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华 著

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

后帝国实验下的疾病隐喻与防疫历史

卫城出版社, 2018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4833764/

“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然而，要居住在由阴森恐怖的隐喻构成道道风景的疾病王国而不蒙受隐喻之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i]

麻风，这一在古国身体上绵延两千余年的疾病，见证了中医看待疾病最真诚的方式，也镌刻着社会变迁、政治演绎和现代文明冲击的印记。在“麻风”的隐喻丛林之中，受难者的肉体，经由承载着价值审判的医学诊断，逐渐被合情合理地赋予了一种归因于精神品格的社会责难。而此种社会责难，又因性别、地域和种族之故，成为超脱病体、剑指群体差序及特征的强力符号，从而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凸显与全球语境下国家基业的建设提供了生理依据和心态定势。

难以剥离诸多隐喻的麻风，牵连着中国历史脉络的宏观进程，但它始终扎根于对人和疾病的解释面向。因而仍需将其回归到与生命相关的线索之内，追认患者被污名遮蔽的尊严和人道惨剧，以及救治者的体验、创伤和知行凝结。或许，由教育视角进入麻风的中国故事，会是一种贴近疾病联结者之生命的柔性方式，甚至可在长期的社会伤痛、政治洪流下寻找到救赎与理想的烛光。

[i] （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5页。

1.

>>>病体的教义<<<

疾病知识、病者形象与身体救赎

麻风病的概念及其归类的演变历史是中国医学知识建构的具象化，而关于疾病的医学解释又与宗教、通俗和法律等领域相交织，使得社会中被迫踽踽独行的患者在接受权威知识定义之余，背负着随时代变迁的社会形象，边缘化且遭到贬抑。与此同时，形塑主流价值观的儒释道三教，却为麻风病人提供了拯救病体、升华生命的教育承诺，病人被引导相信受教和自我净化的解救力量，后促成或证明某种教义的真理性。而16世纪以后，因医学知识演进和政治格局变更之故，与道德相关的教育救赎不再有效，社会和政府的隔离管教开始走上历史前台。

梁其姿梳理了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的麻风相关概念，也即由“大风”、“疠”、“癞”至“麻风”（汉森氏病）的变化过程。疾病的命名大致有描述症状和涉及六气致病说两种，因而在帝国早期，“大风”或“疠风”用来指作为宇宙或大气之影响的风的侵害造成之病，“疠”或“癞”则形容皮肤溃疡的症状；帝国晚期，新的形容症状的单字“麻”与“风”组成“麻风”概念。（页23-24）

早期医者对这一疾病的命名混乱不清，但是大体可辨识出影响皮肤和影响骨骼两种强调疾病症状的分类路径。十二世纪开始，部分医家开始质疑风是否为根本原因，大风癞病也逐渐被视为皮肤病，划至外科。随着此种对疾病认知的发展，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医家对该病的兴趣减弱，而道教治病术士、较少受医学理论束缚的边缘医家则大胆尝试治疗，贡献了关于疾病的新知识。至十三世纪，最正统的医者亦不再认为大风癞病是由风引起的疾病，一些医家认为该病与“气”有关，有人指出“杂气”生于地方风土，此说法在元至清间的南方流行。帝国晚期的医者形成的大风/癞病知识中，主要的共识及创新是此病基本症状为皮肤麻木；大风与癞属同一类型，但有轻重之别；麻风被普遍认为是岭南湿热地区的疾病；对此疾的感受性或抵抗力具有性别差异。（页33-43）

关于此病的医学解释逐渐以当时流行的文化价值观为底色，因而病因分析常牵扯出一种与人格或群体特征相关的理念型病体。天下观、道德规约和经过钻研的专门知识汇聚到一起，为病人的病理和生途进行了社会宣判。

南宋以前，大风/癞病没有明显的地区性，恶风与触犯禁忌为患病主因。南宋之后，病因主要与虫和传染相关。虫的观念在明清时期趋盛，此疾和南方烟瘴地区的联系愈发密切，那里因许多神秘疾病借以传播的巫蛊而闻名。蛊术在宋以后被视为南方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半开化民族的做法。麻风与蛊相系、乃南方特有，是由十六世纪中叶沈之问的医学观点促成的，其把“虫”当作邪恶、恶心、可怖的巫术的媒介，使得人们将疠/癞当作帝国晚期未被中华文化完全教化之地可能最可怕的疾病。由虫所导致的，是对“传染”的普遍分析。（页44-48）

