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虹著.
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8
承受屈辱和等待革命的标准版晚清图像似是一具既成史尸，敲定了一种惯常的对黑暗的认知——被欺、被侵的古国苟延残喘却依旧维持着奴役人民的姿态，知识分子振臂呐喊甚或以血荐轩辕但仍唤不醒被锁链禁锢的庸众，唯有低首盼着踏碎热血者及活死人的黎明。而即使是这般的晚清，乌云之下亦存在着真实且有意义的生命，他们赋予社会以丰富细节，呈现着官方话语所未曾触摸的历史暗流，包孕着推动近代社会变迁的可能力量（p2）。夏晓虹教授便是从此关怀出发，耐心搜集和解读资料以贴近历史现场，期望对晚清社会作出相对精准的研判与重构。[i] 在出版于2004年的《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中，夏晓虹教授将报章文字作为整个研究工作的基石，以女性问题作为透视晚清社会的窗口，因报刊能够“最大程度地逼近社会情状的原生态”（p2），进而得以返回现场、感受晚清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而“女子在社会现实中的处境远较男子复杂，遭遇的困扰也远较男性繁多”，则对晚清女界生活与观念的考察可大致全方位再现晚清社会场景（p4）。为避免宏大叙事的疏漏，夏教授择取了十个个案，将之分予“女性社会”、“女性典范”及“女性之死”三个主题，具体操作以包含了丰富信息量的“事件核”为对象，揭示其蕴藏的晚清社会文化动态和现代性迹象。 [i] 夏晓虹,陆胤.(2016).打开多扇窗口,眺望晚清风景——夏晓虹教授访谈.学术月刊, 48(02):179-184. 女性社会 “女性社会”部分的研究意图是反映和展现晚清女性从生活形态到思想意识的新变（p5），为此，夏晓虹教授整合了四个案例，对女子教育、男女交往、报刊妇女论述同异，以及历史话语的现代转化进行了探究。 夏教授对上海“中国女学堂”的考述着眼于学堂创办前后的经历，以其主要创建者经元善的活动为线索，描绘了中国女学堂筹建前广泛借助新闻媒体宣传推介和招资引员的过程，展示了中西女士的盛大聚会并论及此会在女子教育事业方面首开风气的意义，重点讲述了以中西并重为办学方针的中国女学堂遭逢的西方和传统两种文化力量的冲突和调适，具体以课程设置和教育宗旨为例反映了晚清先进人士的矛盾心态和坚持自主性的意志，最后阐明了中西合璧的教育理想对全国女校开展的启示作用。而随着晚清女子逐渐接受新的知识体系，传统的道德无法避免地受到新教育的冲击，但二者之间亦达成了某种调和与折中，夏教授选取了发生于北京的杜成淑拒屈疆函事件对晚清社会道德加以讨论。她首先借实例刻画了晚清男女交往和婚恋方面理念推崇而行动艰难的背景，继而大体还原了杜屈之事的来龙去脉及其引发的社会效应，考察了个体和组织为名誉所采取的行动与结果，并以此讨论了京师女学界普遍认可的道德规范和女子教育设想，夏教授认为北京学界虽将“启发知识”与“保存礼教”相提并论，且主张不以前者妨害后者，较之南方颇显保守迂执，但却为新式教育留下了立足与生长的必要空间（p61）。 中国女学堂提调、教习、诸生小象 前两个个案的剖析主要是借助报刊内容深描事件和社会状况，而第三个个案则是直接以报刊为主体，通过文本分析考察晚清社会的性别观照。夏晓虹教授以《女子世界》为研究对象，介绍了刊物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作者群和刊物对“女子世界”的构想（女权伸张、女学普及的国家；强调女子与国家命运的联系）。之后，在男性作者关于女性的讨论中区分了“女权”优先和“女学”优先两个立场，表明了晚清新学界的困惑和所处社会的复杂性，并揭示了二者共同推进中国女性解放进程的意义。此外，夏教授还展现和总结了男女作者对女性身体与国家关系的论说中两条相逆的进路，且更为注重晚清女性所经验的心路历程（p101）。 《女子世界》第二年第一期（一九〇五年）封面 本部分的第四个案例是对清末流行一时的“男降女不降”之说的考察，夏晓虹教授从“十不从”的种种叙述谈起，而后分析了当时学者们展开的“男降女不降”的相关论说和意义，即通过张扬明史中为民族抗争的女子，激发民族主义情怀，争取民族独立。而据夏教授的考究，晚清革命志士对“男降女不降”的探讨实际剥离了此说与明季之时日常生活体验和实践的关联（缠足），他们在有意的历史遗忘中重构了历史记忆，使过去的资源得以现实政治斗争服务（p132）。与此同时，被发挥的“男降女不降”之说借助女权思想的传入，与“女中华”相联，应和时代的妇女解放需求，推动了大众启蒙及社会革命（女界革命）实践（p138）。 