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期教育文化与社会研究沙龙简报|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大学校园民谣(流行音乐)的制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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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与社会研究沙龙第31期


时间:2018年6月29日9:30

地点:中山北路校区文科大楼1711

主讲人:王贺元教授 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主持人:周勇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



周勇:


各位同学,今天很高兴我们请到了宁波大学的王贺元副教授做大学校园民谣的相关主题汇报。王老师在这一方面兴趣颇浓,虽说当下学术体制对此选题仍待认可,但这一块儿非常重要:因为文化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而这正是一个大学受流行文化影响的典型案例。王教授涉及到了民国以来至今大学内外流行音乐,有助于我们梳理流行音乐对大学的影响,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他的研究可以弥补教育主流研究在流行音乐方面的视角及议题缺失,就此而言,整个教育学界其实对此研究也不多——文学界与社会学界关注较多。我们都很清楚,不论是小学生还是中学生都非常喜欢流行音乐,但我们的研究却不关注。我们只是喊一个口号:要“以学生为本”,要回到学生的“生活世界”。但学生的“生活世界”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并不了解。今天我们希望通过聆听王教授的报告获得启示,在其他教育领域发展流行文化研究。接下来就交给王教授。


王贺元:


谢谢周老师。华师大是中国教育学研究的重要的基地和圣地。“智者乐山,仁者乐水”,也很高兴来这里交流。我个人也长期关注丁老师以及教育高等研究院的相关研究。就我个人而言,我个人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除了本职工作,对文学艺术也有强烈的兴趣,所以对流行音乐也有所了解。


长期以来,我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特别是大学的学科专业制度研究,用制度经济学视角来分析研究大学的学科和专业发展。看起来与今天我们谈论的主体相去甚远,但我认为这是不矛盾的。制度经济学视角同样也可以来解释大学校园的流行歌曲现象。作为尝试肯定有很多不足,希望大家批评指正。关于流行音乐,各位都可以发表意见——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流行歌曲,大家有自己的看法很正常;如果我的观点冒犯了您,请大家不要介意。(笑)学问无所谓硕士博士或者老师,交流的时候大家都是平等的。


“一杯敬月光,一杯敬朝阳”,这句歌词来自于毛不易很火的歌曲《消愁》,是当今校园流行音乐或校园民谣的代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今天我们讨论校园民谣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同于音乐学上的狭义的校园民谣,泛指大学校园内的流行音乐。记得有一句歌词是“我用了半年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来这里演讲也是鼓足力量和勇气才敢来的,虽然没用半年,也用了半个月积蓄,(笑)但是我积蓄的是力量,练习的是勇气,用这些力量和勇气在各位方家面前班门弄斧,希望大家批评指正,下面开始正式开始我的报告。


我的报告分为四个部分:引言、前世今生(发展历史)、制度解析、小结。


引言


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目?除了兴趣之外,还有一个考量:在如今大学发展“双一流”的背景下,大学都在积极努力,华师大入选了一流大学,我所在单位入选了一流学科建设计划。双一流当然有很多裨益之处,但也带来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例如实行非升即走制度,不少学校以及或者打算开始实行了。其背后是和严格的绩效量化考核:你发了多少文章、做了多少课题,拿了哪些人才帽子,等等。中国很多老师都生活在这种量化的考核背景下。这是对教师而言,对于学生而言,为远大理想而读书的学生自然有,但就我接触到的情况来看,学生是为毕业而学习的也不少,甚至有个别同学告诉我:王老师,今天上课明天您给我发个毕业证我就走了,我为的就是大学的毕业证。我家里有个公司,我老爸把钱给我,家里产业可以继承,但我需要大学文凭作为敲门砖。


什么是大学?大学的里人应该是什么样的面目?大学校园里的“人”需要什么?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提出四个观点:营造学习和交流的氛围;强调人作为人学习的过程;反对耳提面命式的指导;反对僵化不变的固定模式。从这一角度出发,大学里的教材、一成不变的教学方法、夸美纽斯式的规模式的课程和教室,都值得我们反思。大学里是不是应该有更多“人文”?人们常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其实后边还有两句话: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这是晋朝傅玄《太子少傅箴》的一句话,“声和”包括声音和歌曲的部分, 声音是悦耳和谐,那么它听起来就很清越,从这一点出发,好的流行音乐让人有更好的成长。但这一结论如何从理性层面来研究呢?就需要了解一下研究的框架。



研究的框架是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式制度。传统制度经济学强调数量、宏大,看得见的东西,比如强调产权、法律、组织、技术等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例如美国的税法有十万多条,凯恩斯主义的盛行都与此有关。传统制度经济学一度占领了经济学理论、经济实践的主体,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后来我们发现传统的制度经济学遇到了发展瓶颈,它无法解释一些潜在的狭小的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于是新制度经济学应运而生,它关注吸血细小的甚至看不见的力量,比如历史、文化、传统。新制度经济学反对凯恩斯主义和国家主义,强调细小的力量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大学发展也是如此,以我的母校厦门大学的建筑为例,其建筑风格突出表现为陈嘉庚风格。陈嘉庚风格是,布局多是一字形,或半月行围合式,采用一主四从式。中西结合,闽南大屋顶和西式外廊建筑式巧妙结合,俗称“戴斗笠,穿西装”,寓意“东方压倒西方”,这一特色对厦大的发展影响深远。与此类似,北大、清华、复旦、交大,以及华师大,每个高校都有一些类似的影响因素。这是我分析的基本框架。


