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历史上除科举制和其他选官制度外，明代的匠人入仕构成了朝廷典章制度确定下来的另一种选官制度，这与明代的皇家营造经历密不可分。匠艺技术和知识的掌握与应用，赋予了营造匠人向上流动的空间，虽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匠人们的社会地位，但促使后世营造匠人从“安身”而趋向于“立命”，强调了营造匠艺本身及其与中国传统士大夫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匠人；入仕；明代；匠官制度

今天，我们通常把手艺工人统称为匠人，或把工与匠等而视之，但这与匠人的原初意义是有出入的。根据《说文解字·匚部》：“匠，木工也。从匚从斤。斤，所以作器也。”[1]段玉裁的注解是：“匠木工也。工者，巧饬也。百工皆称工，称匠。独举木工者，其字从斤也。以木工之称引申为凡工之称也。”[2]但将匠人仅仅理解为“木工”恐怕是不确切的，按《考工记·总叙》：“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或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3]“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抟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轮、舆、弓、庐、匠、车、梓”[4]，可见“匠人”只是“百工”之一，且只是七种“攻木之工”中的一种；又按《考工记》：“匠人建国……匠人营国……匠人为沟洫。”[5]可知匠人的主要职责是选择城池、宫室的地理位置（即所谓“建国”），建造城池、宫室（即所谓“营国”），修建沟洫等农业水利工程（即所谓“为沟洫”）。从这个角度看“匠人”在其最初实际上就是“营造工匠”的意思。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本来作为下位词的“匠”逐渐与上位词“工”合流，遂有工匠并称。到了元代，随着匠籍制度的出现，“工”与“匠”又再次分流，有了“工在籍谓之匠”的说法，[6]也就是说只有在匠籍的“工”才被称为“匠”。到了清代，随着匠籍的废除，“工”“匠”两词又再度被等量齐观，也就形成了今日意义上的“工匠”概念。本文所谓的“匠人”大体与今日通行的“工匠”一词概念相当，但考虑到原初意义，仍使用“匠人”一词。

本文讨论的是近世以来营造匠人尤可注意的“匠人入仕”现象，尤其是明代出现的匠人入仕骤增，并且还有担任要职与高位的情况。本文将从入仕的历史背景、入仕的缘由和入仕与匠人地位三个方面来加以述论，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以及匠人频繁入仕和身份变化是否提升匠人地位等问题。

一、匠人入仕的历史背景

这里说的“匠人入仕”并非“匠籍入仕”，在明代中后期，随着科举向匠户的开放，匠籍人员也可以登科入仕；而所谓“匠人入仕”指的是匠人未通过科举，单纯依凭自己的匠艺进入官僚阶层。中国历史上选官制度，除科举制外，有秦的“二十等爵”制、两汉的“方正贤良”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唐宋的“博学弘词”“明经诗赋”制等等，但无论何种制度，都罕有以技艺水平作为选人任官的标准。当然依靠技术水平入仕也并非绝无仅有，如唐太宗在位时的阎立德、唐高宗年间的阎立本，这兄弟两人俱是以营造匠艺入仕（都是先为将作少匠、将作大匠，后官至工部尚书），[1]但这种情况毕竟只是昙花一现。

营造是专业化非常高的工作，但在元以前，作为营造主管部门的工部，哪怕是低品级官员也俱是由科举出身的文人担任。《宋会要辑稿·选举》有记载：“太平兴国二年始命第一、第二进士及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同判诸州。”[2]“太平兴国二年三月二十三日诏新进及第进士吕蒙正以第一等为将作监丞。”[3]又如在真宗咸平三年（1000）四月二十七日”“以新及第进士第一人陈尧咨、第二人周起、第三人胡用、第四人朱巽、第五人李颖、锁厅李绎，并为将作监丞、通判诸州”。[4]《续资治通鉴长编·》也有载：“诏应进士、诸科同出身试将作监主簿，并令守选。”[5]将作监，掌管宫室建筑的官署。其中，官职为监从三品，少监从四品下，丞从六品下，主簿从七品下。元代依唐制，据《哲匠录》：“杨琼，曲阳县西阳平村人。幼业石，每出新意，人莫能及……中统至元间，营两都宫殿城郭，累迁领大都等处山场石局总管……十四年，任少府少监。翌年卒，赠宏农郡伯。”[6]又如王浩，“王浩，曲阳阎家疃人。至元初，大都营缮方兴，浩本石工，由侍卫军改隶少府监石局，以艺业精妙，迁采石局提控，转提领”。[7]可见杨琼、王浩等元代“匠官”品级并不高。