女性典范 为勾勒晚清女性的人格理想，夏晓虹教授在“女性典范”部分选取了班昭、批茶女士与罗兰夫人三个在晚清知名度较高的人物，以展现先进女性有别于传统的精神世界（p5）。 班昭的案例首先被放入晚清今文经学大兴的背景之下，此时对古代经典的解释常与新学说相契合，即“文饰政论”与“新眼读书”。晚清女子教育初创期间，班昭及其《女诫》便成为围绕女性争教育权话题重新注释的历史资源，班昭获致女子教育先驱的评价取向。而女性独立呼声高涨的20世纪初，时人对班昭及其《女诫》的言说姿态一分为二，质疑和批评的声音渐起、渐盛，班昭被斥为以女性身份而倡导“男尊女卑”论的女界之蟊贼、祸首（p160）。晚清人士对班昭的表彰常会落入尴尬的两难境地，因其虽有鼓励女性普遍接受新式教育的才学，却未有自由、平权的现代新女性必备品格，夏教授认为这一现象反证出经典在人们精神生活与社会交往中的潜在制约力，p168并且对班昭与《女诫》十年间大起大落的解读过程反映出时代思潮演进的疾速（p165）。 批茶夫人与《五月花》是晚清知识界贪多求快翻译状况下误译的典型一例，这一与奴隶问题相关的故事之广泛传衍与晚清中国国情相联系，后又成了知识分子寄语中国女性的取法典范，倾注了晚清志士最高的女性理想，如赞颂其为“世界主义之代表人”、借其人表达“使女子为英雄豪杰之女子”的女学宗旨（p179）。而《五月花》并未出版过中译本，但以批茶的夫姓斯托为名所译的《黑奴吁天录》却已出版，继而导致同一个人（批茶与斯托）在晚清实具有截然不同的形象意义。夏教授指出“因误译而造成的误读，得到的却是正解与正果”，借助批茶女士与《五月花》的意象，晚清新学之士将其救国意志、对自由平等的热切渴望以及女性人格理想充分表露（p184-185）。 在罗兰夫人的案例中，梁启超译自日本的《罗兰夫人传》使得罗兰夫人革命女杰意义上的感召力在晚清社会广泛传扬，之后被学界人士赋予女权革命的倡导者身份（p196）。罗兰夫人的事迹还被改编为戏曲、弹词等通俗文艺形式，虽部分超出史料的边界，但其流布能够引发女界效法外国前贤的意念。作为一个启蒙性的形象符号，罗兰夫人还被运用于小说《黄绣球》，以此表现先觉者脱离附庸地位、超越西方女性的心愿（p206）。最后，夏教授介绍了晚清时人颇为认同的罗兰夫人在近代中国的精神传人——爱国豪纵、最后拒绝出逃被斩刑处死的秋瑾，将其性情、志节和价值通过传记报刊文字加以展现。 在这一部分，夏晓虹教授择取了三个死于上个世纪初的女性的故事，包括自杀殉学的惠兴、被逼服毒的胡仿兰和被斩首的秋瑾。 惠兴自杀事件的讲述首先从难以弥合的满汉矛盾出发，处于此种情势下的惠兴对满人的自私、内争失望，其兴办女子教育的热忱血诚撼不动同族人的冷漠，最终决定为争取办学经费而自杀。对惠兴之死的评价经过一番曲折才得到认可，后被揭明为民族自救的行动，有着寻求满足复兴之道层面上的价值。此外，南北学界、报界的总体反应也不同，南方相对沉寂，北方则成为关注热点，这一现象暗含了民族歧见，且舆论界的调和亦未起太大效用。惠兴之死虽无法缓解满汉民族矛盾，但却推动了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进程（p247），如北京的女学堂出现兴建高潮、女学堂相关章程颁布实现女子教育合法化。 在胡仿兰一案中，报纸发挥了关键作用，使新闻转变为一桩轰动全国的案件（p261），江苏教育总会和学生群体都参与了对真相的调查，并对案情的处理结果有所助澜。胡仿兰为放足及想入学堂二事被公婆逼死，从这一事件可窥见晚清缠足和女子教育问题之复杂性以及革新之艰难，最后该案以办女学告终，至少达到了励学的目的（p272）。而确为先进者的胡仿兰在其事件被改编为通俗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渐趋平庸化，作者们采用了新旧融合的手法，赋予胡仿兰以“守旧礼法”的特征，夏教授认为此方式可使人物新中守旧、易被读者接受，乃饱含着改良者启蒙大众的苦心（p281）。 胡仿兰遗书（一九〇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时报》） 夏教授对秋瑾这一个案的分析注重梳理社会各界对其身后事的反应，并以此映现晚清的社会心态与文化氛围。秋瑾于家乡浙江绍兴的轩亭口以谋反罪被杀害后，民营报刊便对秋瑾殉难之事作出大量报道，其中《申报》最具代表性，《申报》对秋瑾的叙述使得其人迅速获得爱国女杰的印象，并且抨击地方官吏、为秋瑾抗争，强化了与官方对立的倾向。其时民间的舆论也普遍认为秋案为冤狱，民众斥骂与秋瑾被害相关的张曾敭、贵福等官员。在之后的风波中，山阴县令李钟岳因愧自杀，秋瑾之友吴芝瑛、徐自华安葬秋瑾、举行祭奠，可疑的出卖秋瑾之人如胡道南遭到了暗杀。此外，与秋瑾相关的文学盛行，凸显了秋瑾舍生取义的英风豪气。夏教授感叹“以自己的血，完成了平素心愿，赢得了后人敬仰”的秋瑾可说是某种意义上的死得其所（p31）。 