一、前世今生(发展历史)


前世今生主要是是大学校园流行音乐的发展历史。当然这个选取的标准不一样。有研究者提出从学堂诵读开始,以李叔同的《送别》为发源,但就大学校园而言,应该是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的《叫我如何不想她》,据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说,当时她在女子大学教书,班上一学生终日哼唱《叫我如何不想她》,后来刘半农来校,身着中国蓝棉袍子,学生们偷偷说听说刘是风雅文人,没想到却是这样一个土老头,再被告知这就是那首著名情歌的词作者,更加大失所望。好在刘半农得知后却不失其自嘲精神,特意作打油诗一首:“教我如何不想他,请来共饮一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除了这首歌之外,当时大学校园里如今天一样,也有其他不少流行歌曲,其中一首大家都比较熟悉——聂耳先生做曲、田汉先生做词的《毕业歌》,毕业的时候也会唱,现在也会唱。这个源于电影《桃李劫》,有趣的是这个电影虽然影响也比较大(已经载入电影史册),但作为其中插曲的歌曲影响更大。有些时候音乐会超过承载歌曲的载体本身。例如,每个大学都有校歌,我们读大学或硕士博士的时候,校方都组织教唱过校歌,但试想我们有几位能唱下来的?与此对比,如《消愁》一样的校园流行音乐我们能唱多少首呢?


以此为滥觞,大学校园流行音乐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刘文正。20世纪70年代他所演唱的《三月里的小雨》、《兰花草》、《外婆的澎湖湾》等歌曲被引入大陆,广为流传。1979年的《兰花草》歌词源于胡适先生的一首小诗,名叫《希望》,后来有作曲者谱曲,其能在校园流行和其自身的文化因素本身密不可分。除了刘文正,侯德健也是这一时期的著名音乐人,其代表作大家都比较熟悉——《酒干倘卖无》、《龙的传人》,这些旋律一度飘扬在我们中国大陆的大街小巷。但严格来讲,他们并不算是大学校园的流行歌曲,其原因在于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在大学校园的流传度还没那么广,和大学校园的契合程度还不够,和大学生的心灵共鸣还有待提升。


二是成形时期。1986年在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瘦弱的略带胡茬的崔健一身大马褂,两只裤脚高低不平登上了舞台,《一无所有》的第一句唱出来时,全场已经疯掉了。刚刚处于改革开放的80年代,人们在长期的压抑中突然发现自己也原本有自己的各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是什么,并没有特殊的定义,但它需要呈现出来,而且是立体的呈现出来,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感觉到自己的真实存在。而崔健的歌曲恰恰满足人们的这种想法,这些音乐真实而又强烈地表达了人们的感情。台上的崔健和台下的观众的心灵产生了轰炸式的共鸣。而台下的人群里绝大多数都是大学生。自此,大学校园第一次发现音乐可以让人感觉到自己的客观存在,让人感觉到自己的灵魂被冲击,让人感觉到人们痛不欲生或喜极而泣。 自此之后,大学校园就成为流行音乐最重要的阵地,大学和大学校园流行音乐开始一起成长。罗大佑的《恋曲1990》、李宗盛先生的《当爱已成往事》等,齐秦《花祭》,BEYOND《光辉岁月》《真的爱你》等一大批具有强烈人文性质的流行音乐进入大陆大学校园。作为长期封闭之后的大学校园,大学校园对具有一定人文性质的流行音乐的接纳力是惊人的,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力都逐渐成型。


三是繁荣时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大学校园流行音乐开始进入繁荣时期。大家发现,前面所述罗大佑、李宗盛等基本上都是港台音乐人,虽然他们不像四大天王和谭咏麟等歌手全部是商业流水线的产品,但其音乐理念和内容自然也无法反映大陆大学校园的需要。听得多了,唱的多了,在港台音乐影响的基础上,大陆校园歌手和音乐开始出现并一夜之间红遍全国,大学校园流行音乐进入繁荣时期。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当然是高晓松,他写了许多经典的,无限令人回味的歌曲。除了《同桌的你》之外,还有《睡在上铺的兄弟》、《恋恋风尘》等歌曲,其影响之大已经众所周知,不再赘述。其实除了高晓松以外,还有许多郁冬、沈庆、逯学军、廖岷等诸多校园音乐人,他们就读的大学,除了清华,还有北大、人大、北农等诸多高校;还有一个歌手现在已经当了高官,就是商务部副部长廖岷,当是为北大在读学校,他写过一首《等人就像在喝酒》。这一时期的校园流行音乐空前繁荣,其影响早就不限于大学校园之内,其音乐词和曲虽然源于校园,由校园歌手演绎,但其带给中国当时社会的影响则是全方位,无论音乐史还是中国社会史都会记下一笔。


20世纪之后校园民谣走过了鼎盛期,但依然弦歌不辍。比如周杰伦《青花瓷》拿到了2008年的金曲奖,2003李建的《传奇》被王菲唱红,他后面还写了一首《贝加尔湖畔》;台湾还有一个女歌手陈绮贞有一首《旅行的意义》,影响甚光;还有一个女歌手叫陈粒,她的《粒粒万乡》旋律简单优美,也有很多粉丝。当然最近比较红的是2017年通过选秀脱颖而出的毛不易,一首《消愁》影响太广,几乎人人都会唱。