到了明代，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据记载，明代部分营造类入仕的匠人，获得了前朝未有的高位，如：

蒯祥、蒯义、蒯钢、蔡信、郭文英俱以木工，官至工部左右侍郎。陆祥以石工，官至工部左侍郎。[8]

世宗时，匠役徐杲以营造擢官工部尚书。[9]

工部为管理全国工程事务的机关，工部尚书为其长。工部尚书品级在明代为正二品，清代为从一品；工部侍郎为工部副长官，明代正三品，清代从二品。

需要指出的是，在明代匠人入仕并非是帝王临时起意之举，而是被朝廷典章制度确定下来的一种选官制度。明代的匠户一为轮班，二为住坐，按照法令全国工匠都必须轮班到京服役。《明史》记载：“洪武二十五年，置营缮所。改将作司为营缮所，秩正七品，设所正、所副、所丞各两人，以诸匠之精艺者为之。”[10]根据单士元的研究：“洪武初，既设工部，将作仍存，其后将作司改为营缮所，终明之世，承之不改。欲考明代营造，则将作营缮其重要机关也。”[11]而“轮班者隶工部，住坐者隶内府内官监”。[12]内府由宦官统领，这类工匠往往因业绩受宦官赏识而直接传奉入仕。

从以上史料来看，明初营造匠人凭借“匠艺”制度性入仕的道路已经打开，并且有了大幅增长，这与宋元两代的情形很不一样。

清代的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卷34“吏役至大官”一条中记录了明代中前期数次“匠人入仕”的情况：

（弘治）八年，修隆善寺，工竣，授工匠三十人官，尚宝（少）卿任道逊等，以书碑亦进秩，王诏上疏切谏，工匠授官，已滥觞于此。正德初，刘健等疏中，有画史、工匠滥授官职，多至数百人，岂可不罢。刘瑾擅权，《通鉴纂要》成，诬诸翰林纂修官誊写不谨，皆被谴，而命文华殿书办张骏等改誊，骏擢至礼部尚书，他授京卿者又数人，装潢匠役亦授官秩。世宗时，匠役徐杲以营造擢官工部尚书，其属冒太仆少卿、苑马卿以下职衔者以百数。又工匠赵奎等五十四人亦以中官请，悉授职。[13]            

而明代中前期，尤其是内府拔擢匠人也引起争议。据《明世宗实录》记载：

嘉靖五年四月，兵部侍郎胡世宁，言比者官匠赵奎等五十四人以太监张忠一言尽行升职，祖宗列圣以来臣未之前闻也。且自古国家财尽必取于民，民穷必至于变。今官赏既滥，则俸入不得不增，恐有限之供输不能给无涯之用度。陛下为祖宗保天下，为天地养生民，不宜有此。疏入未报。会太监周缙、王本等奏乞录已故太监罗钥、秦文宗属，诏复从之。于是尚书李钺等骤谏言，我朝旧制武阶专以待军功，管事必由于推选，自正德间为权奸所坏，几危社稷，今厘革未几，而内臣乞升之奏随请随得，如祖宗成宪何？如天下公议何？况小人之欲愈纵愈贪，若不早赐禁绝，恐将来无复底止。上以升授官职亦先朝故事，戒钺等勿复言。[14]             

从这段史料来看，在嘉靖五年，明世宗一次拔擢了赵奎等54名工匠，虽然遭到了胡世宁、李钺等大臣的反对，却以“升授官职亦先朝故事”为由，驳回了胡、李等奏呈。而万历三十五年（1607）更是因修两宫殿门，内府升匠官三百五十员。[15]可见拔擢匠人入仕已是有明一代经常之举。

