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勇：

今天对我们高研院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蔡磊砢教授来给我们做《蔡元培与现代中国美育》的演讲。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上半年就在想，今年是蔡先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想举办一些小型的活动来纪念蔡先生。不光是美育方面，其实整个现代中国的教育体系都与蔡先生有关。所以一谈到这个话题，就会想到当年蔡先生多艰难地做了第一任教育总长，连办公用房都没有的，南京的老衙门全部被海军部、陆军部、外交部这些强势的部门抢掉了，连办公用房都没有。这样一个教育部长放到今天能有多少个人会去做啊。然后蔡先生在马路上到处找房间，在路上遇到了马相伯先生，遇到老师了。马相伯先生当时在做江苏都督府的内务司司长，借了他三件房间。蔡先生就在三件非常简陋的房间里设计现代中国教育，其中蔡先生最看重的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美育。

我们今天请到蔡老师来做讲座也是更有意义，因为蔡老师的爷爷就是蔡元培先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盛会，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蔡老师，一起跟随蔡老师来重温蔡先生开创现代中国美育的历程、贡献和影响。接下来有请蔡老师。

蔡磊砢：

谢谢大家。很荣幸受周老师邀请来跟各位老师一起分享，感觉诚惶诚恐，因为在座很多专门蔡元培研究的老师和同学们。这里有三十年前就对蔡先生有过研究的同济大学的蔡建国教授，还有上海蔡元培故居的马菁冉馆长，我们华东师大的娄岙菲老师，十几年前就研究过《蔡元培与北大》，去年她出版了《重释蔡元培与北大——记忆史的视角》一书，其中有一部分用记忆史的视角回顾了一下对蔡先生的纪念，我觉得这个部分特别好。我曾经想做，但没有做出来，娄老师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非常棒的研究。其实，本人对蔡元培美育思想也没有特别深入的研究，所以今天只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蔡先生与现代中国美育”一些观点。

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一下蔡先生其人、整个的生平和经历，蔡先生和上海有着很深厚的历史情缘，那么第二部分介绍一下“蔡元培与上海”，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是今天要讲的核心，“奠基新教育倡行美育”，第四部分是我个人对蔡先生美育思想的浅析，大概是分四个部分来和各位分享。

蔡元培先生是1868年1月11号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今年是蔡先生一百五十周年诞辰。蔡先生的祖辈以经商为业，父辈当中只有一个六叔父是读书人，家境并不十分殷实，父亲在蔡先生十岁时就过世了。蔡先生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绍兴度过的。

蔡先生早年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是清末的翰林，他的科举进仕之路走得相对比较顺利。1881到1883年蔡先生参加过三次童生试。1885年到1889年蔡先生参加了三次乡试，1889年以第二十三名成绩在乙丑恩科中举人，这是1888年的考卷。1890年蔡先生参加了会试。因为会试要进京赶考，蔡先生才从绍兴去北京，那个时候从杭州到北京必须经过上海，从我的梳理来看，1890年应该是蔡先生第一次来上海。在他的《自写年谱》上面有这样一段话：“是年春，往北京应会试，偕徐君以愻行。先至杭州，因雨滞留数日，向某公司借小汽船，托‘无锡快’至上海。因那时候还没有小轮船公司的缘故。到上海后寓北京路某茶栈，徐氏有股份的。有人请吃番菜，看戏，听唱书，游徐园、张园。”

从记述看，蔡先生的赶考途中是非常轻松的，他对科举考试好像并不是那么的看重。1890年参加会试之后，蔡先生并没有马上参加殿试，因为当时他认为自己的字写得不太好，没有专门去练习写字，所以他就回到故乡，隔了两年之后他又补应殿试。殿试蔡先生最终的名次是二甲第三十四名。殿试之后其实只获得了进士的头衔，几个月之后蔡先生参加了朝考。朝考之后成为翰林院庶吉士。两年以后又升补翰林院编修之职，这是蔡先生大致的一个科举进仕之路。一方面因为蔡先生特别勤奋，博览群书；另一方面，他的文章也得到了一些考官的赏识，这也是他科举进仕比较顺利的原因。

甲午战败以后，蔡先生开始向心西学，阅读了很多相关的书籍，通过蔡先生的日记可以看到，他读书范围非常广泛。这个时候他读了几类书，比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大家知道这本书在近代的意义。包括一些关于社会变革的书，比如汤寿潜的《危言》，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也读了一些西方学者的，比如说《佐治刍言》、《天演论》。蔡先生特别在日记里写了他读《天演论》之后的感想，此外蔡先生也读了很多自然科学的书籍，包括化学、物理、数学等方面的，他都有所阅览。可见这个时期，蔡先生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另一方面，他也已经逐渐地从一个科举时代的传统文人开始转向向心西学的开明知识分子转变。

在《剡山二戴二书院学约》里面，蔡先生有这样一段话。“阅严幼陵氏之说及所译西儒《天演论》，始知炼心之要，进化之义，乃证之于旧译物理学、心灵学诸书，而反之于《春秋、孟子及黄梨氏，额，黄梨州氏、龚定盒诸家之言，而怡然理顺，涣然冰释，豁然拨云雾而睹青天”。那么，他最后感慨“未尝不痛恨于前二十年之迷惑而闻道之晚”，我们可以看得出，在二十世纪初阅读西方书籍后，他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里有一张蔡先生与友人的合影。这是1903年，大家看到这时候蔡先生已经剪掉了鞭子，脱去了长袍。