二、制度解析


以上介绍了一下大学校园流行音乐的发展历史,在此基础上,对大学校园流行音乐现象通过非正式制度框架做一个解析,主要体现三个方面


1.减少交易成本


在制度经济学中,交易成本的概念很重要,当然这一概念有很多解释。简单来说,就是付出与收益的比例,但这并不是简单经济的盘算,而是各种有形无形资本的衡量。


我们以大学教育为例,大学开展人才培养工作,按照通常的运行模式,大概有如下成本:第一是课程;第二是教材;第三是教室;第四是教师。特别是教师成本越来越高,双一流之后很多院校都大投入来引进人才。当然还有大学本身的运行成本,从大一到大四,整个运行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由此我们可以来看音乐成本,音乐的成本从词曲等看成本较小,当然这种脑力劳动不能如此简单计算,谱曲写词是短时间的行为,但是其前期积累则是长时间的投入;另外还有宣发,比如校园民谣之所以出名要感谢幕后的一位推动者——宋柯,毕业于清华,是高晓松的师兄。他成立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唱片公司——麦田音乐(大地唱片),并组织发行了校园民谣的第一盘磁带,销量100多万。宋柯本人没有作词作曲,但是有极强的音乐鉴赏力与市场敏感性,这当然也是成本。


那如何从音乐投入成本来类比理解大学运行过程的投入成本?以清华歌手为例。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候,有一个有趣的疑问:清华为什么出产这么多优秀歌手?李健、水木年华、高晓松等,听他们的歌我们很容易联系到“水木清华”——歌曲中往往会带有这样的歌词:白衣飘飘、青春无悔、蝴蝶花、风花树、逝水流年、同桌。这些意向性的词汇就会让你一下子想到校园。但这只是第一层,校园背后是什么?第二层就会想到校园中的老师与学生、学校的精神与文化,比如我们在大学里所受到的砥砺、磨炼、成功与失败、梦想与激情等。但除了风花雪月、青春梦想之外,其实还有第三层,比如我们听到他们这些音乐的时候,我们自然而言就会标记处一个具体的大学——清华大学,我们会概叹,哇,不愧是清华毕业的!这实际是第三层:校友与社会。他们这些歌曲让社会更了解清华的优秀,更了解清华培养出很多优秀人才,更了解清华在中国乃至世界有巨大的影响力!曾听到清华的校友讲,他们喜欢听水木年华、李健的歌曲,那是一种其他流行音乐无法传达的清华韵味!就这一角度而言,这些音乐不仅仅链接了大学校园,还链接到了校友与校友背后所代表的社会,而这种大学的风骨与精神也在随着音乐的传播而传播。这里我们可以试着回答前述问题的答案:为什么清华大学能出这么多优秀的歌手?虽然清华大学本身并没有设音乐类专业,但清华有更深沉的美、修养、气质和清华精神的流转——这也是我们将李健称为“音乐诗人”的原因之一吧。


2.社会教化功能


从非正式制度角度分析,大学校园流行音乐有着较为明显的潜移默化社会教化功能特征,根据内容,其功能可以分为:弘扬传统价值观、展现爱情观点、咏怀青春与励志等三个层面。


首先,校园民谣可以反映传统价值观,如李建的《父亲的散文诗》,歌曲里描写了几对传统伦理关系:父女关系,父子关系,夫妻伦理。这就是中国的传统的人文在校园民谣中的体现,我们听这首歌曲时不自觉地流泪,就在于它传递了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正如《管子•牧民》里的一句话:“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从小家到天下,正是中国的价值观承载。


其次,校园流行音乐还传递了传统的忠贞不渝的爱情观。比如薛之谦的《认真的雪》,用雪下的深代表的是对爱情的态度和忠贞不渝的程度,这是其他流行歌曲所达不到的校园歌曲的那种美。还有李宗盛作词的《漂洋过海来看你》,词里的“连见面时的呼吸都反复练习”,“陌生的城市,熟悉的角落里”、“在风沙里送君千里”形成了用情至深美学意象,而不是《对你爱不完》简单的嘶吼式的爱的表达。这些流行音乐不是说大学校园之外的群体无法体会,但大学校园在体悟和感受上则更深刻、更独特,这也是李宗盛在大学校园里拥趸甚多的基石所在。“一曲一场叹,一生为一人”,从校园歌曲里传递出来的大学时代的爱情:不但给了大学生丰富的内心,澎湃的画面,更让大学丰盈了诗情画意的浪漫形象。


第三,咏怀青春和励志。青春是大学生独有的代名词,青春的美好在校园流行音乐里体现的最为丰富。高晓松的《恋恋风尘》和《同桌的你》就具有代表意义。《恋恋风尘》恋的是什么?歌词写道:“岁月,美丽都成风尘中的叹息”,说明留恋的是逝去的青春;又比如歌词“再也没有人让我常常追忆”,我们大学毕业之后也想不起来到底追忆大学的什么,大学的恋爱、课程、活动、老师的姓名可能都忘记了,但是你永远不忘的是大学本身。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歌词中的“绿草、篝火、云、脚步”这些意象摆在一起,就像篝火晚会,勾勒出青春美好的画面,这是正面向的。不过,青春也有忧伤面,因为青春之美常常伴有忧伤,是一种“忧伤式的美”。罗大佑的《你的样子》就是描述这样一种“忧伤美”,歌词“悲歌总会在梦中惊醒,诉说一定哀伤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比如若干年后,你们再回到华师大,看到校园的一草一木,即便不去想任何事情,也可能会眼含热泪,对青春的追忆却没有停歇,对青春消逝的感伤没有停歇。恰如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制度角度分析校园流行歌曲,就是分析青春如何推动人变得更成熟,正是大学生毕业之后对青春的回忆让大学变得更厚重,名牌大学为何能够吸引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学的历史,厚重的历史,这种感伤、回忆是一种文化层面的美。


