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   渊   廖学红  任友群

原载于《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15辑

由于一直太不喜欢东北部寒冷的冬季，1963年，在北伊利诺伊大学就读两年后，年轻的约翰·霍金斯转学到夏威夷大学。之所以选择到夏威夷，约翰看中的是那里四季温热的气候。由于在约翰的出生地——伊利诺伊州的思德林镇并没有多少亚裔，约翰最初对亚洲研究——后来他的主修科目——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在去夏威夷之前从未接触过亚裔的约翰惊讶地发现，亚裔在夏威夷几乎随处可见。

夏威夷大学为学生提供了几乎所有亚洲语种的语言课程。按照要求，约翰必须从众多的语种中选修一门语言课程。此前，约翰学习了一点日语和韩语，但是在一位华裔朋友的影响下，他最终还是选择学习汉语。当然，这可能也与高中时代曾经同他一起练习马拉松的一位学长毕业后去了耶鲁学中文有关。冥冥之中似乎已有安排，约翰不但很快就喜欢上了中文，越学越有兴趣，甚至还把主修从欧洲史改成了亚洲史，尤其关注中国史的研究。约翰至今还记得，教他中文的老师是一位曾在北大任教的中国人。

当时学习汉语的学生会有机会去台湾学习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尽管大家都知道中美关系紧张，但一些年轻人还是忍不住要问：为什么不能去中国大陆，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不能安排他们到中国大陆去学习？当时，事实上欧美各国都有人访问过中国，如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法国人等，只有美国人被拒之门外。约翰从美国方面得到的信息是，中国方面不给美国人签证。但是，在当时的美国护照上，列举了美国护照无效的一些国家[2]，中国却赫然在列。显然，美国政府似乎并不支持美国公民访问中国。对此，约翰和他的同学们也不能确信，问题到底出在美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而且似乎他们也改变不了什么。

离开伊利诺伊到夏威夷时，约翰快20岁了，已经开始对某些敏感问题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当时正是六十年代初，越南战争开始升级，美国军队开始扩大募兵范围，大量约翰的同龄人，包括他高中时代的同学在内，都被送到了越南战场。为此，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也开始逐渐升温。由于读大学可以免于被征募，约翰得以有可能思考这场战争的价值。到夏威夷大学后，约翰开始阅读一些原始文献，逐渐了解了越南战争是如何发生的，以及美国政府是如何卷入这场战争的。年轻的约翰渐渐认识到，美国政府一直在撒谎，他们一直在捏造参战的原因。事实上，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后来在一本书就指出，美国政府当时一直在对美国人民撒谎。[3]

正是基于对越南战争的认识，约翰开始怀疑美国政府对那些非美国盟友国家的一贯看法。也正是从那时起，约翰开始积极参与学校反战社团的活动，随后还担任了学生社团“争取民主社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夏威夷大学分社的副主席。夏威夷是美国重要的海军基地，也是美国驻守太平洋的第七舰队的驻地。因此，约翰的社团经常能够邀请一些军方人士到大学里演讲，讨论为什么会有越南战争，为什么要轰炸这个东南亚的小国家。这使他们有机会和军方的一些高层对话，从而也更加怀疑美国政府卷入越南战争的意图，以及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是否恰当。特别是进入1965年，随着战争的升级，美军开始轰炸北越，战火一度蔓延到中越边境。一些美国军人开始叫嚣要入侵中国，消灭中国。他们开始轰炸连接中越的桥梁，几乎就要与中国开战。很多人，包括约翰的老师也开始认为，对中国的战争一旦爆发，就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也会参与其中。在约翰看来，当时的美国政府在此问题上显得过于轻率。