1903年与次子和友人的合影

蔡先生有一段重要的经历是留学德国。1906年蔡先生获悉清政府拟派翰林院编修出国留学，立即向清政府提交了申请。在黄炎培的一篇回忆文章里面曾经提到，蔡先生认为，“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我们学院的陈洪捷老师有一本书《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在那本书里可以读到蔡先生在北大改革的理念是对德国大学观的借鉴。1907年蔡先生抵达柏林，因为无法提供中学毕业证书，没有办法进入柏林大学。之后经过莱比锡大学的孔好古教授的介绍，去了莱比锡。1908年他走进了莱比锡大学。大家看到的这张明信片是蔡先生寄给家人的，明信片上是莱比锡大学的主教学楼。在莱比锡期间蔡先生修了很多的课，这些课有哲学、历史、心理学、文学，当然也包括了美学,这是蔡先生初次接触到康德的美学，蔡先生美育的思想跟他在德国留学这段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通过蔡先生留学时期的修课记录可以看到，当时莱比锡有很多知名的教授，如后来做过莱比锡大学校长的历史系教授Lamprecht，还有一位是冯特，蔡先生在留学德国时听了很多冯特的课，包括哲学、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后来蔡先生在北大时期把实验心理学方法介绍回国，北大应该是国内大学第一个建心理学实验室的。蔡先生也被认为是近代心理学的先驱。这边我列了一下蔡先生修过的课程，他修过的课程非常多。1911年，他在莱比锡听到国内革命，于是便立即回国参加革命。

1912年民国成立，他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这张照片是第一任内阁的合影，照片里有很多大家很熟悉的名字，有宋教仁、段祺瑞、王宠惠、总理唐绍仪。

（总理唐绍仪、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组、署外交总长胡惟德、司法总长王宠惠、海军总长刘冠雄、陆军总长段祺瑞、署工商总长王正廷、交通总长施肇基、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

在担任教育总长期间，蔡先生提出了“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美育和世界观教育”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美育也是第一次被提到。但最终写入国家教育宗旨时，“世界观教育”没有写入，“美育”被第一次写入国家的教育方针。虽然王国维在美育思想的研究方面甚至比蔡先生还要早，但是蔡先生对美育在中国教育实践中的影响更大。后续我们在分析美育的时候，还会给大家阐释。

蔡先生其实在教育总长任上的时间非常短，只有几个月，后来袁世凯当政，蔡先生由于与袁世凯政见不和，几个月时间就离开了教育部。尽管任职仅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但却出台了很多教育方面的法令，有普通教育、高等教育等，《大学令》是当时蔡先生亲自草拟的。1912年7月，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对于民国初的教育改革，大家可以看看田正平老师的研究。

一提到蔡先生，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是北大的校长”。这是蔡先生的委任状。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是1898年建成的，由中央政府举办的。蔡先生于1916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校长。蔡校长的委任状是由大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和教育总长范源濂联合签发的。可见当时的北大校长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1923年1月，蔡元培为了抗议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摧残人权的卑劣行径，发表了“不合作宣言”，辞职南下。在北大师生和全国教育界的声援下，政府未批准其辞职，校长职务一直保持到1927年，1929到1930年度又曾恢复其北大校长的名义。但自1923年离职后，蔡元培再没有回到北大。校长职务多由蒋梦麟代理。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宣告了一个国家级的学术研究体制形成。蔡先生在改革北大时提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他强调学术研究对于一所大学的重要性。但蔡先生认为“教育文化是立国之根本，而科学研究尤为一切事业的基础。”研究不仅要在大学做，而且应该设立国家级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马相伯曾提议效仿法兰西学院设“函夏考文苑”。孙中山曾拟设立中央学术院。1928年，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标志国家学术研究体制设立。中研院当时网罗了国内非常优秀的一批各领域的专家研究者，也获得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如史语所在安阳殷墟进行了考古发掘等。蔡先生从1928年开始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到1940年于香港辞世。

下面我们讲讲蔡先生在上海的经历。蔡先生最早是科举考试的时候曾经途经上海。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蔡先生对清政府彻底丧失了信心，于是他辞官回到了故乡绍兴投身教育。蔡先生在绍郡中西学堂做了一年多的校长，那个时候叫做总理。1901年的时候，他来到了上海。上海是当时的一个新知识、新式教育的一个发源地。经朋友介绍，蔡先生来到上海去了澄衷学堂，但他只停留了一个月左右就去了上海交大的前身南洋公学特班任教，南洋公学当时开设了特班，经济特科，课程以西学为主，本意旨在养成新式从政人才。南洋公学的特班里有很多近代知名的一些人物，包括黄炎培、李叔同等。1928年，蔡先生曾经在交大任过短短几个月时间的校长。在任职期间，蔡先生在交大设立了一些纯理科的专业，对交大之后的发展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爱国学社的设立与南洋公学学生有一定的关系。1902年11月，南洋公学发生了退学风潮。起因是该校一教习顽固守旧，禁止学生阅读一切新书。14日，有学生误置墨水瓶于该教习座位，教习认为是学生故意所为，严词斥责。后引发了学生退学潮。蔡先生与学校当局据理力争未果。于是，与学生共同离开了学校。

因为担心这些学生没有书读，在中国教育会的支持下蔡先生创办了爱国学社。蔡先生还创办了爱国女校，蔡先生一直认为男女具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女生也可以参加革命，这里是1913年的《教育杂志》上一段对爱国女校的评价。