励志最具代表性的歌曲是李宗盛先生的《山丘》,某所大学在校庆期间将这首歌放到官网上,后来很多大学效仿,都把这首歌放到官网上,甚至改编歌词谱写了自己版的《山丘》。类似的高规格待遇,还有马頔的歌曲《南山南》,很多大学校庆也用这首歌。细读歌词,其实这两首歌原本不是为感念大学而写,而是为感念人生而写,但这些歌可用于大学的励志,包括大学的人、事和大学本身。如《山丘》中“不知疲倦地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历史悠久的大学可以用这首歌,如“不知疲倦、白了头”等等,历史比较短的大学也可以用,如“越过山丘、未如愿见不朽”,“老大学”历史厚重,“新大学”不停追赶。励志本身就是大学所承载的文化使命,大学本身已经成为励志的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如同佛教所讲“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追寻”,一首歌也代表了一个励志的世界,也代表了一个追寻的过程,大学永远是探究的世界,追寻的步伐永不停歇,所以我们不管怎样往前走,我们都可能会回望自己励志的岁月,特别是大学校园那一段岁月。


所以无论毕业多年,此间回首,虽然没有了鲜衣怒马,但是我们依然是少年!特别是你回忆青春年少的时候,无论你年龄有多大,哪怕已经是七八十岁了,你依然会想到我在大学那个时候是一名少年。


3.适度宣泄情绪功能


作为一个有组织的非政府状态组织,大学以及大学生群体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比较独特,古今中外,社会运动变革中我们都不难发现大学的影子,我国民国时代的五四运动都是典型。大学生是一个比较容易起伏的群体,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再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影响外界,它集聚了某些禁忌或者不易直接表达的想法或价值观。如何表达这些东西?大学校园流行音乐是一个重要渠道。从非正式角度讲,这些音乐表现的就是个人对这个社会的某些不满或不愉快,或者是个人对社会的一种期望,又或者是纯粹就表现一种欢乐或悲伤的情绪本身。无论是欢乐的还是悲伤的,通过音乐,它就可以宣泄出某些情绪从而减缓社会的压力。大家熟悉的这个鸟叔PSY的骑马舞,这歌风靡全世界,但是好像从来没有人研究过那个歌词说了些什么,其实这也没什么可以研究的,因为大家都是通过这首歌来宣泄情绪,无论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与此类似的还有风靡大学校园的《C哩C哩》、《海草海草》等等。甚至不少大学的毕业晚会(比较正式的场合)都有如此类似的歌曲表演(或舞蹈),不像之前大学毕业的时候都非常正式,歌曲的选择也都是一些高大上的歌曲。这种变化的背后,也许是时代变化后的压力也在发生变化,压力更大的新一代校园的主人需要宣泄其情绪,或悲伤,或者迷茫,或狂喜,或不屑。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朴树的《平凡之路》,这首歌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歌,这个电影非常吻合这首歌。电影是韩寒拍的,名字叫《后会无期》。这个电影大家应该都看过,它也没有传递一个正面的或者传统的价值观,它所描写的就是一种迷茫,用《平凡之路》去配这部电影的话就像韩寒自己说的是天衣无缝,因为这首歌本身不是为电影写的,是因为他有一次到这个朴树那里去玩,朴树无意中弹了几个很简单的旋律,然后韩寒一听,脑袋马上就直起来了,说这首歌非常适合电影,但当时曲子还没有完全完成,韩寒在电影杀青后一直等着朴树把这首曲完全做好。很多歌曲都是先有词再谱曲,这首歌就不一样,是朴树先作的曲,韩寒后来填的词。这首歌为什么在大学校园里如此受欢迎?从社会学角度而言,社会永远是分层的,整个社会处在塔尖上的人永远是少数的,也就是说生活中的你我绝大多数人都是平凡的,《平凡之路》之所以得到这么多人的响应,特别是大学生去群体的响应,是因为这首歌契合了当代大学生的内心深处——处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大学生,未来注定更多走的是平凡之路。 与此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高晓松的《白衣飘飘的年代》,它是一首纪念人的歌曲,纪念一个著名的诗人海子,当时海子为了表达他的理想卧轨自杀。你看高晓松的《晓说》现在依然带有理想主义的情怀。高晓松曾隐晦地写了三首歌来表达对海子的纪念,他宣泄了那个时代大学生应该有什么样的出口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怎么样表达对社会的感怀和对社会的期盼。 


正如毛不易的《消愁》里两个最著名的两个意象叫“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还有后面两句大家应该也知道,“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它描写的这个印象本身也不是说作为传统的对某件事情的哀伤,它描写的就是对自己所处的人生阶段、自身所处的一个环境的一个象征。这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考量它?这时候要考量的不仅仅是这个我做的具体的事或者具体的某个人,而是它表达的一种情绪的宣泄。


