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骏教授的《天下为学说裂》于2017年10月出版，得到了学术界和文化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其中《探索与争鸣》杂志今年第3期“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第一辑对本书进行了专题探讨。这一期的七篇围绕本书的史学讨论文章与本书相映成趣，相应阅读实为一餐盛宴。

本书中，瞿骏教授首先接连辩驳了几种主流史识。首先是线性史观。以线性史观论，清末读书人必是“先读《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维新报刊，然后被革命思潮吸引，向往革命，随即弃读维新报刊，改阅《民报》等革命刊物”。作者以毛泽东、徐兆玮等人的自述证明了当时报刊阅读的混杂性一面。随即还指出了革命报刊接受的反线性面相，我们可以看到有身居小县城读不到《民报》的郭沫若，有嫌《民报》“内容太激烈，甚危险”拒绝销售的日本书商，还有觉得《民报》“沉闷而无趣味”的吴宓。当把视角从宏大叙事转向真实的个体存在，线性史观就露出了苍白的一面。其次还有对辛亥革命一些重要问题的无视、宏大讨论或空洞的意义坚持。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了“再历史化”，即“扩大史料范围，重新进入历史的情境，更深入地通过这些问题去认识1911年革命实际的与作为符号的历史演化进程”。如“再历史化”的基础——史料，作者指出了辛亥革命研究相关史料的更新换代及其为当下研究所带来的可能性。又如“再历史化”的方法——去熟悉化和贯通史事。作者举出了辛亥革命不彻底、辛亥革命使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是什么性质的三个教科书式的熟悉化的革命叙述为例加以再讨论。其中，袁世凯其时的“英雄”形象、教科书出版和各式买卖的勃兴对于共和观念的传播、“同胞”一词当时的盛然兴起等，都令人读罢难忘之余又深有所思。至于“贯通史事”，主要指将辛亥革命放入长时段考察，作者提出了辛亥革命作为符号的演化过程问题，以及如何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延续性里定位1911年革命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比之去熟悉化问题更加值得注意，作者在深入考察的基础上出，辛亥革命作为符号的演化受到各类政治、文化力量的建构，其在中国近代转型中的定位，与后续一系列革命有着内在关联，共同构成了一个包含着公共空间的政治化、宣传美学的滥觞与扩散、除旧布新的运动和观念乃至感觉世界的再塑造的连续进程。

在提出其方法论和思维方式之后，瞿骏教授以读书人为中心分别对“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清末上海对江浙地方的文化辐射、五四时代的趋新现象和读书人的纷争离合进行了再讨论。此处十分突出的一个思路是自下而上的历史考察，在具体的人的生活经验中重写历史。从晚清到五四，作者以学生生活史串联这段历史，以大历史中普通学生的求学求职困境、日常惯习转变、与权势网络和新旧伦常的互动等，呈现了既建基于辛亥、五四等关键历史节点，又充分辐散到日常经验的新文化史叙事。对于上海的文化辐射，作者同样关注普通人，以地方读书人的日记为主体史料，对上海辐射的文化因子与具体区域和人物结合中表现的“非线性、非一致的多歧纷呈状态”，以及这些文化因子对当地社会权势争夺的影响进行了述论。并以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失语者”凌独见为中心，丰富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在此三章中，作者不仅以个体生活经验成功地对众多已在学界有着丰富成果的命题进行了再深化，而且以跃然纸上的人物形象和生活图景，一定程度上超越具体研究，表达了深刻的个体和现实关怀。

这种关怀也是此书整体呈现的一个突出特点。在接下来讨论教科书的两章文字中，作者关心的不仅有清末民初的新教育结构、儒学与国家和世界观念在教科书中的复杂命运，也关心在趋新启蒙对守旧复古的重大“胜利”中，被接踵而来的“调整”和“尝试”所消耗和伤害的万千青年的具体运命；在详述启蒙对传统教育的步步紧逼之后，作者感叹的是“中国延绵数千年之文明传统的不断失落”。在丰富和深化近代教育转型和启蒙历程研究的同时，表现了作者广远的历史胸怀。

综观全书，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思考。首先，对于传统叙事的不满足。历史所关照的对象根本上是过去的生活，人与事的方方面面。生活既是层峦叠嶂，百转千回，好的历史就不当是死水点缀绿草。传统叙事最突出的僵化面就是线性史观，掉入线性的进化观，就必然导致史学笔触的僵化苍白。其次，对于研究视角或思维的不断创新。本书告诉我们，即使是相同的史论史识，从不同的视角看去，也有不同以往的面相呈现出来。作者多次用到“复杂”“纷歧”等词，其在《探索与争鸣》的“补言”也以“追寻过去的不确定的答案”为题。像反对线性史观一样，我们也不应将任何历史问题抱定一种答案，一种答案也不应抱定一种解释或叙述。历史既“求其情状”，便首先以答案的“不确定性”为前提1。最后，无论是怎样的新思考新探索，瞿骏教授成功地搅动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多个问题域，其背后所支撑的是扎实的史料功夫，也有对于社会理论和史学动向的熟稔。

1关于历史的繁复、多歧和不确定，还想推荐罗志田教授的《思想史中名相的模棱》，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