上海是革命知识分子聚集地，为宣传革命，蔡先生在上海参与编辑了很多的报纸，包括《警钟》、《苏报》，与张元济办了《外交报》。在这些报刊上，蔡先生常常撰写一些文章，倡言革命。

蔡先生与上海的另一个渊源就是商务印书馆。首先是张元济，他是蔡先生的老乡，张元济是浙江海盐人，与蔡先生同一年考中进士。蔡先生与张元济同一年出生的，蔡先生阴历生日是1867年12月，阳历是1868年，所以从阴历生日看他们是同龄的。张元济在蔡先生赴德留学期间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当时商务跟蔡先生签订了一些协议，要蔡先生为商务编写一些教材，包括《学堂教科论》 《中学修身教科书》都是在德国时期编撰的，后来才出版的。1902年，商务印书馆设立了编译所，聘蔡先生为编译所所长，但实际上蔡先生没有到任。

商务印书馆还有两人与蔡先生有着很重要的关系。一位蒋维乔，一位是王云五。蒋维乔是蔡先生在民国初任教育总长时期非常重要的秘书，当时教育部里没有几个人。我们如果想对蔡先生民初教育总长的经历有所了解的话，可以参考蒋维乔的文章，从蒋维乔的一些记述里了解了民国初教育部的一些状况。《蒋维乔日记》也已经出版了。还有一位商务印书馆的董事——王云五与蔡先生交往密切。蔡先生在香港过世的时候，王云五先生就陪伴在身边。

蔡先生在担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期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上海度过的。1932年，蔡先生和宋庆龄先生等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2月17日，英国的文豪萧伯纳在途径上海时与宋庆龄等人会面。这几张照片都是当日的合影，其中杨杏佛、林语堂、鲁迅等人都是民权保障同盟成员。

上海蔡元培故居制作了一张关于蔡先生在上海的地图。地图较为全面地呈现了蔡先生在上海的足迹，这个大概就是蔡先生在上海的经历。

接下来才是今天的主题。当我们谈及美育，首先与蔡先生在教育总长任上提出的教育方针分不开。第一，蔡先生在教育总长任上提出“五育并举”，而美育被第一次写入国家教育方针。第二，美育思想的提出和蔡先生的核心教育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蔡先生讲在普通教育里面要“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美育是养成健全人格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所以我们也特别强调美育。另外一方面，他讲“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蔡先生也积极努力推动艺术专业高等教育。

1927年，大学院下面设立了艺术教育委员会。包括林风眠、萧友梅等很多后来知名艺术教育家。在艺术教育委员会的指导下，1927年在上海成立了国立音乐院，也就是今天的上海音乐学院。1928年在杭州成立了国立艺术院，今天的中国美院。一个是绘画方面的，一个是音乐方面的高等专业艺术教育机构。大家会看到，在专业艺术教育的领域方面，蔡先生也是非常强调学术的，从科学、从专业的角度开展专业艺术教育。

另外想特别提及的是，民国初在教育部就设立了社会教育司。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理解我为什么在这儿要强调社会教育司？今天我们讲美育，但我却要讲社会教育司。大家知道社会教育司的职责是什么吗？其实有一位很有名的人在社会教育司工作了很多年。有同学知道吗？鲁迅。民国初，鲁迅就在社会教育司，其实就负责美术方面的。那么，社会教育司为什么说跟美育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蔡先生讲，美育不仅仅限于学校教育，它还有社会教育，还有家庭教育，这与蔡先生在德国留学的一个影响有一定的关系。社会教育包括什么？图书馆、博物馆、展览会这些都是社会教育。我们今天来看，当年1912年的时候蔡先生就提出了社会教育这样的一个概念，具有相当的前瞻性。我们今天讲通俗教育，对民众的一个教育。前两天刚刚在北大开了《朵云封事》发行座谈会，书是有关中央博物院的，当时在南京设立的。中央博物院当时设立的目标其实就是实现蔡先生当年提倡的这种理想。为倡导社会教育，要设立博物院，而这个博物院它可以是各种各样的。蔡先生讲博物院可以是自然科学的，传播科学的。他觉得西方有很多自然科学的、历史的、人类学的博物馆，这些既是传播知识，同时它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在里面。所以我们不能忽略掉。其实，民国初蔡先生在教育部设立的社会教育司，和他倡导的美育思想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这也是他美育的一部分，是不容我们忽视的。

1920年的时候，杜威和罗素受邀来中国，20年底左右，蔡先生跟随杜威一起去湖南演讲会。蔡先生做了多次的演讲，其中第一次演讲的主题是“何谓文化”。“何谓文化”里面他就提到，“教育并不专在学校，学校以外如图书馆、博物院、研究所、展览会、音乐会、戏剧以及书籍、报纸都应该是教育的一些方面。”其实我们除了学校教育，美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

蔡先生一生中曾做过三次关于“以美育代宗教”的演说，首次提出是在北京的神州学会1917年，其余两次则分别在1930年与1932年，在这数次演说中，他一直强调美育的范畴非常广泛，“凡合于美学的条件而足以感人的，都包括在内”，具体而言，则“包括一切音乐，文学，戏院，电影，公园，小小园林的布置，繁华的都市，幽静的乡村等等”，皆涉及美之营布，美之呈现，此外“如个人的举动，社会的组织，学术团体，山水的利用，以及其他种种的社会现状，都是美育。”同时，正因为美育范畴之广阔，我们不可以将“美育”仅仅等同于“艺术教育”。