4.链接社会重大思潮


除了前面三个方面,它还有链接社会重大思潮的功能。大家都听过“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这句话,其实这句话来源于齐秦的名曲《外面的世界》——也是当时大学校园里红的发紫的金曲。这首歌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因为当时,要改革开放,要往前走,但我们对世界一无所知,可能精彩也可能无奈,这种有点激动又有点迷茫的感觉大学校园反映的最为强烈。所以大学生理解这首歌的歌词可能和齐秦的原意就不一样了。迈克尔 •杰克逊《beat it》这首歌同样如此,歌曲原意是反社会暴力的,但是引到中国大陆以后就变成反对僵化模式、反对威权桎梏,打破旧的思维,打破旧的牢笼,其连接的就是我国要改革开放这一重大思潮。


三、小结


最后总结下基本的结论,四点思考。第一,校园流行歌曲是校园作为亚社会的必然选择。第二,它代表了一种青春的记忆和符号是青春文化的必然印记。第三,从社会经济学角度讲,它形成了校园文化的基本惯例,就是诺斯说的基本惯例的形成。第四,它作为社会和校园的链接点,我们无法忽视。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讲“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的选择”。过去的永远成为过去,但它不是过去就没有用了,它会成为现在和未来的形成基础,能够有勇气和基础往前走。


邓丽君的歌曲20世纪80年代之前长期是被禁掉的。她的歌当时被称为靡靡之音,不让流传,唱她的歌是要被批判甚至坐牢的。但是即使如此,当时很多人冒着被告发的危险,拿上手电筒戴着耳机在被窝里听,可见流行音乐的力量多么强大。前一段民国热,民国的风景、人物都已经尘封在历史里了,但如前述的《叫我如何不想她》却依然流传,除了《叫我如何不想她》,还有《毛毛雨》,《李香君》等很多当时的流行音乐,到今天依然在流传。所以可以想象、可以预测,校园流行歌曲过去存在,现在存在,未来依然存在,它是一个绵延不绝的存在,永远作为一个惯例在大学校园里存在。这也是我报告的一个基本的结论。



最后,“一杯敬师大,一杯敬全场”。感谢全场聆听的老师和同学。谢谢!


提问和讨论


周勇:


今天很有收获。这几天参加了不少活动,有心动的就是这一场。其他的活动心不会动,也不需要动。


从研究角度来讲。首先值得去学的是怎么界定校园民谣。王教授采取了一个比较可行的、有利于问题展开的方法来界定,即采取一个比较广泛的视角来看。不是一个严格的校园大学生为主体,创作、表演甚至发行都是大学生来做,这样定义校园民谣太狭义。尤其发行这块,大学生有时候没办法做。所以从广义的校园民谣概念切入,会比较好做。这其实也是我们的困惑,考虑用什么词都很难,到底是校园民谣呢,还是流行音乐呢。甚至校园民谣歌手自己都很困惑。所以还是尽量宽泛一点,只要是大学生群体知道,影响又很大的,就都可以列为研究对象。


其次从分析工具来看,王教授用新制度主义的框架来解释。有一些词很有意思,比如“减少交易成本”,我到现在还不是很明白这个词。当然你讲的东西我们很理解,比如清华可以通过这些歌手和作品,很容易就可以建立起它自己的文化形象。不需要刻意做些体制投入,人家就自然知道清华了。是不是从这个角度上理解,减少交易成本了?


王贺元:


是,这也是其中一个方面。


周勇:


这个词有点意外,王教授讲的意思很容易懂,但是很少会想到将其概括为减少交易成本。这里就有值得探讨的地方,类似这样的词用来解释或者描述这些现象是不是很合适。我个人认为可能不是很合适,交易成本这个概念太商业化了,用在王教授说的李健那些歌手身上,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容易把它变成不好的东西。所以在听王教授讲这一段时,我一直在想,用什么更好的词来代替减少交易成本这个概念。包括社会教化,那些传统价值观当然是社会教化。但那些艺人本身很反对这个词的,反对我们以社会教化这种价值来理解他们。他们自己拒绝接受这个词,所以仍要琢磨有没有更好的概念。王教授讲的这个东西很有价值,案例也很典型,这是其二。


第三是我一直关注却没有想清楚的问题,现在各个大学的官网、微信、微博等都日新月异。我以前不怎么用微信,不太关注这一块儿,后来慢慢注意到了。过去,自蔡元培先生起,大学更看重以自己的思想学术文化引领社会,不大可能把一些社会上流行的东西放进来,吸引生源,但现在竞相如此。所以我一直在顺着王教授的思路思考一个问题:是民谣征服了大学,还是大学日益媚俗,或善于廉价利用?后者的可能性或许更大。大学似乎并不看重流行歌曲本身的含义,只是利用这个工具来宣传,将其工具化,以吸引公众注意。所以这里面怎么来解释它是一个问题,或许需要进一步探讨:是民谣征服大学,还是大学正在媚俗,抑或大学变成了老江湖,很懂得如何利用民谣。希望你能在这方面再做一些解释。


另外就是人文学界的忧虑,认为官网微博等等这些东西使得大学自身的力量和内涵正在消失,大学自身的传统与尊严逐渐看不到了。这样看是否失之简单了,但又很难否认有这种媚俗可能,当今许多大学正在朝这个方向走去。不知道王教授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贺元:


您看过哈佛大学官网的招生宣传片吗?也是类似您说的这个现象。它也在采用一种意象化符号化的东西在走这条路。



周勇:


对,其他领域也出现了这种趋势。比如世界杯,前天德国队输了,输的很惨,就是很明显的例子。德国自身的力量与传统在这几年里已经丢失了,德国以前从来不会把自己的队员界定为男模队,一个世界顶尖的球队以自己被称为男模队为荣,走到哪,都是先弄得风流倜傥的样子。你看博阿滕因为受伤只能坐在看台上,也打扮的像个流行歌手,这在老德国队那里是不可发生的;同时,场上踢球风格也全变样了,表面上看起来很漂亮,但是一点力量都没有。所以这可以反映出经过近十年的演变,德国自身的力量已经没有了,变成了一堆形式化的东西。非足球的东西在主宰着德国队。


王贺元:


那有没有可能做到既是男模,又能踢好球呢?(笑)


周勇:


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有职业男模呢?过去足球讲专业精神,我就是做这个的,哪怕受伤了坐在台上,也不会打扮的像个流行歌手一般坐在那。而现在却成了比发型、摆POSE,追求所谓“这个球传出去是否漂亮”等等。以此类推,大学是否也可以基于一些内容作出这样的判断呢?


还有最后一点是连接社会,就是民谣歌曲与社会的思潮及行为有很大关联,这一点也有利于解读校园民谣,也是客观事实,由此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种种力量,也在注视着校园民谣,企图控制它。你讲的青春、爱情、宣泄情绪等几个方面使得我们跟着你对校园民谣有了一定的了解,像我就受你的启发做了一些笔记与思考:校园民谣反映了大学生的许多意志、情感、思想等,这些东西有的很美,有的很烂。但是不管它美还是烂,它都会产生巨大的力量。而资本、政治、商业、家庭、制度等都会关注民谣,其结果就是表现为利用、收买、驯服、消灭。



王贺元:


你讲这个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回去这个可以记载下来。


周勇:


资本可以随时收买校园民谣。


王贺元:


把他变纯商业化。


周勇:


对啊。此外,技术力量一样可以随时改造它。


王贺


现在假的节目太多了。高晓松怎么提到他喜欢民谣——他是想追女生。那时候流行什么就是流行抱一个木吉他,坐在清华大学的大草坪上,弹吉他。跟现在不一样。


周勇:


所以技术力量马上可以帮你改造。还有家庭力量。家庭力量怎么说呢?小孩子喜欢玩民谣,到(影响学习的)时候就不能玩了。父母的力量,还有小孩子自己也要成为家长,终会把它消磨掉。


王贺元:


您考虑的更远。


周勇:


你的讲座把这个结构打开了。这个结构中有许多力量,而且每种力量都很复杂。像你刚才举的例子,制度的力量,资本,政治,商业,技术,家庭,这些都是制度的力量。那民谣本身的力量呢,也很复杂。所以值得我们进一步去研究。接下来如果想把它揭示的更准确的话,还得做大量的个案研究。


王贺元:


对。这个最需要做个案。


周勇:


今天王教授给我们打开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很精彩,我们也希望你将来能够做个案。我们等着读你的个案研究。


王贺元:


到时候书写好要请周老师作个序。


周勇:


那不敢。写个书评可以,作序不敢。作序我没有资格。


王贺元:


你刚刚提到的对我启发很大。后面家庭的力量,包括父母的力量,这个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启发。


周勇:


制度力量包括很多种…


王贺元:


这个比较好理解。你刚刚说那个家庭…


周勇:


家庭排在后面,比不上资本力量,但家庭力量也很大。制度有很多种形式,最大的制度是资本是很清楚的,比如说我投多少钱,我要收多少,我在哪里流动,那都很清楚的。


王贺元:


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力量非常巨大。


周勇:


所以我也很关注这些力量,尤其关注资本,商业,技术这三大力量。政治和家庭我了解不多,所以还可以进一步通过个案,把这些制度力量引出来。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个案,把那些没有提到的情感啊意志啊引出来。


王贺元:


可以把它们放进来。


周勇:


比如说,今天你讲的那些民谣,其本身的内涵和力量偏优美,浪漫。


王贺元:


对。还有刚才说的一些不好的东西。


周勇:


浪漫不是说不好,你讲的那些浪漫唯美哀伤,当然是好的。但还有一些不是很出名的学校,甚至纯粹是小团体的,还有那种地下的……


王贺元:


对,地下力量。


周勇:


他们也有民谣,而且他们会表达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比如窦唯这一系就没讲到。校园民谣是很多元的,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了解和关注。但都需要做个案,最好通过做个案。所以一方面是校园民谣,一方面是种种制度力量。通过个案和作品让它们建立起关联,把里面的矛盾展示出来,这个可能是我们做流行音乐研究的基本学术使命。


贺元:


像我做这个最大的起初点和力量,就是把制度怎么和这个结合起来,而不是去看流行音乐本身,因为这个也不是我擅长的。


周勇:


你今天讲的制度这一块呢,也有缺失,资本、技术还没放进来讲。但是可以有一种基本的判断,这两种力量不管怎么较量,民谣本身一直在那里。哪怕它暂时被消灭了,它的那些东西还在那里。比如说卡带还在那,录像还在那,KTV还在那。


王贺元:


曲和词本身还在那里。


周勇:


是的,此外还有个人回忆,校园民谣有很多存在方式。它即使被消灭了还是随时可以复活。当资本,商业,技术的力量把民谣摧残得体无完肤时,那些卡带,那些录像,那些个人记忆怎么复活。尤其你喜欢的那一类,现在你喜欢的那些民谣,已经被技术和资本力量改造得面目全非了。一个不会唱歌的人可以做出声音来,甚至观众的表情都可以做。这个观众正好在笑,笑得很好,马上就捕捉到,做成画面放出来。这个观众在掉眼泪,马上也就捕捉到你。然后造成一种很轰动的效果。