因为参与反战，同时通过课程学习和阅读一些书籍，约翰开始和当时在夏威夷的来自越南、柬埔寨、老挝和日本等东南亚国家的学生建立了友谊。约翰还结识了他的第一任女友——一位来自菲律宾的华裔女生雅培（Yap）。与他们的交往使约翰更清楚地意识到，美国的亚洲政策显然背离了当时亚洲国家的现实情况与需要。而且，正是由于美国政府政策与宣传的导向，大多数美国人都对中国革命、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和朝鲜战争持怀疑和批评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原因就在于实行了共产主义。而没有实行共产主义的台湾，恰好在六十年代进入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期。约翰觉得，当时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描述和研究，总体上确实比较消极。但是，随着阅读量的增加，约翰开始不再轻信一些杂志上对中国的描述。让他心存疑惑的是，1949年后还没有美国人到过中国，谁能确信自己读到的那些东西就是准确的呢？不过，从一些二战后曾经去过中国的加拿大人和欧洲人的文章里，约翰还是看到了一个与美国媒体的描述完全不同的中国：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人民公社等。年轻的约翰意识到，中国正在发展一种新的经济体系，这种新体系或许运转有效，或许不那么有效，但是还没有证据显示，中国经济当时存在很大的问题。即便可能与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但毕竟中国仍然还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是这些问题，促使约翰开始想更多地了解中国，甚至想要到那里去看看。

在夏威夷，约翰还结识了同是SDS成员的乔治·萨兰特(George Sarant)。乔治来自纽约，就读于夏威夷大学政治学系。他对中国非常感兴趣，在中学时就学过中文。在夏威夷大学也参加了学生民主社会社团，并主管该社的财务。1966年，恰逢第十二届反对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4]在东京召开，夏威夷当地的该会分会的委员会决定派两名代表去参加这次会议，约翰和乔治被大家集体推选，代表夏威夷大学的学生和该委员会参加在东京的会议。

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无意中把约翰带到了中国，也让他的人生轨迹从此有了改变。从严格意义上讲，约翰和乔治不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批访问中国的美国人[5]，但是，毫无疑问，在没有任何官方背景或者政治意图的情况下，约翰和乔治无疑是最早访问新中国的普通美国大学生和公民。

至1966年，作为二战后具有全球性影响的、代表左翼力量的和平会议，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已成功举办了十二届。作为新兴的第三世界大国，中国政府一直派团参加这一会议。但是，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从而成为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发展中国家。由日本左翼力量主导的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迫于此时已与中国交恶的苏联政府的压力，开始对中国派团参加大会持消极态度。到1966年7月27日，日方突然宣布拒绝参加第十二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入境，从而引发了日本国内和世界各国代表的一片反对声。[6]

第一次到东京参加这一大会的约翰和乔治，很快也知道了这一消息。实际上，在抵达东京后，约翰就已经能够明显感觉到，日本政府非常在意中国试爆核武器。会议主办方同样表现出一种不安，并且确实不想让中国代表团参会。当时的约翰无法真正了解那时日本各方政治势力及政府对这次会议的态度和当时的局势，一些重要的细节可能永远也无法追溯，因为看不到当时的任何档案。据约翰猜测，一种可能是当时的会议主办方——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要求日本政府不给中国代表团团长签发签证。不过，约翰记得，大部分中国代表团成员还是拿到了签证。然而，在中国代表团顺利抵达日本后，却被会议主办方拒于会场之外。这让与会的其他各国代表非常不满。为了表示抗议，来自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比利时等国的代表决定开会讨论这一问题。他们一致认为，中国代表团既然已经抵达东京，就应该参加会议，主办方必须告诉大家到底发生了什么。[7]但是，作为会议主办方的日方却没有参加这次讨论，而且起初还拒绝提供会场。当然，会议还是在酒店的一个房间里顺利召开了。约翰还记得，他们整个晚上都在那个房间里，日方也不给他们提供水和食物。从一些年长的、已经参加了好几次会议的代表那里，约翰了解到，是作为会议主办方的日本社民党不想让中国代表团参加此次会议。至于原因，他们猜想日方可能是迫于苏联代表团的压力。因为会议举办方和苏联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日本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同样关系密切。尽管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也有自己的领导层，参会者不仅只是社民党，但大部分日本代表都与日本共产党关系密切，无疑也都倾向于支持苏联。在这些资深的与会代表看来，事实上，由于中国已经成为核国家，变得更为强大，苏联人害怕，日本人同样害怕，因此他们就会试图阻止中国人参加这一会议。通过讨论，大家达成一致：如果会议主办方不采纳他们支持中国代表团的建议，仍然拒绝中国代表团参会，他们就离开会场集体退出大会。[8]这也是他们当时唯一能做的。