在蔡先生日渐将其美育思想体系化的过程中，对当时一位艺术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此人便是刘海粟。他们曾通信探讨“美育”问题，刘海粟参与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现一部分保留为南京艺术学院）也得到过蔡先生的鼎力支持，包括大力引荐社会名流进入其董事会。1918年适逢上海美专校庆，蔡元培先生亲自题写“宏约深美”四字赠予刘海粟先生，刘海粟本人对这四个字亦有他独特的解读，并将此四字作为上海美专的校训，得以窥见蔡先生发展“美育”思想理念的渗透。

1918年蔡元培先生题写给刘海粟先生的四字校训

蔡先生一生既是“美育”思想的倡导者，亦是践行者，在蔡先生就任北大校长后，他先后于北大开设艺术课程，讲授美学。他亦亲自承担了美学课程的讲授。与此同时，他在“美育”思想的背后强调“学理”的研究和讨论，他组织了众多艺术方面的研究会，诸如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乐理研究会，此外还成立了北大的管弦乐队，这在国立大学是非常罕见的。再如，1922年蔡先生在北大附设音乐传习所，后为国立音乐院，是我国最早的专业的音乐教育机构，可谓开启我国音乐教育之先河，其主持者为同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的萧友梅先生。而对于杭州艺专（今为中国美术学院），在学校的设立和选址方面，蔡先生同样倾注了极大心血，这也使现今仍栖居于旖旎西湖的国美后辈颇为自豪。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开设美学课程的手稿

另一方面，蔡先生也曾为相当众多的艺术刊物题写发刊词，以支持艺术杂志的创办学术刊物。这与当时北大学制的改革不无关系，学术刊物对于学术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成为一种学术体制的制度性保障，因此，蔡先生曾在1927年在国立音乐院成立会上致训词中奋臂疾呼：“独惜历来未曾有专设一研究机关，以备考求讨论之用，遂使理论及技术两方面，均若存若亡，无具体的刊物，留与后人研究而改良增进。思之殊可痛心！”

在中国专业艺术教育的发展方面，蔡先生做出了极大贡献，除了身体力行的资助大批艺术人才留学，如刘开渠，刘海粟，徐悲鸿等等，这些得以见诸于众多艺术教育家晚年的回忆和思想文献史料中，还大力支持筹备和开办艺术展览，全面倡行“美育”的专业艺术教育方面。

蔡先生“美育”思想的孕育与其美学发现密不可分，当我们追溯蔡先生晚年（1936年）回忆自述，他在德国留学时期在聆听冯特讲授康德美学的课程后发现美学的历程时写道：“我于课堂上既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讲演，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的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尤因冯德讲哲学史时，提出康德关于美学的见解，最注重于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就康德原书，详细研读，益见美学关系的重要。”蔡先生研读过和很多康德美学，并做了详尽的札记。

再回到“美育”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哲思对于教育思想的贯彻，蔡先生在民国初年倡导以“人”为本的教育，特别是以“受教育者”为本的教育。在1912年《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中，他讲到“君主时代之教育方针，不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用一个人主义或用一部分人主义，利用一种方法，驱使受教育者迁就他之主义。民国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着想，有如何能力，方能尽如何责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正因为这样，在1918年《新教育与旧教育之岐点》讲演中他首当其冲对旧教育作出了反思：“吾国之旧教育以养成科名仕宦之材为目的。……是教者预定一目的，而强受教者以就之；故不问其性质之动静，资秉之锐钝，而教之只有一法，能者奖之，不能者罚之，如吾人之处置无机物然，石之凸者平之，……如技者教狗马以舞蹈焉”，然而，新教育则否，以人为核心的教育应该是一种关注具体的“人”之性质，“人”之资秉的“新教育”，他提倡“在深知儿童身心发达之程序，而择种种适当之方法以助之。”他后来倡行的“五育并举”亦是对以“人”为本的“新教育”的一种回应。

“五育并举”的方针大家都比较熟悉。“五育并举”的方针被蔡先生分为两个方面，在1912年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蔡先生提道，“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是隶属于政治的；美育和世界观教育是超轶于政治的。什么是隶属于政治呢？也就是跟一个时代、社会密切相联的。军国民教育，在民国动荡时期的政治环境中是不可缺少的。实利主义教育在今天就是智育，用今天的话讲，教育是为政治，为国家培养人才的。由于公民道德的标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要求，所以也是与政治相关的。这三个是和政治相关的。但是美育不然。蔡先生讲道，“以现世幸福为鹄的者，政治家也；教育家则否”，教育家应该看得更长远。“盖世界有二方面，如一纸之有表里：一为现象，一为实体。现象世界之事为政治，故以造成现世幸福为鹄的；实体世界之事为宗教，故以摆脱现世幸福为作用。而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故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其达于实体观念之作用。”隶属于政治的部分要通达到理想，通过美育而通达到世界观的教育。这是教育最终的一个目标。

对于美育的概念，可以追溯蔡先生在1930年《教育大辞书》中关于美育的词条，“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1931年他有一篇文章，《美育与人生》，这篇文章非常短，但是，我认为对理解蔡先生的美育思想是很重要的。他谈到，“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上半年我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发现，在清末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其实已经有看到音乐图画之类的课程设置，但我们对比一下，1912年《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和1904年《奏定中学堂章程》。我们看到，在民国初，我们讲美育最终我们是要强调涵养德性和美感。奏定学堂章程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技艺的训练，没有涵养道德、美感教育的理念在里面。可见正是由于蔡先生的美育思想的提出，民国初音乐、图画技艺训练的最终目的是主张涵养德性的。

