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勇 出版：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日期：2015年第4期
文章摘要：
自1982年加入“新电影运动”起，杨德昌便在以电影创作的方式展开其都市教育实验。他最初虽未界定并公布自己的都市教育主题，但却在努力向观众提供都市社会批判教育。1994年以来，杨德昌形成了明确的都市教育问题。他先是提出富裕都市的教育缺失问题，并由此问题创作了《独立时代》和《麻将》。因为无法找到能将都市社会扭上正道的教育力量，杨德昌在其最后一部电影《一一》中转向考察正常都市个体的日常人生，试图安顿都市个体忙碌日常人生表象背后的苦楚心相，并由此贡献了都市生命美学教育。研究杨德昌电影不仅可以推进教育理论界迟迟未有进展的“文化研究”呼吁，还能为教育理论寻求新生提供议题参照，使教育理论与都市社会变迁及都市个体日常人生形成深刻关联。
陶阳评论：
延续丁钢教授对教育－文化关系的思考，教育对文化传承具有中介作用，思想、道德、风俗、艺术乃至每一世代的认知图式以教育的方式发生着文化传递。具体地讲，如果我们将文化视为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形态各异、万花筒般的文化生活所内含的知识、价值、思维和行为正是通过教育而在世代人的更替中得以延续和革新。换句话说，教育是文化具有生命力的关键，通过教育，文化得以在生命的长河中流动起来。文化不仅流淌在个体的生命中，随着个人教育生活图景的展开而丰富，也流淌在由个体所组成的生命共同体中，在社会－文化－教育多向变迁的互动过程中实现嬗变。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成为文化的动词形式，教育是一种个体或社会的文化行动，文化和教育的视角可以在教育文化研究中实现某种水乳交融。比如，从文化的视角理解教育，不存在脱离文化处境的教育，教育的文化诠释即是通过文化视角穿透教育现象抵达其文化实相的路径。而如果从教育的视角看文化，那么在以人类幸福为价值导向，以促进生命成长发展为旨归的文化实践和行动所发生的地方，就是教育发生的地方，这样的文化行动涉及电影、图像、音乐、美术、戏曲、戏剧、交互媒体、工艺、建筑等等，比如台湾导演杨德昌的电影文化行动。
论文《杨德昌电影中的都市教育实验》以杨德昌的“台北三部曲”、“新台北三部曲”电影作品蕴含现实而深切的教育内涵和关切为研究前提，通过解读电影中的关键场景（包含人物、台词、动作、情节），穿插对台湾富裕都市社会问题和导演意图的考察作为印证，提出并论证了杨德昌电影作为一种都市教育实验这一命题。我想我们不妨按照“文化－社会－教育”这样的思维进路来理解这项研究，杨的电影首先呈现为一种“文化作品”，这些文化作品中反映了导演对台湾在富裕起来以后“恐怖社会事实”的体察和批判，并且较为集中地体现在杨早期的电影以及“台北三部曲”，导演“企图让观众相信都市社会转型不能给人提供美好未来”，都市人生充满着“孤独、压抑、疏离、失意等苦楚心像”。但是作者认为，杨并没有停留于这种都市社会批判，而是一直在电影中思考，到底“什么可以弥补富裕都市的教育缺失？或者什么样的教育力量可以将都市经济社会转型扭上正道？”终于，在“新台北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电影《一一》中，导演正面回答了这一问题，实现了最后一次都市生命美学教育实验。
其实早在13年，作者就在文章《文学、电影与人生教育学——论教育学的现象学转向及其优化路径》中提出到文学、电影以及中国的文学艺术世界中去寻找“让人生教育学获得生动、丰富、深刻的人生教育文本”。可以说，这项杨德昌电影文化研究是其为“人生教育学”宣言兑现的一项范例研究，而这种带有“教育学立场”的教育文化研究从文化出发，落脚于教育，也为教育文化研究丰富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当然，由于电影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如果这项研究还能够从电影叙事和电影本体研究上进行深挖，比如导演使用的修辞手法，作为意义单位的场景功能分析，电影音乐与影像关系的分析，而不仅仅将电影还原为文学文本，那么很可能会增强研究的跨界可对话性，比如教育、影视、传媒，从而为文化研究贡献独特的教育视角和立场。
陶阳（教育高等研究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