王贺元:


像那个《歌手》……


周勇:


哈哈哈我不展开。这里面作假太多。美国70年代就出现这个问题,资本,技术力量进入流行音乐,所以一些像窦唯、朴树那样的歌手就不适应了。但他们仍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延续自己的音乐生活。他不去表演,甚至不创作,但是他的音乐还能活着。所以很期待你将来的个案研究,也感谢你给我们打开这个领域了。


王贺元:


周老师给我很多很好的意见,我回去再好好思考。因为我现在看的这个书主要都是思考制度的。所以你今天刚刚批评的那些都很有道理。包括资本的力量,家庭,父母。怎么样商业化操作的范例,还要进一步思考。


周勇:


制度的,不管是传统制度主义还是新制度主义,两个还是要结合起来。如果偏向新制度主义呢,就把传统的制度丢掉了。而实际上传统的制度一直存在,力量非常大。它比那些新制度主义关注的非正式制度力量还是要大得多,所以仍需要在传统制度的巨大压力下,类似民谣这样的东西还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复活。



胡乐野:


我理解王老师基本上把校园民谣以三部分来定义:第一部分是根据民谣当中的意象,是属于当时的校园民谣里经常出现的白衣飘飘啊,像那种花草植物这些东西;第二个是在校园里面产生的,也就是创作者歌者,或者是它的发行人在校园当中的;第三个是在校园当中非常流行的歌曲,这些歌曲是在特定时代的一些校园当中特别流行。


那么我比较关注的一点就是,因为我自己创作歌曲,我就深切的感受到其实当时的这些九十年代的这些校园歌曲跟现在的校园歌曲或者校园里面唱的歌曲是有很大不同的。这种不同,如果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写歌,我也想写一个校园歌曲。当时我脑子里面反应出来的第一个印象是华师大的丽娃河和图书馆旁边那个白色的秋千。我当时会反应出来这个呢,并不是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和这些有多大的关系,而是过去,特别是90年代的那些传统的校园歌曲让我有一种技术性的想象。丽娃河边的秋千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东西,但这并不是生活反映出来的校园歌曲的内容,而是我技巧性的、技术性的想象。我自己唯一一首写我们华师大的是关于枣阳路后街。我后来写了一首这样的歌,但是我的歌曲里面并没有写道“枣阳路”这三个字,只是把我每天晚上吃枣阳路夜宵的情景写进去了,这是当时我内心的校园歌曲。我发现,一首校园歌曲的意象,我们所谓的“优美”是不是还符合现在的校园生活。今天大学的校园生活和那个时候90年代的大学生活,包括那个时候的社会,大学生所呈现的对生活的向往跟今天的大学生比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的民谣跟过去的民谣也是很不一样的。对于过去来说美好的意向,今天是否还一样存在?我觉得是有的,但我觉得很多大学生可能还是会有些想法上的不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周老师说的,民谣形象不断的被社会和商业所利用、收编,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还有一个我想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民谣当时会在清华那么的盛行?因为民谣首先从技术的角度来说,门槛是相对较低的,因为吉他来说就是几个和弦。像王老师所说,它更看重于人文的歌词性。因为在音乐上的门槛低,它更加能发挥出人文包括文学上的诗歌上的东西。这个门槛低,也体现了中国文人的特殊性,中国文人到了明代以后很讲究一个“业余性”,比如一个文人画家,他不会自称说是一个画家。他希望自己的画家身份是业余的,非技巧性,甚至技巧上的拙劣也是他的一个特点。民谣本身的低门槛,既能使它的人文性做出一个很好的表达,也让它的传播也更广,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本身的音乐素养本身就不是很高,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当时那么多清华人能够加入到民谣这场盛事之中的原因之一。为什么鸟叔的歌和“像一棵海藻海藻“这样的歌流行,在音乐性上的要求来分析,它的节奏它的编曲的,电子感跟现在社会的节奏更符合,这些东西就流行起来了。我自己关注的校园歌曲的变迁,它形象和内涵的变迁,以及传播范围和传播方式的变迁都是有意思的话题。因为我自己92年左右就开始听郑钧、老狼,也是一直听到现在,我能深刻地感受到年轻人听觉上的变化。这种听觉上的变化很多都和社会的变迁有关系,包括我们大学的扩招,使精英化的东西慢慢地淡了,大众化的东西多了。这时候大学中的一些原本地意象反而变得不那么深入人心。这就是我自己关注的一些点,我也很期待王老师能够把一些个案做一些深入探讨。


后期我们也可以有一些交流,包括我们下学期的中国民谣影像展。我今天也收获了很多,因为我觉得像王老师这样,从一些主题来分对我启示很大。因为,我当时在策展的时候,就在想怎么把这么多民谣放在一起来讲。今天启发我可以按照不同的主题来分。还有一个点就是,像毛不易的《消愁》,校园生活和政治上其实是挂钩的。当我们在某一方面不适合讲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关注的话题就会跟日常生活更加贴近。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因为你必须为自己的表达找到一个出口。这些就是我想讲的,谢谢!