我们在谈到五育并举时，美育在其中是什么作用？我们要回到《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他又谈到，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之间，美感教育是“津梁”。教育家要想由现象世界引以到达实体世界，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美育是一种桥梁。为什么？这个源自蔡先生对康德美学，美的基本属性的理解。康德谈的美有四种属性，而蔡先生论述美学里面强调了两种，但是他的解释我觉得和康德美学是基本一致的。在他的《以美育代宗教》文章中指出：第一，美是普遍存在的，美具有普遍性，第二，美具有超脱性，也正是因为美育具有超脱性，美育才能成为现象世界到达实体世界的桥梁。

那何为美的普遍性呢？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如北京左近之西山，我游之，人亦游之；我无损于人，人亦无损于我也。隔千里兮共明月，我与人均不得而私之。中央公园之花石，农事试验场之水木，人人得而赏之。埃及之金字塔，希腊之神祠，罗马之剧场，瞻望赏叹者若干人，且历若千年，而价值如故。”任何人都可以欣赏美景，而美景不会因为人的不同而有损。那美的超脱性在哪儿呢？美的超脱性是非常核心的。在那个年代蔡先生强调教育救国，美育救国，强调美育的功用价值，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了蔡先生也强调了美的纯粹性，超脱性。我认为在蔡先生的美育思想里，美是具有独立价值，不完全是功用性的。什么是美的超脱性，我们看这段话：“植物的花，不过为果实的准备；而梅、杏、桃、李之属，诗人所咏叹的，以花为多。专供赏玩之花，且因人的作用，而不能结果的。……宫室可以避风雨就好了，何以要雕刻和彩画？器具可以应用就好了，何以要图案？语言可以达意就好了，何以要特制音调的诗歌？可以证明美的作用，是超越利用范围的。”

在我看来，蔡先生的论述中首先讲了很多美的功用价值。我想给大家分享这段话：“一瓢之水，一人饮了，他人就没得分润；容足之地，一人占了，他人就没得并立；这种物质上不相入的成例，是助长人我的区别、自私自利的计较的。转而观美的对象，就大不同。……美感的发动，乃以摄影及音波辗转传达之视觉与听觉为限。所以纯然有“天下为公”之慨；名山大川，人人得而游览；夕阳明月，人人得而赏玩；公园的造像，美术馆的图画，人人得而畅观。齐宣“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若与众乐乐”；陶渊明称“奇文与共赏”：这都是美的普遍性的证明。”这段话第一它有美的普遍性，另外，美是没有人我并立的冲突，这是蔡先生在“五育并举”里强调的美育的核心价值所在。正因为美育超脱了自私自利的计较，所以它才能够涵养高尚道德。

蔡先生在1919年《在天津车站的谈话》里谈到一段话，我们可以作为他提倡美育的一个原因：“吾国之患，固在政府之腐败与政客军人之捣乱，而根本，则在于大多数之人皆汲汲于近功近利，而毫无高尚之思想，惟提倡美育足以药之。”蔡先生在此强调了美育能够激发人的高尚思想。另外，蔡先生认为美育对移风易俗有影响。因此即便在抗战时期蔡先生都认为美感教育是极其重要的。中国传统的美育，其实就具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另外即便在抗战这样的一个时期，蔡先生认为美育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就是他所提倡的“美育救国”。

蔡先生是如何解读美育、德育与智育三者之间的关系。普通教育是养成一个健全人格的，在这里面，德智体美都是很重要的。美育为什么尤其重要？我们可以通过这段话来看。

教育之目的，在使人人有适当之行为，即以德育为中心是也。（德育看什么？看人的行为是不是？是否符合道德标准？这是教育中德育的中心。）顾欲求行为之适当，必有两方面之准备：一方面，计较利害，考察因果，以冷静之头脑判定之；凡保身为国之德，属于此类，赖智育之助者也。（这是智育。）又一方面，不顾祸福，不计生死，以热烈之感情奔赴之；凡与人同乐、舍己为群之德，属于此类，赖美育之助者也，所以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

——《教育大辞典•美育》1930

其实美育和公民道德教育都是德育的范畴，对不对？那么智育、德育、美育，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关联又在哪里？我们可以从这段话里面来理解。

蔡先生是推崇新思想的，但是他青年时代是受传统教育长大的，因此我们从蔡先生的思想中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我们来看这段话。这段话是为《美学原理》作的序的节选。

我以为如其能够将这种爱美之心因势而利导之，小之可以怡性悦情，进德养身，大之可以治国平天下。……当读画吟诗，搜奇探幽之际，在心头每每感到一种莫可名言的恬适。即此境界，平日那种是否利害的念头，人我差别的执着，都一概泯灭了，心中只有一片光明，一片天机。这样我们还不怡性悦情么？心旷则神怡，心广则体胖，我们还不能养身么？人我之别、利害之念既已泯灭，我们还不能讲德么？人人如此，家家如此，还不能治国平天下么？ 

——《<美学原理>序》1934年

最后，我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观点。欢迎大家批评。我刚刚讲过美育有他的超脱性，无目的性。那从1921年《美学的进化》的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美育和公民道德教育的差异性。

