是现代语言还是自然手语，福柯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什么时候我们不要说就是沉默，为什么现代人在一起总是要喋喋不休地说话，才可以建立友谊，建立了解，为什么友谊不能在沉默中发生？所以，除了手语以外，是否有其他的方式帮助我们寻找到异文化？这个在历史上确实是可能的，在语言诞生之前，我们的那先人类祖先如何互相表达，互相形成一个社会。那么除了语言，还有什么，除了沉默以外，是否还有其他？
贺晓星：我还是就沉默讲两点。社会学这个学科总的来说有一个特点，不太关心实践性的东西，把重心放在现象解释上面。我是一直觉得，说明和解释非常重要，社会学在学理意义上因为所以，基础性工作很重要，否则后面的政策啊、建议啊提了也白提。虽然这样讲，我比较向往的是做了以后，如果能和实践发生点关系的话，那说明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马克思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不光是《资本论》写得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践离不开马克思当年做的那些东西。所以我是非常崇拜马克思，我觉得社会科学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追求的方向。
在实际做的时候确实会碰到理论和实践上的缺陷性，这次我特别希望去发现一个异文化世界，特别是我们谈能指所指，以及象形文字世界时，当我们概念里以为象形文字世界已经离我们很遥远很遥远的时候，哪个年代，古代的时候，现在哪会有象形文字。实际上你如果接触聋人，实际上象形文字还存在与我们边上，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发觉，从来不曾打开门看过。实际上象形文字世界提供了很多思想资源让我们反思我们生活的现代，反思现代社会很多所谓的社会领域、社会思想。那这样的研究在我之前很多人做过，你像一些后现代主义，实际上你说要说对现代社会的超越，难度远远超过你的想象。实际上我想讲的是什么世界呢？能指和所指贴在一起，在反思现代社会的时候，贴在一起是很重要的，但我们抛弃掉了。现代社会认为能指和所指没有关系，但是所指很重要，比能指重要，这是现代社会和理论的精华所在。我想讲的是能指和所指贴在一起非常重要。但是这样讲的时候你发现一个悖论性的现象，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实际上我还是在表示一种，所指比能指重要，当我讲能指和所指贴合在一起，又这样一个世界哦，这个世界很重要，讲这个意思的时候，我还是在做一个所指的追求，因为我想讲的是，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听懂我的意思是最重要的，我的声音和文字不重要哦，我表达的声音是能指，我表达的意思是所指，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所指和能指一样重要，但是这个意思我一定要通过所指优先来表达。所指和能指，我告诉你，我追求的还是你听懂了没有，你听懂了我就没有白跑一趟，这个两个小时讲啊讲，什么都没听懂，那我就会很悲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现代理论和现代社会太强大了，现代这个词概括的东西太强大了，那么对这个东西怎么超越，就是周老师刚才讲的，福柯说沉默啊。沉默当然是一种策略方法，你会发现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办法摆脱语言的囚牢，你只要是用语言表达，一定是所指比能指重要。
在你没有办法摆脱的情况下，我就是想摆脱，我该怎么办？那有些就想到沉默，我就不说话了，有个词叫不二法门。不二法门在现代社会的意思我解释下，现在搞成没有第二条路了，只有这条路。实际上，不二法门，丁老师是内行，跟佛教有关。据说有个故事，不知道讲得对不对，就是释迦摩尼有三十二大弟子，释迦摩尼是佛，佛是最高层的，然后下面有菩萨，据说是文殊菩萨最聪明。然后有一天释迦摩尼讲，啊，我知道，我们这个地方最近来了一个佛，那比菩萨要高，那是老师啊，当然他是隐士，但是我知道他叫维摩诘，你们去跟他请教请教问题。弟子就跑去，这个人比我们境界高吗？辩辩看。辩什么？辩什么是真理。然后维摩诘说，好啊，大家表达表达看法。一个一个讲，文殊最后一个讲，刚才前面所讲的其实都不是真理，因为真理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问维摩，你怎么看。维摩有一个表示，表示完了以后让菩萨崇拜地五体投地。他表示什么？一声不发，一言不发，连真理不是能用语言表达的这种话也不讲，当你说真理不是能用语言表达的时候，你遇到了一个悖论性的东西，你发现你自己把自己套起来了。不讲以后，他们悟到以后，崇拜地五体投地。沉默确实是一个超越现代的后现代方法，但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我们没有办法沉默，当你说啊，我沉默，你一句话也不讲的话，你如何超越过去。除非大家对佛学很有研究。确实有很多后现代学者在思考，除了沉默以外，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超越必然的语言困境。我是觉得，这里有很多超越的方法，在这个办法里头，对我来说最有魅力的是，首先承认所有一切超越的努力，都在现代的局限下面，第二个是，我能不能做一些事情，和别人以前谈论这个问题不一样。比如我能不能发现一个和现代那个能指和所指分离的不一样的世界，并且让别人认识到不一样的价值。认识到价值了虽然还是没有超过去，总的来说往前面跨了半步。沉默确实很好玩，但是在后现代的社会和教育实践上，我们还能够看到很多和沉默不一样的东西，所谓的超越性的寻求。