王贺元:


胡老师提的三点都非常好。因为我是研究高等教育学的,纯做音乐研究的,或者是纯做田野史调查的,肯定和我的关注不一样。比如,我不太关注,或是没有从技术层面去分析音乐的本身。我研究的是,它对人产生的影响。我很赞同你刚刚提到的三个点,我个人认为,当时除了清华的,还有农大、北大的,他们都是个人的体验和社会的结合,就是一个点产生的民谣。当个人的体验微不足道的时候,那种校园民谣的感觉就没有了。然而随着高校的扩招,个人体验到的美感仿佛被稀释了,技术层面渗入这种体验,校园民谣的韵味就日渐消失了。然而,个人体验依然至关重要,比如第一次听《父亲的散文诗》,荡涤人心的曲调和唱词,使得谁作词作曲这些技术性的问题已经不重要了。



提问者(张峻源)


民谣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80年代以降的青年亚文化的西方研究整体是悲观态度,他们普遍认为,校园民谣本身所富有的青春愁绪、抵制情绪、独立精神和灵性迸发的生命力,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大潮,仿佛被资本主义收编偃息了,内容日趋商业化,谄媚化,大众化。我所思考的是,我们作为处于消费时代的教育者,面对资本对于民谣的“利用”,教育者何以反其道而行之,去有目的的“利用”资本的力量,创作一些富有教育意味的音乐创作?


王贺元:


从创作角度讲,灵感和前期积淀是密不可分的,个人观点,纯粹有目的的创作很多都难以成为真正能够直抵人心的创作。


周勇:


如果从历史上看,是有可能的。比如民国时期,顾颉刚、赵元任等发起的民谣采集运动,鼓励创作者深入民间去寻找新的音乐文化元素,结合西方新音乐作曲框架,意欲创作表达新一代人心声的新音乐。其实,诗歌在孔子时代便是直抒胸臆,但汉代起,诗歌经学化,变成意识形态载体,再后来又变成写文学论文。现在仍有可能像孔子或顾颉刚那一代那样重建诗歌或校园民谣,但前期应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还要有清晰有意义的美学、艺术及教育理想。而在体制方面,民谣采集运动曾得到校长蔡元培热忱支持,不知道现今的校长还有没有蔡先生那样的中西哲学基础与美育情怀。但只要很清楚自己有什么美学、教育、艺术理想,至少可以按照这个理想去民间找寻找民谣。


王贺元:


北京也有研究所关注这方面。


周勇:


很多民歌非常俗,但也有很好的。比如有些就演变成了《教我如何不想她》。


王贺元:


浙江那边有研究“采茶歌的”,他们的研究也比较接近这一主题,他们的采茶歌也是逐渐演变的。周老师刚才说的也很重要,很多民间的文化逐渐会演变成主流文化。


周勇:


除了知识与理想,现在体制上也有难处。顾颉刚那一代人做这件事能够获得蔡元培校长的支持,是因为校长本人也和顾颉刚他们一样渴望能有新文化。现在的校长太忙,同时学生又太多了,学生不知道校长有何文化追求与教育理想,校长也很难了解上万甚至数万学生中,这些学生想做什么新文化,那些学生想做什么新文化,很难像蔡元培那样和顾颉刚等学生在美育方面达成相互了解与支持。



提问者(樊洁):


王老师,您的讲座听得大家都很积极。特别是我一直澎湃到尾,当您讲到《父亲的散文诗》时特别打动我。我认为您分了三对范畴来分析:夫妻、父子、父女。但我认为这里也有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张力冲突在。此外,这里还有男性性别角色的体现,比如他想去看电影,但是孩子却没钱吃饼干,这个父亲愤懑的锤着自己的胸口表达不甘。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种男性父职角色与非正式角色(比如追求文艺理想)的冲突呢?这种冲突是否导致了人的焦虑释放呢?


王贺元:


我不太理解这一方面。但是我认为一首歌曲之所以可以打动人,并不是在特定的某个点上。当然你刚才说的这个冲突我认为是有的,刚才我引用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悲剧的东西更能打动人。”而喜剧的东西打动人就更难了。比如说沈腾的电影,作为喜剧让你流泪,而作为悲剧让你流泪的话就像这首歌唱的这样,是一个个悲剧的意象的点。但是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们没有想这么多,就是把一些日常生活的意象写进歌里。而这就是校园歌曲能够打动人的点,类似于我刚才说的墙角城市等东西。此外,不同的听众关注的点也不一样。比如说同样一首歌曲,在校园里就可以打动人,但在社会外面就打动不了。


樊洁:


王老师,另外您说的教育成本,实际上也和经济资本、符号资本等相关。


王贺元:


对的,刚才周勇老师也讲到了这一点。实际上大家去看诺斯这本书的时候就会知道,教育成本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经济化的,情感成本同样是一种投入,同样还有历史文化的投入。所以投入产出不是我们想象的投多少钱产多少钱;比如我写了一首歌打动了听众,这也是一种投入产出。比如我产出的时候更加积极向上,听了这首歌更爱父亲。这一方面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理论;或者去看陈文富老师编写的简易版。


周勇:


时间过得很快,本次沙龙就要结束了。感谢王老师,也谢谢我们的学生参加这次沙龙。


王贺元:


谢谢,期待下次交流!


周勇:


好的,也期待王老师更深入的个案研究。


录音整理:张峻源(统稿)、樊洁、刁益虎、郭海骏、张传月、陶阳、周格、王旦、李悦、郝东辉、廉志强、冯豪、杨仲林、林城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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