官能上适与不适，实用上良与不良，道德上善与不善，都是用一个目的作标准。美感是没有目的，不过主观上认为有合（目）的性，所以超脱。 

——《美学的进化》1921

我不知道各位怎么去理解这段话。其实在“五育并举”里面，在《新教育方针之意见》里面可以看到蔡先生对五育的描述。其实我试图去理解对蔡先生在美育和公民道德教育的差异到底是什么样的？在我读到这段话时我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待会儿大家可以探讨一下。

蔡先生经常把美术和科学放在一起讲。美术是超脱利害的，它有发表个性自由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美术能够提起创造力精神。这也是美育本身独立价值的一个体现。最后，我以蔡先生与1930年与《<时代画报>记者谈话》来结束。我好几次分享过这段话。大家都觉得这段话写得特别好。这段话讲到了美育。蔡先生讲：

我提倡美育，便是使人类能在音乐、雕刻、图画、文学里又找到他们遗失了的情感。我们每每在听了一支歌，看了一张画、一件雕刻，或者读了一首诗、一篇文章以后，常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四周的空气会变得更温柔，眼前的对象会变得更甜蜜，似乎觉到自身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伟大的使命。这种使命不仅仅是要使人人有饭吃，有衣装穿，有房子住，他同时还要使人人能在保持生存以外，还能去享受人生。

——《与<时代画报>记者谈话》1930年

这是我对蔡先生美育思想一些粗浅的理解吧。谢谢各位。欢迎大家提问、质疑、讨论！

蔡先生提出美育思想后，有很多有识之士响应，其中就包括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充分重视美育的作用，与蔡元培先生志同道合，他和蔡先生、刘海粟、丰子恺等人一起为美育的发展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还有一点令我印象深刻，蔡先生的视野很开阔，乡村的美丽风景、公园的景色都纳入到美育范畴，我们直到今天还是忽视了美育的包容性，所以蔡先生重视的美育在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再者，蔡先生表述问题非常清楚，如前面提到的“吾国之患”，还有“什么是德育”、“什么是美育”，所以重温蔡先生的著作对我们研究者意义重大。当然，我的感想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探讨，通过这次机会将那些美好的东西重新找回，如果能将学习的体悟再转化成实践就更好了。

蔡磊砢：

由于我和蔡元培先生的关系，所以受邀参加了很多蔡先生思想研讨活动。但是我自知对美育的研究还比较浅显，对某些深奥的理论还不敢触及。不过，我还是可以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如康德美学和席勒美学之间的联系等等。我所在的单位还没有专门研究美育的老师，所以今天非常想倾听各位对蔡先生美育思想的理解，或者对我今天讲的内容进行指正。欢迎大家提问！

周勇：

其实我们也存在这个缺陷，很少有人专门研究美育，可能艺术系研究美育的人才多一些。

毛毅静：

我是研究艺术教育的。在以往的学习和研究中，我发现艺术学科也好，美术学科也好，在研究蔡元培先生美育思想时，大部分都把重点放在梳理其思想的演进，如康德、席勒美学的启发等等，其学理的研究基本关注师承关系、美学演进关系以及对中国美育的作用。但是这个作用仅仅停留在大美育观的层面，没有落实到美育实践层面的细节研究。比方说，今天谈到的一些内容就对我很有启发，引起我的研究兴趣。谈到他对美育的作用，大多停留在对于大美育观的角度，而没有落实到细节的内容。在今天的演讲中就有这几个点，让我深受启发，首先是在教育部设立社会教育司的职责中就特别提到了对民众的公众教育性，包括了诸如博物馆、图书馆的教育问题，我们之前在讨论类似话题的时候并没有谈及蔡元培先生所起的作用，那今天这个点对于我而言是十分崭新并值得深挖的。其次是美育并不等同于艺术教育，这里所提及的《以美育代宗教》一文一直被艺术教育领域所涉及，它其实并非一篇大文章，而是有多个版本的演讲稿。那以前艺术学方面可能会关注的是多个版本文字内容上的差异，但今天我们所涉及的专题则是“蔡元培和他的美育朋友们”，这恰恰是很独特别致的。我们是否可以从蔡元培当时和朋友的交往和互动中来了解美育的产生与发展，比如当时就曾经历了从用器画到图画到美术的名称转变，这其中是否就有一条交往性的暗线可以被探究呢？第三就是对于“吾国之患，固在政府之腐败与政客军人之捣乱，而其根本，则在于大多数之人皆汲汲于近功近利，而毫无高尚之思想，惟提倡美育足以药之”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蔡元培先生对于美育的理想，而这也同样反映在其对于北大的管理之中，那这个对于美育理想的建立是否基于其在德国的留学经历呢？我想也是可以探究一番的。蔡先生在德国留学的过程，包括期间蔡先生参加的课程和讲座，之后回到北大实践的时候，他的理想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大家都在谈学理的因素，没有关注到蔡先生个人的因素，这是如今我们的研究所缺失的。

李林：

我们都熟悉蔡先生的三个身份：总长、校长、院长，他对我们现代的教育行政，现代大学制度和现代学术体制都有很多重要的影响，“只称姓氏不称先生”，蔡先生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蔡老师讲了许多蔡先生的德国留学经历对其美育思想的影响，此外传统的思想资源是如何影响的蔡先生的美育思想，是如何影响的，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