在远古和中古时期，麻风或者由丑陋的外部症状的疾病常被认为是对以前的罪孽、过错或犯忌的报应，“不仁之行”也即不道德的行为是患病的主要原因。若违背道德，罪责将由责任人、家庭、子孙后代和住在同一个地区的人承担，强调家庭和家庭内部命运相连的集体责任。与此相似的是，个人需承受其先人和亲戚失德败行的后果。这一“注连”观念是医者对疾病的传染方式分析的基础。

在帝国晚期，之前认为仅限于家庭内部传染的疠/癞，被研判为也可向外传播，从而扩大了传染的破坏力和范围。有医家称“亦有传染者，又非自致，此则不谨之故”，强调病患意志或身体缺乏纪律的道德弱点，道教文献中也存在传染“不限于家庭关系”的记录，并多描述通过仪式和符咒以治传染。梁其姿认为沈之问的分析较为清楚，他指出了“源流传染所袭”和“气秽蛊疰”两种途径，也增添了如口鼻、汗水等体液和厕所等新传播渠道，在其描述中亦凸显了“虫”作为传染媒介的危险。明清时期，医家常因症状相似且同为南方病将广东疮（梅毒）的特点移植到疠/癞的病因解释上，强化了得病者居于政治和文化上的下层社会、具有伤风败俗的生活方式等关于患者群体的认知。（页49-58）

在医学专家权威知识的担保下，麻风患者合法地背上道德污名、生活过错与文化低位的标签。同时，医书和文人作品中的病者形象，随着朝代更迭和疾病知识演进呈现了负面意义趋深的变迁。

上古到隋唐时代，各类文献中的典型患者是中原文化中具有社会甚至政治地位的男性，虽然这些人可能犯了严重的错，但他们得病后的人格修炼行为却成为后世值得借镜的范例。宋代以后，南方社会的下层癞病患者形象开始出现，女性患者逐渐成为主要角色。至明清时期，士人患者形象已消失，此疾被认定为岭南风土病，关于女性癞病患者的“过癞”描述增多。从有着丰厚社会、文化资本的中土男性患者到岭南淫猥的女性过癞者，从“在文明之中犯了宗教上、政治上或伦理上的错误”到“在文明之外放纵了他们的身体与肉欲”，从文化中心的“我者”到文化边陲的“他者”，南方地域文化的污染、危险和野蛮逐渐凸显，病人在知识、文化和性别版图上被推至最边缘的位置。[i]

虽然医者会通过针刺和药物来进行治疗，但医学给出的教义通常是“麻风患者无药可治且会污染他人”，而早期律法又规定对患者进行惩处，帝国后期及近现代依然存在将病人淹死、活埋和隔离的民间风俗，并且患者的婚育权利一直遭受剥夺。（页72-77）那么，麻风病人究竟可否从病痛中解脱？

前文已提及报应论，这是一种强烈且普遍的信仰。三世纪起，佛教和道教的教义便明确了疠/癞的不道德，帝国晚期的儒医也承认患病乃败德的报应。（页73）而违背道德则是佛教、道教和儒教救赎病体的前提条件，因此三教的传统中都有着疠/癞得到治愈的教育奇迹故事。

佛教认为癞病因罪业或恶行而起，需通过虔诚的信仰救赎、净化或驱除，佛教文献中的众多例子表明了癞在中古时期佛教道德教化中的地位。僧人可通过照顾病人的无私、慈悲行为成为圣人，也可通过念经诵咒，促使患者忏悔，恶疾患者于是受到规劝、弥补过去的罪孽，得到痊愈。道教注重疠/癞病人的治疗过程，或通过道长举行的仪式，或是患者禁欲进行自我治疗。自我治疗的患者应弃绝世俗的所有欲望和愉悦、起悔心，须通过道德的提升、清心寡欲、服食丹药并配合特殊的身体技巧才能得到救赎，甚至得到成仙。宋代之后，此种通过忏悔和修身养性奇迹般自愈的记载逐渐消失，让位于道士治疗仪式开展的记录，疠/癞则被归咎于鬼怪，而非道德不仁。与佛道传统不同，儒家传统是在世俗的社会秩序之内（通常是在家族或家庭背景下）颂扬包含孝、贞和忠的美德懿行。救赎的关键是具有亲缘或友谊关系的照料者以儒家美德治愈染病者，如孝子孝女、妻子牺牲的事例。此种高尚行为因道德上的优越而制造了奇迹，并巩固了社会的主流价值。（页83-97）

