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教育中的文化问题

教育文化研究归根结底是推动社会发展，但对于教育在社会中的性质与功能看法并不一致。美国进步主义者认为教育是社会变革的前沿阵地，引领和推动社会变革。而保守主义者则认为教育只是被动地、滞后地反映、受纳社会变革，落后于政治经济变革。我们一方面反对教育万能论，但同时也反对教育虚无论，从而准确评价教育的社会作用与方式。

中国当代教育处于多元交错和综合的文化平台上，当代中国教育的文化话语体系是多重交错和冲突的，这里有的可以融合，有的不能融合则未必强求融合而可以并列、共存。

全面学习苏联之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多承续了列宁乃至斯大林的路线。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也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本人的学说的重新理解和解释过程，这构成教育文化的第一层架构。特别是近四十年来中国教育的文化背景。我们无法回避，而要面对这一真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

以科学和民主为口号的近现代西方思潮，这是又一层文化架构。近代性、现代性在英语中是同一个词，在西语中的词根是一致的。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从1840年以后，应该说至今尚未完成，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准本身是多层交错的，有较为发达的，发展中的，也有不发达的。受制于中国传统的乡村、宗族和士绅架构，以及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重大的不平衡，教育文化上的近代化乃至现代化还是艰巨的任务。我们认为，西方文化话语中的后现代在整体上不适合于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和教育的具体境遇。教育文化研究必须批判性地进入近现代西方思潮的中国化进程，揭示其间种种交错的斗争和互渗，推进中国教育的进一步现代化，塑造中国人的现代性人格。

第三是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合流的文化架构。二程、朱熹、陆王，都从当时时代的任务和理性出发，提出了儒学更新的口号，新儒家如金岳霖、熊十力、牟宗三、梁漱溟、余英时等人，努力实现传统哲学范畴和教育范畴在当代的振兴。在前人基础上，当代的教育文化研究还需要为传统的儒学义理如道、理、气、性、善、仁、义等提供和当前现实紧密结合的内涵，并通过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推动现实变革。这里是一个抽象—具体—抽象—具体的不断深化过程。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教育重新回到了消化、汇聚上述多种文化的正确轨道上，并呈现纷纭繁杂的局面。教育文化研究深入到这一局面包含的种种动机、性质、应用之中。

上述文化内部和外部领域的变革和整合启示我们，教育理念或体制变革的诸多现象或本质层面的问题，乃至教育学学科自身的诸多问题，都需要回到当代中国人的文化之根、文化背景、文化需求去寻找解决之道。比如，关于教育学学科的独立性、科学性，包括它和其他学科的关系，都需要面向文化需求。这里一个关键的解剖点是何谓科学。对此，一方面是普世性的解释，如科学哲学对科学的定义，人们追求合乎人类理性的思辨，产生普遍性效应，另一方面又是民族性的，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定位和理解、使用，产生分化效应。那么，教育学在什么意义上成为科学，就和不同时代、地区和民族的文化冲突、文化需求息息相关。

最后，对教育史学科的发展而言，外国教育史和中国教育史学科目前从叙述性、编年性历史，尤其是教科书式的研究方法向主题史和问题史转化。通史、断代史，思想史、制度史、课程史，史家史著，史学评论等分支，都汇入其中。因此，强化问题意识，发现、归纳和解决问题，并展现问题结构，研究跟踪和探索国际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