事实上，不但营造匠人可凭匠艺入仕，在明代，其他工匠也享有此“待遇”，清人褚人获在《坚瓠集》记录了明初由于种种技艺而拔擢入仕的情况：

洪武初，徐兴祖、井杲俱以厨役授光禄卿。杜安道、洪观俱以栉工官太常卿、礼部左侍郎。蔡春、王兴宗俱以皂隶官布政使。他如李孜省、邓常恩、赵王芝、凌中俱以方术进。顾羾由巫师，俱官太常卿。金忠以卜术官至兵部尚书，赠少师。袁珙以相术官太常寺丞、赠少卿。子忠彻官至尚宝少卿……许绅以医官至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蒋宗武以医官通政司通政使。施钦仲、兰奈、宗周、张銮、徐伟俱以医得官礼部，左侍郎汤序、右侍郎康永韶，俱以天文生授。[15]

《明史》记载，天启六年（1626）十月皇极殿成，官匠杂流升授者965人。[16]

为何有明一代能打破成规，有如此众多的工匠入仕？这与明代立国之初统治集团内部构成有莫大关系。明太祖朱元璋起于寒微，明初的朝臣来源也是五花八门，比如著名的姚广孝、丘玄清等俱是以僧、道入仕，对此明代王世贞在其《弇山堂别集·异典述五》“文臣异途”一条中有详细记述。[17]因此有明一代特别重视对“技艺”之士的录用。

工匠群体中唯独营造匠人独受青睐，先后有将近十人被提拔到工部尚书、侍郎一级的高官，这与明代的皇家营造经历密不可分的。可以发现上述“匠官”主要是在永乐、嘉靖两朝被提拔的，而这两朝恰恰也是有明一代宫殿营造的高峰期。永乐四年到永乐十八年（1406—1420），明王朝大规模修建北京城池、宫殿、坛庙、陵寝和园囿，掀起了有明一代皇家营造第一个高潮；明世宗朱厚熜则以制礼作乐自任，意在开创一代新规、掀起了明代皇家营造的第二次高潮，“他更定洪武坛壝制度，把天地合祀改为分祀，增建圜丘和皇穹宇，改建大享殿与斋宫；又分别于北郊、东郊、西郊建方泽坛、朝日坛、夕月坛。废太庙同堂异室之制，分立九庙，每庙一主。并为其父立庙，称为‘世庙’。建皇史宬、大高玄殿、钦安殿。重建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各项工程并时而兴。嘉靖十五年前号为简省，工程费用总计已达六七百万两，其后增至十数倍，常有工地二三十处，役工匠、军夫数万人，岁费银二三百万两，而天下财赋岁入太仓者仅二百万两有奇”。[18]大规模的营建工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也需要提高营建技术、改进营建工具，更需要技术卓越、富有丰富营造经验的匠人直接参与营建工程的管理。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曾有如下记载：

世宗……至末年土木繁兴，冬卿尤难称职。一切优游养高，及迟钝不趋事者，最所切齿，诛谴不逾时刻。最后赵文华为分宜义子，欧阳必进为分宜妻弟，特以贪戾与阘茸相继见逐，权臣毫不能庇。而雷丰城以勤敏，独为上所眷倚，即帝尧则哲之明，何以过之。终上之世，雷长冬曹，无事不倚办。即永寿宫再建，雷总其成，木匠徐杲，以一人拮据经营，操斤指示。闻其相度时，四顾筹算，俄顷即出，而斲才长短大小，不爽锱铢。上暂居玉熙，并不闻有斧凿声。不三月而新宫告成，上大喜。[19]    

可见营造匠人在营造过程中担任管理职务的重要性，明世宗甚至“嘉靖后添设尚书一人，专督大工”。[20]因此，尽管有不少文人对这些“匠官”持有异议，“匠官”仍能得到庇护，《明世宗实录》有载：

虽然优秀匠人担任营缮所丞已成制度，但入仕匠人的继续提拔却并没有什么固定的准则，《明英宗实录》记载：

正统十二年闰四月，升工部营缮所所副蒯祥、陆祥俱为工部主事。以蒯善攻木、陆善攻石，管匠修城有劳也。……顺天府带俸经历张忠亦自以修城有劳乞升官。上怒曰，升赏出自朝廷，岂臣下可干邪。命下狱鞫之；法司奏当赎杖还职。上曰：忠发身石匠，其罢官仍就原役。[22]             

从这则史料可以看出张忠出身石匠，且已经入仕，从其胆敢为自己“乞升官”来看，其修城的功劳应当不小，但因为自乞升赏，遂为英宗所恶。这也表明在当时应该没有匠官任上的固定规则，否则张发也就不会贸然自乞升官了。