以今时的眼光来看，佛教、道教和儒教传达给患者和信众的癞病得救论或许仅是不同形态的教育神话，其有关疾病的教义及奇迹故事可能只是宣扬本教核心思想内容与社会功能的一种手段。但三教所力图使世人相信、且或能得到证明的某种道义及假说，均蕴含着向善和施善的力量，此种道德教化又是推动个体人格升华、维护现实社会秩序的精神基础。病体若无法挣脱痛楚，则心灵却可借助某种教义获得遥远的寄托，省察受难的生命，在俗世真诚地修炼德行，等待未来的健康回馈。可以窥见，古代的宗教教育于病人而言，是一种解脱与规约的双重变奏，即试图走向生之自由的同时，完成了对己身的再度形塑。

[i] 梁其姿：《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332-337页。

2.

>>>巨变中的知识生命<<<

医者的教育传承及其演进

十九世纪晚期以来，麻风病人开始象征中国过去的不幸与现代化的障碍。染患麻风的身体，喻示着病弱的中国国体。只有通过整体的社会和政治改革，也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能净化腐烂的国家身体，救赎中华民族。（页156-160）

为摆脱污染性的劣等人种之指责、重塑国人及国家，在中国原有的传统麻风院外，传教士建立了几十个教会麻风院，隔离、治疗麻风病人，并通过劳动和宗教活动以转变病人的道德和精神，此外还有国民政府依靠武力隔离的混合模式。（页189-21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建立全国性的隔离村网络为重心的麻风控制工作在政治议程中确立，并在八九十年代取得了成功。（页218-222）

在被新中国隔断的近代麻风防疫基业和1949年以后的宏大公共卫生历史之下，是无数无法言说的个人生命。而正是他们，在几十年动荡的坚守中，一步步凝成了集体效益，最终实现了国家的政治工程目标。

刘绍华的研究便在微观上呈现了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间，麻风医生的专业发展、教育传承和情感劳动，亦有着部分麻风病人的患病体验及其与医生的互动。麻风医生在这几十年间集体沦为医疗界的底层，与遭受污名的患者的社会地位出现重叠，他们在以精英为主或官方书写的历史叙事中是失语的。研究者持续十年的躬身田野，将他们的生命串联成一种底层发声的中国麻风防疫故事。以下将聚焦刘绍华研究中凸显的重要主题——麻风防疫人员的医学教育传承及演进。

新中国第一、二代麻风医生的医疗教育与教会和民国政府卫生基础相关联，[i]他们接受了民国时期的生物医学教育，在当时的人才养成机制下进行医学专业知识训练。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们的知识生命便与时代同步转型。（页107）[ii]

在建国后至一九五六年的社会主义改造阶段，苏联模式引入中国。医疗卫生领域亦效仿苏联，麻风知识及防疫从受英美影响极深的医学教育与基督宗教网络，逐渐转型发展为自力更生的中国社会主义网络。人民政府接管了过去的西医麻风病院，已成为医师或有志于医学的青壮知识分子，怀着为国家排忧解难的热情，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的卫生转型，并培育后继医疗人力。（页106-123）

刘绍华以广东的刘初吾、山东的尤家骏、北京的叶干运、上海的陈家琨和江苏的赵办为例，通过地区相关资料、医者生平介绍及其口述，呈现了前两代麻风医生的医学教育经历和知识传承活动，以及政治转型下他们的专业认同、时代想法与切身体验。