约翰在会议期间遇到了一位中国友人——俞志忠[9]，时任新华社（《工人日报》）驻东京记者站[10]的记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次偶遇，才使得约翰和乔治得以有机会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约翰发现，在世界大会的会场上，很多中国人都来自台湾，只有俞来自大陆。俞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突出的外型。至今约翰还依稀记得，俞的身高超过6英尺（1.83米以上），是个大个子[11]。约翰和乔治主动和俞志忠攀谈，其实最初只是想在真正的中国人面前试试自己的中文。他们告诉俞，他们很想了解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因为他们对中国一无所知。也许是觉得这两个年轻人很有意思，俞志忠就用中文和他们聊了起来。结果是，约翰和乔治能说的中文实在很有限。不过，幸运的是，俞的英语却很好，人也很友好，他们很快熟了起来。显然，仅仅是出于好奇才与俞攀谈的。约翰与乔治也没有想到，很快他们就成了朋友，甚至还约着一起出去喝啤酒聊天。约翰更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段友谊给他带来的是此后大半生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约翰和俞志忠的对话主要集中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上。据约翰回忆，他当时更关心与自己同龄的中国青年的状况。他想知道，中国的学生在干什么，他们去什么样的学校，在学校里都学些什么。对于此前仅从书本、杂志上了解中国的约翰而言，这无疑也是一个很好的求证机会。他也很想知道中国人对越南战争的看法，对美国和美国人的看法。在美国，约翰一直听说，中国想征服美国，征服世界，所有人都得成为中国人等等。他甚至直接问俞，中国是不是真有这样的野心。俞的回答非常笼统，比如中学生毕业后可以上大学，并且提及了一些中国最好的大学。至于中国政府对越南战争的立场，俞的看法是，美帝国主义是想控制整个东南亚，中国人想帮助越南人，不过并不想卷入其中。他也提到，中国确实派遣了专家到越南。当然，约翰显然已经在一些资料中看到过与俞相似的说法。俞还说，中国人并不反对美国人民，或者其他国家的人民，但是，中国人确实不喜欢某些国家派兵入侵和轰炸他们的周边国家。

俞志忠为人很低调，对约翰和乔治也非常友好。在俞这里，约翰没有听到尖锐的反对美国的声音。这让他觉得，俞说中国人并不敌视美国人是可信的。俞也问了一些关于美国的问题，比如夏威夷怎么样，美国人是怎么看待中国等。约翰和乔治试着用自己的认识与经历给俞介绍一个真实的美国。他们告诉俞，乔治和他的家人都是纽约的一个社会主义小组的成员。乔治的政治观点很特别，是一个激进党的成员，是托派。约翰成长的地方位于中西部，是保守的共和党人票区。约翰的父亲就是共和党党员，退休后还曾热衷于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但约翰本人则比较激进，积极参与夏威夷大学学生的反战运动。约翰与乔治还提到，美国人对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大众媒体对中国的态度都非常消极，美国民众很难知道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政府的对华政策，核心是孤立中国。在当时，亚洲研究或者中国研究并不是非常受欢迎，也很少有人愿意涉足这一领域。当时，美国人对越南战争的看法也非常不一致，有些人激烈反对，有些人非常支持，有些人则感到迷惑。有一个小插曲约翰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约翰曾经给俞看他的信用卡。即便在当时的美国，信用卡也只是刚刚流行，日本人也还没用。约翰正好有一个，就拿给俞看。约翰说有一天中国人也会用信用卡的，可是俞却连连说，中国人是不会用的。在俞看来，信用卡似乎就是要诱导人们花钱。