一九〇八年十二月被毁前二日的秋瑾墓（王诚哉摄） 案例剖析的研究脉络 《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一书呈现了夏晓虹教授剖析个案时的研究脉络，即某一案例的考察如何展开的，又是如何在叙述的过程中围绕晚清社会进行解读的。 夏晓虹教授认为“案例的选择与设置具有关键意义，它决定了题目的观照面是否足够宽广，深入开掘是否有丰厚的价值”，且论述的深浅与成败与“能否正确解读与尽多释放‘事件核’中蕴藏的信息”相系（p4）。因而夏教授所择取的人物或事件都在晚清时影响较大，相关报刊材料丰富，研究者得以据此考察其所处的社会状况和文化动态。至于由个案透视社会的具体路径，从夏晓虹教授的研究中可总结出两种策略。 一是先描摹当时的社会背景，再将个案放入其中，并在对个案剖析的过程中细化和深化所处社会的情势。如在对杜成淑拒屈疆函事件的考察中，夏教授首先讲述了晚清时通信订婚与文明结婚的趋势，并以柳亚子和蔡元培的事例，以及金天翮的学堂新歌为证，后通过说明杜屈之事所涉及的诸种行动反映了京师有别于南方的道德规范及思想文化特征；对班昭及《女诫》的分析与之类似，亦是先介绍了晚清学界对经典的认识和注释倾向，即“文饰政论”与“新眼读书”，再将个案置于这一背景中，且能够通过具体的解读过程揭示出晚清社会的独特性及宏大研究探察不到的微观问题；再如惠兴自杀事件，先介绍满汉矛盾的社会情境，而后在自杀事件的探究中体现出民族间的冲突，并于民族意识的凸显外，表明惠兴事件深远的时代改革意义，夏教授虽将事件核由社会的某一层面导入，但在剖析之中充分挖掘了个案蕴藏的信息，进而观照了晚清社会的更多领域。 二是直接从个案谈起，通过对个案的具体考察展现社会的面貌，包括文化和制度力量、思想趋势及时代的特殊性等诸多方面。如夏教授对上海中国女学堂的考述勾勒了学堂的筹建、开办到关闭的过程，其中蕴含着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调和，这一考述以学堂之例返回了晚清社会的现场，展现了晚清志士的心态与行动，而读者亦能透过此个案感受到华洋杂处的近代中国环境；胡仿兰一案的探析从其死后各界的活动展开，报刊的迅速行动、社会组织的追根究底无不体现了晚清时民间可与官方相抗衡的监督力量，并且胡之死因反映了晚清女性放足解放的阻挡势力仍较为强大、女子接受教育的权利亦无法得到普遍认可的现实问题，而被改编的胡仿兰故事为启蒙大众又需融合旧礼法、旧道德的成分，可见晚清社会的复杂性与社会革新之艰难。 夏晓虹教授对个案的呈现、剖析和评论，运用和呈现了史料以构成较为丰富的社会图景。 其一，通过同一主题相关文本的梳理和比照，反映不同地域、性别或其他变量之间的差异，并以此窥探社会秩序和思想文化的具体状况。如在杜成淑拒屈疆函一例中，夏教授比较南北报刊对此事的反应，探察到两地相异的社会风气、道德规范体系，以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博弈程度；在《女子世界》的研究中，夏教授区分了男性作者群体内部对女性问题的论说倾向，并对男女作者讨论女子时的侧重点和与身体、国家相关话语的启蒙思路进行了辨析，从而可将晚清知识分子的不同声音均置于历史记忆的前台，更能了解志士们在制度和思想缺口甚少的晚清社会为女子解放进程所作出的多种努力。 其二，个案的探究需注意搜集事件的后续史料，考察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小事”之于社会变迁的意义。如在惠兴自杀事件一例中，夏教授梳理了时人对惠兴评价的曲折过程、不同地域的反应程度及民族矛盾表现后，将目光放于殉学的后续影响，即惠兴创立的女校起死回生、满族贵族妇女和大臣支持和资助创办女学堂、清廷立法推动女子教育等令人振奋的事件，再以此去看待惠兴自杀一事，可感受到其人其壮举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先驱作用。 其三，史料之间的相互印证，以其他史料辅助对某部分史料的解读，进而保证结论的可信度。如杜成淑拒屈疆函案例分析的最后一节中，夏教授指出京城学界和清朝学部认为“‘启发知识’与‘保存礼教’，或者说新教育与旧道德，二者之间的关系应是不以前者妨害后者”（p59），接着又通过学部禁斥金天翮的《自由结婚》歌编入女学教科书之事与《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相关条目的资料来辅证之前总结出的观点，因而从该事件透视晚清社会所得到的认知和印象更能够谓之“史实”。
女性之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