毕业于中外合资的中山医学院的刘初吾，一九五二年在麻风医院工作后开始自学麻风病，参加全国性的麻风培训班，积极研究国际麻风防治进展。尤家骏毕业于齐鲁大学医学院，在四九年以前便是国内屈指可数的麻风病专家，他积极开办培训班促进国家的麻风防疫人力养成，编撰论文、教材与防治手册推广至全国。师承中央皮研所创立所长胡传揆的叶干运，因“学医不求人，能够自立”为由选择习医，提及五十年代时，他强调苏联的方法与教材不佳，他和多位资深麻风医生均表示那段时期他们对政策要求只是“做做样子”应付，政治若有空闲便立刻放弃苏联做法，叶医生回忆麻风防疫岁月时称麻风工作“比较苦、没有汽车、摩托车，都是走路、骑马”，“麻风问题大家都害怕、歧视，而且麻风都是穷的地方”，也曾其他同事一样“心里挣扎”过。一九五七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的陈家琨，在校期间学习俄文、使用参考苏联的教科书，师承深具专业知识和科学精神的上海麻风医院院长李家耿，陈家琨因出身问题被分配至麻风工作，也因老师之故不怕麻风病人，不赞同强制隔离的政策。刘绍华因此评论道“态度是专业的成分，劳动情绪与人道精神等医病关系的细节，也影响培训实作的经验传承。”赵办毕业于江苏医学院，起初“不大愿意学”皮肤科，读书期间受到不恐惧麻风的杨国亮医生的教导，工作后以皮肤科医师的角色被指派参与麻风防治，开始做着皮肤科领域中“最不好的工作”，积累经验、参加培训班，后来以“办一次班、做一次调查”的方式在江苏省开展防治。（页123-164）

尽管从事最边缘化疾病的治疗，体味着工作和生活的艰苦，但早年的麻风医生却始终积极通过各种方式提升专业水平，传承医疗经验。第一、二代麻风医生，主要借助培训班的教育形式以教授、传播自身的专业知识，或学习、交流麻风防疫知识和实操。这种短期的学习班使麻风防疫人员迅速在全国各地开枝散叶，共同致力于国家的卫生事业。尤其是初代的麻风医师编写专业的麻风病资料，组织、邀请国际专家和国内资深医生讲学，将有关麻风病的医学教育内容以文字的形式（材料汇编、教材和培训班讲义及学生笔记）流传至后代医者手中，可谓奠定了几十年封闭时期的麻风病教育基础。并且，他们对疾病的态度、人道立场和科学教育精神亦被其学生沿袭，对下一代医师个体生命历程中的专业发展和医患关系有着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影响。

[i] 民国时期医学界的教育能量丰厚，重视专业层级化发展。至一九四九年，全中国已培养了四万一千名医学院层级的医师、药师和牙医，以及十四万名中专层级的医士、护士、助产士、检疫人员和实验室技师等。（页108）

[ii] 此处开始的页码标注均出自《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

中央卫生部麻风防治专修班第一期毕业学员合影

1951年于山东济南

一九五八年的人民公社集体化运动，以期透过阶级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取消土地及个人私产，集中农村劳动与资源，试图扩大农业生产以加速工业发展。麻风防疫方面，当国际医疗社群逐步废除强迫隔离制度之际，中国开始大力推展全国性的隔离运动，成百上千个麻风村落出现。革命、阶级与卫生联结在一起的治理论述使得麻风病与穷苦的劳动人民相连，麻风污名非未消除，反被政治化。底层社会最下层的麻风病人，本就是长期饱受排斥、恐惧和偏见的人群，集体化时期的人民公社村民自然不愿与麻风患者一起吃住劳动，因群众“怕麻风”而将麻风病人强制隔离到自给自足的村落也具有了为了人民的政治正确性。（页171-184）