在约翰看来，那时的中国人，包括俞在内，对美国都不是很了解。俞到过日本，也看过相关的资料，但是他关于美国提的很多问题都是最基本的问题。约翰记得，俞不了解美国的国家权力组织，认为美国政府非常集权。约翰只好跟俞解释，即便是总统也不能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他就是头号人物，他也会受到国会、联邦最高法院的制约。他们还讨论了公民权力。1960年代，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高涨，很多黑人开始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反对南方的白人迫害走进教堂的黑人。俞问他们，为什么政府不管呢？约翰只能告诉他，一定程度上，美国政府只能做他们能做的。比如，肯尼迪总统派了联邦部队到阿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以护送黑人孩子们上学。[12]联邦政府可以通过立法和政策，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联邦政府确实很难维护公民的权力。对于俞来说，很难理解的一点是，为什么政府不能做更多。不过在今天看来，情况仍然一样：在中国，政府确实能做很多事情，但在美国，政府的力量很有限。

由于中国代表团无法进入会场所在的酒店，因此，俞是约翰在东京时接触的唯一一个中国人。离开会场的时候，一些代表告诉约翰和乔治，他们将去中国旅行。以前每次会议结束他们都会去。这些代表问约翰和乔治要不要一起去。有人说，美国人不能去。约翰和乔治也清楚他们的护照把中国列为美国人的禁区。不过年轻气盛的约翰和乔治还是不甘心，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们跑去问俞志忠。俞笑着说，美国人不能去，签证的事情很复杂。但是，两个年轻人还是坚持要求俞给北京发一个电报，告诉北京他们想去中国，两个美国人想去中国。虽然不是很爽快，但不知为什么俞竟然答应了。后来，他们再没见到俞，就以为没有希望了，便退房住进了另一间宾馆。没想到的是，俞竟然来找他们，准确地说是跑进来的。俞告诉约翰和乔治，说他们的签证会在香港签发。他们只要到香港，那边的中国旅行社就可以帮他们安排了。俞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在他看来这很反常。为什么约翰和乔治当年拿到了到中国的签证，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1966年8月6日，约翰一行[13]从东京飞到了香港。按照事先的约定，在香港机场，约翰和乔治与中国旅行社（中旅）的工作人员碰了头。中旅工作人员的白帽子和他们的标准制服，约翰至今还记忆犹新。中旅的工作人员安排他们住进了香港的一家酒店，并在晚餐时带他们见了中旅在香港的负责人。这位身着便装的香港华人向他们介绍了第二天的安排：约翰和乔治将从香港上车，到达深圳的罗湖边境口岸，之后会有一位官员接待他们，把他们的签证和入境证材料给他们。只要把这些资料给当时驻守香港的英国人检查过后，约翰和乔治就可以穿过罗湖口岸进入中国了。在大陆那边，同样会有工作人员等着，陪同他们乘火车去广州。

8月7日是个星期天。过关的时候，英方的工作人员提醒约翰他们，作为美国公民，他们不应该去中国。边境工作人员甚至打电话给美国驻香港的领事。电话里，领事先生再一次提醒约翰他们，作为美国公民，去中国会有麻烦。他建议约翰他们等到周一领事先生上班时跟他面谈后，再做决定要不要去中国。事实上，中方当时也做了一些保护工作，以免给他们带来麻烦：中方只把签证订在了他们的护照上，并没有在他们的护照上按常规盖入境章。约翰预感到，如果真的等到周一见了美国领事，他们也许就去不了中国了。面对英方工作人员的劝解，约翰他们争辩道，作为美国公民，他们不受英国政府部门的管辖，他们有合法的签证，当然可以去中国。[14]就这样，约翰一行通过了罗湖。那时候，从香港到广州乘火车是不能直达的，香港的火车必须在边境停下来，然后掉头回去。当然，大陆这边会有火车等着接送那些从香港过来的人。据约翰回忆，当时每节车厢的乘客不多，大概15到20个。那时，还没有像他们这样的游客，大部分人应该属于大陆的商业团体，或者官方人员回国。他们穿过边境，找到了白帽子上戴着显眼的五角星的中旅工作人员，一起踏上了去广州的火车。