丁钢：让我想到了禅宗的机锋，也是答非所问的东西。
贺晓星：西方的那些东西，搬到现在可以发现，从东方的资源里头可以发现发展处很多思想资源来。比如聋人，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我在日本留了很长时间的学，我在日本文化里头发现了和聋人文化很相似的一点，日语是动词放在最后面，日本文化有视觉优先的特点。中国人讲吃饭，我请你到高级饭店里去，金陵饭店啊，熊掌啊、鱼刺啊。日本的高级饭店概念完全不一样，去的是很小的饭店，吃的东西很平常，重要在什么地方呢，盛菜的盘子和碗高级，所谓的高级是年代，挖掘出来的。吃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欣赏这个碗、盘，这个东西太让我心旷神怡了。这什么，这是视觉优先。我以前跟日本人交往很不习惯，当年哈，现在我们中国人也讲包装，包得很好，然后你打开，盒子里面有小盒子，小盒子打开又有小盒子，最后是什么啊，一块橡皮啊、一支铅笔啊。哎呀，当年是气的要死，日本人真小气。中国人送礼是很实在的东西，送你一块手表，一辆自行车，一辆录音机什么的。这个叫贵重礼物。日本人不这么思维，他觉得这个打开的程序就是他的礼物，看、欣赏，至于最后那是个什么东西不重要。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聋人的世界和日本人的世界有很相似的地方，东方很传统的东西在日本能够相似的，这个东西能够让我们来反思以及和西方理论对话。聋人的世界就是一个东方的世界，词与物贴在一起的世界，实际上是所谓的曼布利诺头盔其后的另外一面，怎么从理论上深挖，实际上我在做视觉和视线的问题。
陶阳：有几点理解希望跟您交流。刚才您谈到能指和所指贴在一起的世界，那么这样一个世界是不是您所说的我们放弃执着地追求现象背后的本质，现象即本质。第二点呢，我想在听人文化的世界，同样也存在一个以相似性逻辑组织起来的世界，就是诗歌当中的隐喻，这种诗意的东西是不是也可以用于形容聋人自然手语中的思维方式？另外还有一点感受就是，我们对待聋人一直是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同情和帮助，但并没有想过要去跨越界限，拥抱差异，你的研究恰恰是这样的一种尝试。
贺晓星：确实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东西，我是特别想去反思我们现在的世界是一个本质追求的世界，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不重要，所有二元的思维方式都认为一定存在本质，然后这个本质可以被理解的主要方式，本质有内核，然后把表象扔掉。我要讲不是否定本质，本质我否定不了，我要讲的是这个世界是多元的，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问题是，大家太追求本质以后呢，表象被当作一种冗余物扔掉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从表象里头发现价值。就是说，价值是多元的，本质否定不了不等于我们一定要把表象的东西扔掉。然后也确实，隐喻啊，诗歌里头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思想资源来谈这个问题，诗歌的表达和文章的表达方式完全不一样。现代社会二元思维最典型体现在学术论文写作方式上，学术规范的意图指向是使表达成为透明，重点落脚在讲的内容上。西方发展了一整套思维教你现代学术论文怎么写。我不是要去否定现代性的逻辑语言表达，而那些诗性的、隐喻式的表达方式我们从来没有好好思考过。如果我们把诗歌挖掘出来，好好体会其在我们现代社会的价值意义，也许会有新的认识。
周勇：用学术的语言来写中国乡村社会比不上一本《白鹿原》。《白鹿原》是一个很真实的中国乡村。这就是学术语言的问题所在。我也在思考什么时候学术论文可以制度改革一下，比如说三分之一的人写学术论文，三分之一去拍个片子，三分之一去做公益项目，只要达到认可，都可以拿到学位。现在的问题就是大家都要用学术语言来表达，而这并不是所有人都擅长的。
丁钢：儒家哲学没那么抽象。老子的哲学也不抽象，很灵动，具有生活气息。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全盘接收了西方的概念。现在不管是学术的话语还是政治的话语，都是西方的概念体系在结构我们的学术。如果我们回到自己的传统中，就并没有那么枯燥死板的语言。庄子被誉为哲学家，但庄子的东西十有八九是寓言，并不难懂。我们的文化不仅在象形文字上，中国文化，对于世界的认识是物质化的，金木水火土、天地阴阳五行、我们对世界的形成都是非常具象的。中国人说看不见的东西就不在视野范围内，所以中国人的思维还是比较具象的。中国文字经过了伪变，现在简体字都找不到象形的根。八卦里有很多富于天文地理的东西。东方人的思维方式要从根出发来理解，我们不是要回到传统，但我们有自己的文化立场。
贺晓星：总结一下，聋人其实是很复杂的群体。这个群体里包括全聋、先天聋、或者4岁后打针致聋的、或者弱听的。据统计，全国有两千万人口的有听力障碍的人。有些人通过语音训练或者电子耳蜗移植能够正常生活，有些人解决不了。我并不是要拿自然手语来否定文法手语。这本身是很多元的问题，现在主流教育是用文法手语一刀切。包括我们讲到残疾人的问题，为什么高度近视能被接受，而带电子耳蜗就不能被接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
录音整理：陶阳 李安琪 王独慎 张传月 江娇娇 郭海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