在以集体发展为目标的中国，多数入村的麻风患者都表示“入村是没得选择的事”，而无论自愿还是被迫入村，虽然得以远离主流社会的排挤、威胁，但病人刚进村时都经受着心理震撼和痛楚，日日面对着自己是麻风病人、未来也可能转为重症的提醒，“有些人，他成天就傻傻地看着天，就难受啊。……人还是想活着，就是。”“心情很痛苦……半年，社会歧视嘛，家人抛弃、病痛的折磨，种种心理的压力。”“怕重症病人，我做梦都梦见，都把我惊醒。”此外，因国家对人群的阶级分类及相应福利，造成麻风村落的经济状况有别，农村地区的麻风村落以收容一般人为主，多位于偏远之处，村内采取合作社的形式“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自力更生。但由于劳动生产的广大规模和辛苦，体力劳动与身体康复的目标可能背道而驰。（页189-203）

众多隔离村落逐渐形成一个绵密多层级的麻风防治网，身处此大型防疫网的高阶医师，既要治疗病人，在中国与苏联渐行渐远而闭锁门户之际，还得自力更生投入学习、研究、教育和知识流通等工作。基层医生在隔离聚落投身临床诊断与用药监控，各级专家也在村落中进行药物试验和专业交流。与此同时，中央出台了“两安计划”，以马海德、李家耿、叶干运等医师为首，集合各地专家在全国的基层田野上开展整合性的调查研究，并在海安、潮安试点交流普查统计、临床治疗与研究。在此背景下，麻风医生需以“铜头、铁嘴、飞毛腿”于乡镇间从事防治工作和卫生宣传，还要参与培训学习。而年轻医生聆听资深医师的演讲、接受教导后，常升起“为全世界”的革命与人道梦想和“一切为了国家”的“无我”热情，很少顾及私事，并可能贯穿一生。刘绍华认为，因麻风防治的苦楚和经历是所有麻风医生的共同生命经验，他们之间有一种同病相怜的社群凝聚力，加之爱国情操与面对病患的同情，多重心理纠缠构成了他们的集体情绪劳动，但此种劳动却不会被写入防疫历史。（页212-224）

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为应对麻风医生不足之状况、快速增加防疫人力，各级医疗卫生人员的教育训练逐渐松绑、缩短。受过完善医学的新手医师、中等专科才能层次的医士学校毕业生，他们以可观的速度和密度多往基层发展，形成全国扩张的麻风防疫网。刘绍华以四位新手医生为例，揭示了阶级、性别与医者读书和工作生涯的关系，重点勾勒了他们的医学强国理想和专业的自我教育生活。

从专科医士学校毕业的江澄医师是非学院派的“麻风史家”，日常生活中他广泛收集麻风资料与文物，在沭阳麻风村呆了二十年。因家庭政治成分之故，他的求学历程一路战战兢兢，“夹着尾巴做人”的他在基层工作时，秉承着“干一行爱一行，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的原则不断积累医学经验，并在县里推广科学卫生知识与疾病预防宣传。虽然初期“心不甘情不愿”，但江澄医师进入麻风领域后却反而找到天职，得以安身立命。（页230-237）

热烈响应国家政策、由广东长途迁徙至云南的医学院毕业生黄文标医师，在边境治理麻风将近六十年。退休后，他还继续编撰机构历史，写报告，临床看诊或带领年轻医师。尽管读书期间经历的是学俄文的国家政策，他却一直坚持自学英文，为与外国专家顺畅地交流专业知识。黄医师最初来到新单位时，害怕到“像冷水浇身”，但“担子有轻有重，好同志应该挑重担子”的毛主席思想使他立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成为“又红又专”的毕业生。家庭背景有问题的他，逐渐接受、习惯工作指派，通过辗转获得的斯胡曼班（前代医生开办的国际专家培训班）讲义自修，努力摸索麻风病，与同事在当地开展防治。（页237-244）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新手医师，都是从小表现优秀、有志于科学现代性的知识分子，刘绍华在访谈中深感他们明显的“对于智性、生命、理想和救国的在意与坚持”，“他们得吞下惊讶与委屈，还得自我勉力奉献于救病强国的崇高目标，以求为自己的医学之路寻的一丝尊严与希望”。（页235）

此时，专业劳动开始去性别化，工作分配不考量性别，而是以政治阶级为准。出身曾经的中上阶级、追求独立自主或贡献国家与社会的女医师被派往内地的基层，从事麻风防疫工作。（页248）