一路上，往窗外望去，满眼都是约翰十分熟悉的农田，远处的村庄也依稀可见。中国南方普遍种植的水稻，对这个生长在伊利诺伊州的美国小伙子来说并不陌生。但是，确实还有一些些其它的农作物，约翰从来都没有见过。于是，他不停地问导游，想弄清楚他看到的一切。然而，在约翰内心深处，他更感兴趣的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不知道他们生活的到底怎样？下午，约翰与乔治就到达了他们访问中国第一站——广州。[15]

约翰他们到广州时，退出世界大会的访华团的大部队已经到了北京[16]。他们当时并不清楚接下来的行程，中旅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要到北京后才会有具体的行程安排。虽然身在一个陌生的国度，但他们似乎并不觉得担心，只是想利用有限的时间，能够到处走走看看。毕竟，1949年以后，普通的美国老百姓还没有机会踏上这片土地！

广州并没有留给他们太多的记忆。约翰一行被安排在也许是当时唯一的一家涉外宾馆里。天气很热，宾馆里的人很少，非常安静。这家宾馆有些破旧，整体上略显衰败，显然是年久失修了。看起来，与香港一些较老的酒店还是有些相似。房间里也很简单，一张床，一个热水瓶，一个洗脸盆，不过，却有个西式的马桶。

约翰发现，广州人都讲粤语。既不会说也听不懂广东话，使得只会讲普通话的约翰和乔治一开始并不敢和当地人讲话，担心他们听不懂普通话。不过，他们还是走出了宾馆，到附近走了走。人们只是远远地看着他们，可能是觉得好奇，也就并不主动过来和他们搭讪。一开始，这让约翰和乔治多少觉得有点不自然。不过，年轻人的自信和自我很快就让他们放松下来。他们很快就学会了怎么点当地的啤酒。那天晚上，全国学联的人在酒店的餐厅宴请他们，住在酒店的所有中国学联的学生也一起参加。这些中国学联的学生看起来要大一些。据他们说，他们是全国学联的领导。约翰不知道的是，作为一个对外而言是非官方的组织，全国学联确实是当时中国负责国际青年互访和交流的主要机构。

在交谈中，这些学联的领导就问约翰他们，觉得广州怎么样。约翰说，广州让他们想起了夏威夷，没有那么多高大建筑，也没有那么拥挤。夏威夷也不发达，或者说正在衰败。在约翰看来，广州的气候和夏威夷的差不多，热带、亚热带气候，炎热潮湿，雨水丰沛，因此建筑物上也容易出现剥蚀。而且，也许是因为曾同为殖民地，也都保留了一些西式的建筑。因为很热，所以人们也很少出来散步，偶尔见到几个，也是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此外，约翰很留意观察广州的发展水平，有时候会看看商店里是不是有商品，看看食品店里都卖哪些食品。约翰记得，广州有很多商店，商品很丰富，食品也很多，似乎食物不应该是个问题。在来中国之前，美国人总是告诉他们，中国人处于饥荒之中，每个人都处于饥饿状态。但是，从踏上中国的土地，甚至在整个旅程中，约翰和乔治都没有看到美国媒体所描述的现象。

他们在广州住了一晚，第二天（8月10日）乘坐苏联制造的飞机于晚间到了北京。[17]