二、入仕的缘由

明代浙派画家朱邦绘《王宫图》，

图中人为蒯祥，背后为承天门（即天安门）

蒯祥、蔡信、徐杲、郭文英等营造匠人究竟有何过人之处，能在广大工匠中脱颖而出成为尚书、侍郎一级的高官？回答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厘清匠艺与匠人生涯发展至关重要。《明实录》中对陆祥、杨青、蒯祥、蒯钢、蔡信、徐杲、郭文英等匠官的言行都有所记载，笔者曾将《明实录》所载明代部分营造匠官史料一一摘录，前后历经明代十朝九帝，共有四十九条。概括起来，可以得出以下推论：

第一，匠官的拔擢固然有君主恩宠的成分，但主要仍是依靠他们的实际营造成绩。实录中记录最为详细的是陆祥、蒯祥与徐杲的事迹，从中可以发现他们的升迁是与一个个工程密不可分的。以徐杲为例，《明实录》从嘉靖十九年（1540）开始有其记录，从皇穹宇到太庙，到京师城外，到门工，到大玄都殿，到玉熙宫，到万寿宫，到皇极殿，到万法宝殿，实际上就是其一步步升迁的台阶。

第二，虽然蒯祥等人已官至尚书、侍郎一级，常理度之所辖之领域当很宽泛，但他们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内官监督工。虽然君主未见得信任这些匠官，但对这些匠官在营造领域的建树他们却是深信不疑的。蒯祥三次“逾致仕之期”，但又三次复任；蒯钢虽被降，但当致仕却又被要求复职，凡此种种都显示出君主对匠官在营造方面的信任。

第三，这些营造匠官手艺一流，但对君主来说更看重的是他们的建筑设计能力、工程管理能力和现场应变能力，这在实录中记录不多，但其他史料有所呈现。蒯祥有高超的设计能力，《吴县志》记载：“凡殿阁楼榭，以至回廊曲宇，随手图之无不中上意者。每修缮，持尺准度，若不经意，既成不失毫厘，有蒯鲁班之称。”[1]工程管理能力的一大体现就是现场应变能力，在这点上蒯祥也称一流，《香山小志》有载：

徐杲的营造匠艺也是非常出众，前引《万历野获编》中已记录其三月建成永寿宫，而上不闻斧凿之声，足可见一斑。徐杲怎样使人不闻斧凿声，《增修甘泉县志》则是补齐了这则故事：“徐杲以木匠起家，官至大司空，其巧侔前代，而不动声色。常为内殿易一栋，审视良久，于外另作一栋，至日断旧易新，分毫不差，都不闻斧凿声也。”[3]

相较于蒯祥，徐杲则更有几分神秘色彩，《罪惟录》载：

当然，传说不足信，但营造匠人对术数的掌握却能从中窥见一斑，明世宗崇信道教，崇尚修仙之术众所周知，他能对徐杲如此信任，徐杲或确精于此道。

可以说，“营造匠艺”是一个复杂的“知识—技艺”体系，传统“职业教育”研究所关注的“手艺”只是整个营造匠艺体系中的一项初阶“技能”而已；而在“学徒期”这个通常被认为是工匠最为正式的“学习”阶段，能学到的也只是作为营造匠艺初阶技能的“手艺”的一小部分。朝廷的典章、社会的风俗、上层的趣味以及营造本身的逻辑这些“知识—技艺”体系中的“高阶技能”是需要一个匠人尽其一生去学习与掌握的，这与营造匠人能否实现经济、社会地位的上升息息相关。国家与文人阶层的话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其影响还从“匠艺”的“技能层”扩展到了“知识层”，成为了指导和制约“手艺”的重要因素；通过这样的建构，营造匠艺才可能被纳入传统中国的知识“体系”之中。

三、入仕与匠人地位

有明一代有较多的营造匠人入仕为官，且官至尚书、侍郎等，那是否可以说营造匠人或工匠群体的地位由此就上升了呢？其实并不尽然。一个群体的社会地位，主要来自其他群体，尤其是在整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对他们的认可度，在传统中国主要是士大夫群体。尽管蒯祥、徐杲等人已身居高位，封妻荫子，但士大夫群体对他们始终是抱有戒惧之心的。