就读于四川医学院的邬佩玮在读书期间虽不满于五十年代教育体制的善变，但一直怀着“解放时觉得浑身有劲，读的书可以为人民做点事”的心向，一毕业便因家庭成分之故被派往四川负责麻风工作。她抱着“祖国的需要就是我唯一的志愿”“人民培养我”“要为人民做事”的信念，“喊做哪，就做哪，也不管那条件多苦”，长途跋涉至磨西麻风病院。因读书期间麻风课程只上过四个小时，她只能自力更生，靠自修和自行摸索来开展工作，攻读以前培训班的讲义，订阅《中华皮肤科杂志》，参加当地的培训班。查书、去临床看，是她日常增进麻风病知识的自学途径。只是后期的培训班质量不足，各方“赶鸭子上架”，传承专业知识与态度、实作方法时会出现匆促、勉强或误差，因而邬医师不似前两代医生的淡然，她非常恐惧麻风，害怕传染，工作时全副武装与患者互动。（页249-264）

同样毕业于四川医学院的优秀学生胡鹭芳，因出身问题被派往绵阳麻风院工作，后担任四川省皮研所所长，多年从事麻风防疫，退休后亦坚持诊疗。心志高的她言“我搞的工作不是低人一等”“你瞧不起我，我也无所谓”，形容自己为“读书我也是喜欢自己在最前面，我做工作也要做到最前面去”。胡医生强调实际、具体接触病人的临床检查和经验交流，秉持着实事求是的科学实证精神，对自己以女性身份面对诸种工作困难毫无自怜之意。刘绍华经过与多个女医师的访谈，认为她们都有尴尬的看病经验和家庭照护难题，但通常依旧强调性别不重要。（页265-281）

胡鹭芳在四川凉山检查麻风患者的神经

第三代麻风医生多由几无麻风课程经验的医学毕业生转入，因此他们麻风知识的初步获得主要通过自学流传下来的前代资深医生培训班讲义，少部分人还可查阅专业杂志和已有的资料汇编进行学习。医生们麻风知识和防治实作经验的智性演进则大多依靠自身在临床工作中的实践，以及几期短暂的当地培训班。时代环境所限，因家庭成分问题被分配至偏远麻风村落的他们，只能借助难得的麻风教育资料传承和个体辛勤的防疫劳作，走一条符合当时社会运动精神的自力更生之路。这群麻风医生，年轻时便被迫承担政治和工作污名，而奉献国家、服务人民的教育理想与人生抱负，以及生命的主体韧性，却支撑着他们在艰苦的麻风防治领域持续自我教育、自我超越，为当地乃至国家凝结防疫成果。

一九六六年以后的十年间，全国医疗人员与知识青年大规模地被动员下乡，以简化的科学知识与技术，在中国农村推展基础卫生。麻风防疫的中央机制消失，省级以下各种防疫教育训练却如火如荼，基层人力快速增加，防疫网络更往底层发展，虽有助于疾病控制，但同时阶级与疫病污名也达到了历史高峰。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全国众多医学专业活动受到压抑，而环绕麻风防治的教育和交流活动却持续进行。（页285-288）

坚守岗位的麻风医生们在此时有了更多时间专注于麻风防治，叶干运医师回忆道“这‘麻风’业务感觉还不错，你要是不搞业务就要写大字报，感觉没意思。……在城镇上就批判、学习，天天搞这个。在北京那里天天政治学习到晚上十点才下班。到基层晚上也没事，这样我们也轻松，就可以专心地搞业务。”麻风医生们除了日常互相交流分享自己编写或收集到的资料外，还需尽快培训年轻的基层防疫人员。而许多下放的知识青年和农村青年在这期间无预期或不明所以地进入了麻风防治行业，大多并无卫生背景、也无心理准备，“总比在农村干活好”“出身不好……只有学习麻风，才有出路了”“那个时候不知道‘目的’……心头好难受诶，没想到分配到这个地方来工作”。（页305-310）

