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多年来，教育文化研究在开拓多学科交叉的新领域、新方向、新发现等方面，已经呈现出一批前沿的研究及其成果，在教育学界形成了相当的学术影响。我们热诚期望拓展跨机构、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通过对教育文化研究的主旨、领域、方法与行动等方面的回顾与前瞻，交流研究成果与推进计划，共同展现具国际学术前沿多边互动实力的学术流派。近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召开了“教育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学术论坛，邀请来自国内相关院校的学者，从多角度、多维度呈现与会专家的主要观点，以期推进教育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新文化史与教育学的文化想象力
周勇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教授
教育学领域最常见的文化想象力乃是以“文化哲学”、“文化学”的理论工具，提炼、探讨学校教育中的种种文化问题，其中最一般的理论工具包括：1、“物质、制度、精神”的文化三分框架；2、以“价值观”或“价值取向”为抓手的文化分析法。这些文化想象力皆可加以优化，以文化哲学为例，便远未达到卡西尔《人论》式的水平。如果从卡西尔的文化哲学视野出发，就应对西方或中国创造的种种文化（神话、宗教、艺术、建筑、音乐、文学、科学等）展开哲学透视，进而揭示诸种文化蕴含的教育哲学议题：即自然状态的众生如何通过各类文化创造实践及成果，成为哲学意义（道德）的“人”（人类）。仅此一例，便可说明教育学在文化想象力方面（对象囿于学校，思考被一般文化理论工具束缚），亟待更新。
在革新教育学的文化想象力方面，已有不少尝试，如将视野转向汉字、佛儒道、宗族、书院、文人画、屏风等“中国文化”，由此描绘中国传统教育的丰富形态及内涵（丁钢，1988-2017）；再如借助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考察北宋理学教育的主观构造、权力关系及其造成的矛盾（悲剧）生命体验与表现（周勇，2002），此外还有引入人类学、社会学的文化视野等等（巴战龙，刘云杉等）。这里要探讨的是另一条更新路径：引入文化研究及新文化史的文化想象力。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自霍加特起，他将传统的文学研究，以精英文学名著为考察对象，改造为以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为对象的文化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可以让教育学获得一种崭新的文化想象力，进而探究新的跨学科的教育问题，使视野被学校教育问题束缚的教育学者也去关注广播、电视、报纸、好莱坞电影等“大众文化”，思考的问题则是“大众文化”对社会中下层尤其工人子弟的学校教育生活、学业成绩及社会命运，可能造成何种消极或不利影响。
新文化史支流众多，今日的政治社会史、思想学术史、文学艺术史等领域都可找到新文化史和新的文化想象力。新文化史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兴起，也称政治社会史的“文化转向”，先锋学者包括戴维斯、琳亨特等，多为女性历史学家，她们将福柯、意大利微观史、德国日常生活史、格尔茨文化人类学等，引入长期被陈旧社会理论支配、几无活力的政治社会史。戴维斯是位才华横溢、思想前卫，集导演、作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女权运动家等角色于一身的先锋史学家，既善于寻找新史料，重新解读西方史学的传统议题，更乐于从未被使用的文献中挖掘新议题，且可以轻易颠覆男性史学家建构起来的严肃、貌似科学实际滑稽、似是而非的西方主流政治史和文化史。琳亨特在男性主宰的西方学术界也很有战斗力，有诸多可以改变学术史的历史发现。
这种新文化史的视野，有利于更新完善教育学界的教育史研究，一方面它可以激励年轻学子勇于重新探讨教育史研究的既有议题（和新文化史相比，无论史料，还是想象力，皆还滞后）；另一方面，它可以开拓既有教育史未曾涉及的新议题。比如，汉代皇权官僚体制中，儒生如何不断重组孔子的儒学遗产，以便和其他学术派系围绕政治地位、教育领导权展争夺。再如，李清照如何挑战唐代以来确立（从韩愈至苏轼）的文学教育传统及诗词标准。国内教育史研究尚未普及文化史的文化想象力，而国内史学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热衷于教育研究，并且生产出诸多以教育为主题或与教育议题相关的新文化史作品（桑兵、陈平原、罗志田、王东杰、瞿骏等）。教育学界的教育史研究因此更是迫切需要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