蔡磊砢：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虽然我们讲蔡先生对美学的引进跟他的德国留学经历有关系，然而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比如诗、礼，注重道德养成，这需要对蔡先生整体的文献进行研究，现在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蔡先生的美学不是纯粹从康德，从席勒那里拿来的，蔡先生的文化观是世界主义的，他认为中西文化是平等的，从来没有把中国文化贬得一文不值，他在引用或者讲述过程当中，都会引用中国传统经典里的一些话来阐释，那些话是他原初在求学阶段所获得的，亦或是深入他骨髓的一些思想。只不过在德国这样的大学制度体系下，他认识到大学应该把学术研究作为一个目标，然后他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教育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以才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理念，这些思想皆源于他个人的一种反思。然而，无论是他反复强调的美育理想，或者是可以在社会教育方面实行的美育，其实我都已经关注到，但没有把它作为一个专题去做、去研究，尤其是当我最近参加一些活动时，我会觉得蔡先生在这方面的思想是值得我们再进一步挖掘的。像社会教育、民众教育、通俗教育，包括在北大时期他谈过的平民教育。他说所谓平民，就是“人人平等”这样一个意涵，每一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这种权利，所以他会在北大倡导平民教育，包括校夜班、平民教育讲演团等等都对社会造成了一些影响，而这方面的教育学领域的研究相对薄弱一点。当然我觉得对于美育这样一个议题，是需要哲学及美学研究的，包括我们教育领域也应该强调，因为蔡先生的美育是有他的一个哲学基础在背后的，但问题在于如何把这两方面进行更多的结合。当然很多做美学研究的老师也在讨论，但他们很多就只是单纯地从思想层面的讨论，并没有强调美育实践，而我们做教育研究的可能又过于注重了美育实践的这一块，对美学思想基础的部分研究不足，如何把这两方面更好的能够结合起来，就需要一种跨学科的一种能力，这对研究者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周勇：

这里面确实有跨学科的学术背景，就像你要了解蔡先生的美育的哲学基础，我们必须要去读康德，把我们读康德的体会与蔡先生读康德的体会作一下比较，你会发现蔡先生对康德的把握理解还是十分到位的，而且他不会陷在康德的体系里面，而是能够“进出自如”，他能够从里面提取出自己认为非常重要，甚至是不管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非常重要的东西，尤其是“高尚的情感”这一概念，从这可以看出康德对他有很大的哲学影响。另外他读了康德哲学之后，他会重新发现传统。清末民初那个时候对传统的理解往往是固定的，但是在受过康德的影响，或者说有了参照之后，你还能看到还有另外的一些传统，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普遍现象，蔡先生可以说是其代表。比如说，当时一提传统，大部分都是令人讨厌的，如说科举体系里面的传统，还有程朱理学体系里面的传统，还有五伦那种很生硬的传统伦理道德。这些确实是传统，但是你读了康德之后，你会发现另外一些传统，即被当时主流传统所忽视的传统，比如像重读中国儒家，甚至是发现儒家之外的墨子思想体系，这都是因为有了西方参照才了解的。经过西方文化的影响来重新认识传统，并不会把传统丢掉，而是形成了一个重新发现、重新弘扬的过程，这里面还可以引出很多值得我们研究生来做的题目。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生去做的题目，刚才毛老师提到的社会教育，这一块儿我们很薄弱，蔡先生这一代人怎么把社会教育推广起来的——中国逐渐有了美术馆、音乐厅之类的场所。

蔡磊砢：

就是通俗文化对吧。

毛毅静：

是的，其实我还比较关注张元济以及商务印书馆的关系，特别是后者。

蔡磊砢：

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在民国之前的社会教育不太了解。能否请老师提供一定的参考？

周勇：

这个其实是地方官的教化。那个时候地方官就两大职责，其中之一就是教化。但是这个与蔡先生所说的教育不一样。

蔡磊砢：

对的，所以说民国初的“社会教育司”的建立是很有必要的。

周勇：

另外一个希望我们研究生去研究的是：蔡先生是一个难得的中心人物，单单是美育都可以去研究：以蔡先生为中心的美育共同体如何产生发展。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今天缺少这样的美育。我们今天缺乏一个广为认可的中心教育人物。

18级博士生：

老师您好，我是18级的新博士生。听您刚才讲座中涉及到蔡先生的美育两层目的，一个是在功利层面的“美育救国”、另外一个就是“美育创造性”，您觉得它们两个在蔡先生那里似乎是分离的。

蔡磊砢：

对的，两个方面都有谈及。

18级博士生：

是的，我认为蔡先生之所以说“美育救国”，恰恰是在于周老师刚才说的“误国之患，在于急功近利”，而蔡先生的“美育救国”这一功利性恰恰是建立在它的“无功利”的基础上的。正如康德所言，“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无功利的合功利性”。所以二者应当是统一的。

蔡磊砢：

对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知识分子谈“教育救国”是那个时代的共同声音。

18级博士生：

对的，这是我的一点思考。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传统的诗教、乐教的问题。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跟中国传统的诗教和乐教有什么联系，蔡先生是否有发展、提升，或者将中西方的东西做一个结合？尤其是您提到中国只有美学，没有美育，然而美育的基本前提是这个人本身有德性。蔡先生在当时被认为是人格上的典范，所以他说美学的问题下面的人自然而然就信他。教育的人肯定是要有德性，才有教育的力量。

蔡磊砢：

对教育者本身是这样。但是我们谈教育，涉及“教”和“育”两方面对吧。蔡先生在民国初年提出美育的概念，他也是强调育人的一面，这是值得我们在教育研究上深入探讨的。因为我们讨论美育，可能我自己开始的时候，我也只是梳理蔡先生的一些美学实践，然后在看背后的哲学基础的时候，跳到美学（的东西）。怎么结合美育的理念和实践，还有待深入的研究。