在这十年间，尽管国家的书刊文字更为政治化和单调，但麻风医生依然努力寻找管道阅读、参考、翻译重要的国际麻风期刊，在圈内交流。他们白天看病人、晚上看书学习麻风知识，自行摸索。文革后期，各地也陆续开展了培训、交流、会议等活动。此外，麻风医生还陆续发展教材，撰写、编辑、印刷书籍和手册，这使得各省麻风防治人员得以自修，也能提供各地基层麻风培训班的必要教材。正规教育荒芜下低调的知识流通，使麻风医生们于夹缝中仍然坚持以智性追求为志业，在相对平静的麻风村落专心临床工作。（页312-325）

李家耿去信感谢江澄提供《麻风病学讲义》

七十年代末起，中国重返国际卫生视野，参与了麻风控制的全球讨论。世界卫生组织的疗法进入中国，中国也取消了强制隔离政策，改为社会治疗。引入国外经验后，在麻风医生之间，出现了疗法争议、疾病消减标准讨论、国内试验竞争和公共卫生与临床医疗权衡等现象。社会治疗的政策使国家的防治空间扩大，医师工作复杂度增加，市场化改革又使农村医疗卫生问题陷入困境，麻风医生们于是继续思索解决之道……（页359-407）

实际上，几十年转型或动乱中的知识生命，他们的坚守和忍耐，非几千字可以概括，他们的医学教育传承及其演进，不过是种种污名和艰苦的生活境遇下源于个体的善良和韧性所只能够做的事情罢了。除此智性慰藉和防疫救助外，他们又如何面对荒芜的政治身份与被剥夺的其他奋斗可能呢？“强制的人道主义”下，无数个体凝成的集体效益，终会是另一种无人的赞歌，而那些飘零、被贬抑的情绪与劳作，以及艰难的教育经验累积、流通和承继，却只能扎根于几代医师的记忆里，留待后人在某一生命时间截点前主动挖掘。

3.

>>>面对疾病<<<

教育与人道可能

麻风是一种传染病，必然会牵连到病人、医生以外的健康人群的反应与社会组织的应对，又因其是慢性的，所以关于它的知识和防治会长时段地与社会文化纠缠出诸多隐喻。各种合情合理的认知和态度交织在一起，传染病人便可能不再是“人”了，而是可怕的疾病本身，需要被驱逐，尤其若死亡阴影与之相伴。易成为被责难者的受难者，须忍受疾病的痛楚和被划归为他者的恶意。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讲，的确有一部分人群是“应该”被控制，或是去奉献，以促成疫病的有效防治，集体社会的最大平安。于是，这与个体的权益和自由的冲突便是难免的，却似乎又是无解的。但总要想象某种可以减少甚至抚平个体伤痛的可能，否则，那将不仅是人对抗伤害了人的病毒、人治愈人，更多的是人伤害（潜在）患病/救助的人、人消损人，“人道”则为虚妄，虽“胜”犹败。

当人面对困境时的指望，从“老天爷”，到“上帝”、“佛祖”、“神仙”，再至“国家”、“政府”，好似救赎痛苦的关键之存在变得更为接地了，实却更难通过单纯的信念和道德完善去接近了。若是终于近在眼前的寄托效力微弱，或是权威难临，便或许只能相救与自救，以人道立场去实现人道追求。而相救与自救的前提是什么，我说不清楚。但我想，除人性本身使然外，会有教育的一份。

刘绍华老师在最近的专访时曾言，“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在历史上被记述下来的人，他面对苦境，仍以正直身份、良善形象活下来，他们一定是在与内在的自我对话。他们之所以能够跟内在对话，一定是在他的平常教育上面——不管是心灵教育、社会教育，还是传统知识教育、专业伦理教育等——一定有内在的精神原则可以帮助他。……我们所受的教育，包括做人处事基本礼节的教育、专业伦理、人文历史精神，它能让我们在看待这些事情时，对人性有基本的理解；对于自己的善恶选择，有基本的原则；对这个世界，有一些基本的期待和乐观……种种的这些东西，可以协助我们度过困境。”[i]

面对疾病的教育，或是无疾病时日常的教育，可以是怎样的教育，才无愧于“以人为对象”的教育？

[i] 刘绍华，曾梦龙等：《专访|刘绍华：从防疫史看公共卫生防疫的个人权利问题》，新京报网，2020年2月17日。

http://www.bjnews.com.cn/culture/2020/02/17/690803.html

编辑：胡乐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