到北京后，约翰一行与先期抵京的大部队会合。实际上，同行的其他人每年都会在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闭幕后来中国访问。他们是中国的支持者，他们喜欢中国，支持中国。他们认为中国革命非常成功，中国正在走上一条新的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他们支持中国而不是台湾获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们被称为“中国的朋友”。1966年的8月更是有些不同，他们是为支持中国而退出了东京的会议，提前来到了北京。每次全国学联都会专门安排了一个招待晚宴，一个友好协会也参与接待。大家参加欢迎晚宴后，就会有导游带队分头到中国不同的地方去。这些人都是政治人士。约翰记得，其中来自英国的朋友是伯特兰·罗素基金会的成员，来自新西兰的那对夫妇是新西兰社会党党员，还有一位当时刚刚被选入加拿大议会的加拿大社会党党员。他们在中国也都有自己的朋友，对他们来说，中国并不陌生。但对于乔治和约翰来说，这可是他们的第一次中国行，所以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

在北京最初的一两天，学生还没有上街，中方专车全程陪同，安排他们参观了一些景点。他们一行去了长城，十三陵，还有紫禁城。带队的是一位被大家称为“小吴”的年轻小伙，尽管他英文也不错，但他很乐意跟约翰他们讲中文。雄伟的长城让约翰感到很震撼。让约翰印象最深的是，长城上除了他们没有别人。当然，除了这种行程比较固定的参观，约翰和乔治还有机会一起出去闲逛。回头看那段日子，约翰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北京的空气特别清新。夏威夷和广州的空气也很好，但东京那时污染很重。与东京比起来，北京的空气是那么干净。当时人们都还骑自行车，马路上还有一些公共汽车、电车，但其它汽车很少。约翰他们还尝试坐上了北京的公交车，他们还试着用自己有限的普通话和北京人交流。周围的人对他们也非常友好。不过，由于北京是首都，那时候的北京就有很多外国人，阿尔巴尼亚人、古巴人、俄国人等等。所以当时的北京人似乎就已经习惯了有外宾的存在，他们忙着自己的事情，对外宾显然并不是很感兴趣。约翰他们的存在并没有引来很多异样的目光。

可是等学生开始游行上街后，一切都开始变了。当时，北大、清华大学的学生已经开始走上街头示威游行。1966年确实是比较特殊的一年，在法国、意大利、德国、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日本，总之是大部分西方国家，学生们都在示威游行。在日本时，约翰他们也遇到反对日本政府的学生示威。在美国有反越战和民权运动的示威游行。在中国，此前北大、北师大等大学也因大学入学问题，出现过学生抗议。那时，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中国的大学是为解放工农大众开设的，但是实际上入学的多数都是干部子弟或者城市市民子弟，因为他们在考试中可以考得很高的成绩。毛泽东也就是在那时站了出来，表明他支持学生，加上外交和经济上的一些问题，毛泽东开始发动学生开展文化大革命。[18]

就在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晚上，约翰和乔治在入住的北京饭店听到长安街上人声鼎沸，就走出宾馆去看看。他们看到一大批学生在长安街上开始游行。在美国，约翰与乔治也参加过这种游行，只是从来没看见这么多人。一群北大来的学生正在向天安门广场走，他们占满了整个街道，人很多，成千上万，拿着乐器、锣鼓，都是红色的。有的还打着灯笼，像过节一样。约翰和乔治出于好奇，也跟着游行队伍一起往天安门走。他们碰到了几位外宾，他们还告诫约翰和乔治，最好离开游行队伍，但是约翰和乔治还是跟着游行队伍走了。一开始，还有些游行的学生出于好奇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问他们是不是俄国人。当约翰和乔治告诉学生他们是美国人时，一个学生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在这儿？约翰他们用有限的中文告诉这些学生，他们是从东京开完会来访问中国的，而且非常喜欢中国。学生们就说，欢迎欢迎。后来，就没有人问了。从与游行学生们的攀谈中约翰知道，他们不喜欢俄国人，还有英国人，所以学生们只是确认他们不是俄国人和英国人就好了。学生们觉得英国干预中国的内政，支持藏独之类的，约翰记得大概一年后英国的领事馆被烧。当然，约翰他们也听到学生们谴责美国的越南政策和对华、台湾政策，但是他们并不针对美国人。但是，对英国人则不同，和英国人比起来，他们好像更喜欢美国人。游行就像一个大派对，吸引着他俩跟着学生一起到了天安门。