18级博士生：

蔡先生非常强调学术的专业性，他好像就是喜欢精深的东西，具体的实践谈的不多。

蔡磊砢：

其实蔡先生在实践方面，无论是倡导还是做的，还是比较多的。这方面其实也是蔡先生和王国维先生不同所在，其实王国维先生在美育思想方面是非常深入的。一方面，我们可以对比王国维和蔡元培先生的美育思想，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文章，但是我觉得还不够深入。另一方面可以从思想渊源上讲，从德国的席勒、康德开始谈。另外就是周老师谈到的，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对当时时代一批人的影响是如何一步一步发生的。这是以往我们做的还不够的。包括毛老师刚刚提到社会教育，社会教育恰恰是美育的实现途径，社会教育怎么在后来发展，这好像是我们以往忽略的。但是我们看蔡先生谈美育实践的文章，比如《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这几篇文章里都谈到了。

毛毅静：

我觉得蔡先生是中国历来的教育部长中，对美术工作做了具体工作的一个人。因为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教育部长这么具体谈到美术或艺术教育的。比如我考据的上海美专，具体到他给刘海粟的信，具体到一个学校发展的事务上去了。你说他光学理，我不这样看。我们从蔡先生在北大的一些实践可以看出，他当年对中国专业艺术教育发展的推动及贡献其实是非常强调学理方面的。另外，之前一直被我们忽略的点是，蔡先生除了关注专业艺术，更多的是在关注社会教育，也就是基础教育以及老百姓的教育。基础教育阶段的美育工作如何展开，是近些年来国家层面所关注的。在广州顺德也正在打造一个中国美育实验基地。如何培养健全的国民人格，其实并不是单单是写字、唱歌、画画，更重要的是提升整体民众的审美素养。在实践中，仍有很多艺术材料还没有整理，美育实践需要教育学科来做更深入的研究，需要跨学科的对话。上海音乐学院也做了纪录片对萧友梅和蔡元培的关系做了梳理。我看了三集里面的前两集，也谈到了对这些材料的运用，讲到蔡元培和他的美育共同体的建构。

蔡磊砢：

因为中央音乐学院黄旭东先生做过蔡先生在音乐领域人际交往的脉络，我特别佩服。这和周老师讲到的美育方面、角度，黄先生是音乐史研究的专家，他这种人际交往脉络的梳理需要相当功力的。

毛毅静：

社会交往圈很复杂很有意思。

蔡磊砢：

但蔡先生在北大的人际交往也有很多人关注到，但在美育方面还是相当少。可能只是提到和某个人物的关系、影响，比如提到的和刘海粟的书信往来、和刘开渠的回忆，我们会看到一些，但从整体美育，不光是艺术教育我们可能是艺术领域比教育领域更加关注，也考虑到蔡先生在中国艺术教育方面作为奠基性人物的贡献，他们很注重对蔡先生文献的挖掘。但是在美育角度，刚刚周老师也提到鲁迅、丰子恺，浙江师大不是有个美育中心吗，杜卫老师还主编一本《美育》刊物，上面经常有些文章，他们出过一套美学思想的研究。社科院的聂振斌老师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做过蔡先生的美学思想研究。

毛毅静：

其实我关注过一小块，非常小，就是蔡先生做过中国电影协会的会长，然后这个协会下面有个架构，还有民国教育部统统都在做电影协会，对民众的教育。孙建山做的我也有看。还看了他们的年刊。其实美育里面我关注的这一小块电影加上音乐等等这些小块合起来可能就可以还原一部分当时他们怎么思考中国美育的架构。他们是有构想的，因为当时成立了两个机构，有电影协会还有对民众的审查制度。还成立了两个电影制片厂，包括中国教育电影制片厂是隶属教育部的，这是他倡导的。

蔡磊砢：

中国电影制片厂就成我国电化教育最早的起源。电化教育是当时北大蔡先生和郭有守、孙明经共同开创的。

毛毅静：

我看了一段史料，孙明经当时就和他讲过中国的电化教育就要靠你发展起来。

蔡磊砢：

对对，所以可以挖掘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李林：

能不能请蔡老师说说您刚刚提到的蔡先生文献全集的计划、出版呢？

蔡磊砢：

（笑）这是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计划是3年完成的，应该是后年完成。我们现在是24卷全集，找到了一些新文献，加上这几年有些近代人物的材料会挖掘出来。包括我们发现蔡先生的书信往来。以往我们在全集里面看到的是比较有限的，书信还不是现阶段的重点，我们有最新发现几百封信函。因为蔡先生的人际交往是非常宽广的，也希望在座的老师、同学有发现新的文献来献宝（笑）。我相信这个全集在出版后给大家更多的原始资料，给大家更深入地研究。

周勇：

整个学术界都在期待这个事情。好的我们时间有限就到此为止，非常感谢蔡老师给我们重温，希望我们尽力而为，围绕我们这么多的议题进一步探讨，最好能有研究成果出来，不断推进蔡元培在美育方面的思想、实践。我们后辈就通过这样的方式纪念我们伟大的前辈蔡元培先生。很激动因为这样的机会不是经常有，我们刚刚讨论的东西接下来进一步去做就是更好的纪念了。今天就到这里结束。

录音整理：杨仲林（统稿），樊洁，廉志强，林城岚，王旦，刁益虎，李悦，郝东辉，冯豪，张峻源，陶阳，郭海骏，秦丽莹，郑淑萍，朱筠姝，胡丽婷，陈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