士大夫群体始终认为匠官群体属于异类。从实录记载来看，他们曾前后数次对匠官群体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据《明英宗实录》记载，英宗元年云南道御史沈性就曾上奏：“景泰年间郕府旧僚及匠作庸流皆擢美官，乞裁省之。”[1]这一奏疏直接的结果就是蒯祥、陆祥从工部右侍郎降为太仆寺少卿。成化二十三年（1487），匠官第二次被大面积降职，工部右侍郎蒯钢被降职为顺天府治中。甚至发生了匠官降俸的情况，虽然最后得以恢复，但匠官的艰辛却也可见。从后世来看，情况也并无多大改观。无论是前文所引明人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引述匠人入仕的“文臣异途”条，还是清人褚人获《坚瓠集》的“明初异擢”条，一个“异”字实际上已经表达了文人们对入仕匠人的看法。对于陆祥，《明实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一句“然为人颇谨愿，士夫不以其出自杂流而弃之”却也让人不胜唏嘘。[2]事实上，这些“杂流”们在后来确实是为“士夫”所弃了，这种抛弃并非仅指徐杲以后匠人群体再无高官，而是指由“士夫”所编撰的正史中对这些匠官几乎不着一墨，翻遍《明史》，上述匠官被提及的只有一人一处，《明史》曾有一处提到郭文英，即便这一处却也充满了贬低之意：

到清代，虽然营造匠人们不再如明代那样能担任尚书、侍郎一级的官员，但基层营造官员由匠人担任的传统还是被传承下来了。究其原因，一方面近世以来的中国营造匠艺，内涵之丰富早已超越了通常所说的“手艺”范畴。“绘画、算诀、术数、典章”与“手艺”一道构成了营造匠艺的整体，匠人凭借这些技艺与知识，得以掌握环境规划、施工管理、建筑设计、构件设计、构建制作等营造的每个环节。这一“技艺—知识”体系也不是杂乱无章，对于营造匠人而言，“手艺”是基础，是根本。另一方面，这个“技艺—知识”体系虽为营造匠人所掌握占据，但背后的精神与主导却是与传统中国士大夫的话语体系、知识体系紧密相关，这种关联昭示了营造匠艺的开放性与可生发性，也使得营造匠人与文人士夫的对话成为可能，如样式雷的皇家营造、张南垣的以石为墨、姚承祖的杏坛开讲反映的都是传统中国匠艺体系与士大夫话语体系、知识体系关联背景下匠人与文人之间的精神交流。

进而，在明清之际，中国文人由于对传统营造方式背后所呈现的精神内涵不满而开始理论性、知识性地涉入匠艺世界，尽管从整体来看，中国文人对营造的知识性和理论性参与的热情是不足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文人与营造绝缘。他们采取了一种“援匠入文”的方式试图将匠艺纳入到文人的话语体系与精神世界之中，主要体现在文震亨的《长物志》和计成的《园冶》中。《长物志》与《园冶》虽非专门的建筑营造论著。但对于建筑“功能”的探讨已经隐含在其中了。所谓的“精神”实际上指的是营造过程中建造者对建筑“功能”的追问、探寻以及坚持。对于建筑来说，“形式”固然有其意义，但更多情况下“形式”应当以“功能”为核心，围绕功能而“展开”。遍观《长物志·室庐》，可以发现文震亨最关心的是如何在建筑中实现文人舒适、雅致的生活，所有的阐述都由此展开。[4]在《园冶·立基》中有“立楼阁基”一节，在计成的笔下，“立楼阁之基”首先需要考量的不是制式，而是文人的一种“审美体验”。[5]他们要做的就是用自己的理论所长去“提高产品的质量”，而将匠艺工作纳入已有的知识与经验范畴。在这些文人心目中，匠人的经验固然有其价值，但只有经过文人的阐释和提升，这种价值才能够有效凸显出来。

这一精神得到了匠人的迎合和参与，而匠人也因此被文人世界所接纳。张涟叠山的实质在于用常物形成山水之感，从而打破了以往叠山的靡费。且所叠之山不落俗套，黄宗羲赞曰：“荆浩之自然，关仝之古淡，元章之变化，云林之萧疏，皆可身入其中也。”[6]如此评价，可见张涟已占得文人的品位精神。

 结语

作者 | 丁钢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院长

吴旻瑜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宏观教育政策研究院博士后

编辑 | 胡乐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