在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发表了声明，但是约翰他们听不太懂，只知道与北大和北师大有关。约翰和乔治跟其他学生一起坐在地上，听很多学生演讲，后来学生就散了，约翰和乔治也回了酒店。整个游行大概从晚上8点多开始的，到10点多就结束了。整个过程也没有相关人员维护秩序，更像是个节日庆典。当时，约翰以为这将是一次全国性的大学生罢课，可能是大规模的大学生运动的开始。当时在法国，英国等其他国家也的确有类似的大规模学生运动，哈佛、耶鲁还有普林斯顿的学生也曾占领过学校的行政楼。约翰自己回忆，他和乔治当时对中国的游行也只局限于从学生的视角去理解和推理，这也使他本人的兴趣从国际关系和中美关系转移到了教育领域。当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更大的政治事件，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教育领域方面的问题。

除了这些普通游客的经历，有一件事至今约翰记忆犹新。他们到北京时，被告知中方会安排一个大型的会议和宴请。据说周恩来、陈毅、朱德等中国国家领导人和其他一些重要人物都会来参加。显然，大家都很期待这次会议和宴会。因为此前他们来了几次中国，没有这种安排。那位来自澳大利亚的朋友还调侃约翰和乔治，说这样的安排是因为来了他们两个美国人。对此，约翰和乔治将信将疑，毕竟他们只是两名来自夏威夷的普通美国大学生。可是他们还是坚持说，他们已经来过中国多次，确实从未和这些重要人物一起吃过饭。学过中国历史的约翰当然知道这些名字在中国的分量。虽然他们并不相信像周恩来这样的大人物会参加会议和宴请，仅仅是因为他们两个来自美国，但是两个年轻人还是很兴奋。也因为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和当天晚上的宴会，约翰他们渐渐意识到，这次来中国并不是一次普通意义的旅行。

大家期待中的大会在1966年8月1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如期举行。会议开始时，约翰发现，他、乔治居然和陈毅还有其他一些人一起坐在主席台，陈毅就坐在约翰边上！不过，周恩来当时并没有来。[19]《人民日报》1966年8月13日在头版和第五版分别报道这次大会。头版的标题是“首都盛会欢迎在东京大会上坚持正确路线的各国朋友，坚决维护禁止原氢弹世界运动战斗传统，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坚持同美帝苏修斗争，陈毅副总理出席，刘宁一、西园寺公一和各国朋友讲了话”。第五版的标题是：“ 十四个国家和地区反帝战士在首都万人欢迎大会上讲话，赞颂毛泽东思想是万能的武器，必须把反帝反修斗争进行到底。”报道还提到，在大会上，“退出第十二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先后讲话，他们是：澳大利亚的威廉·莫罗，巴苏陀兰的马佩菲亚内，贝专纳的琼尼·塞切尔，比利时的杜皮尔，巴西的阿·米·加利亚努，锡兰的拉克森·穆图坦特里，智利的海梅·巴洛斯，哥伦比亚的里卡多·桑佩尔，新西兰的南希·惠兰·戈达德，巴拿马的梅嫩德斯，西南非洲的卡宗加，苏丹的凯尔，斯威士兰的赫伯特·恩科西，美国的约翰·霍金斯。”

关于是由约翰还是乔治代表美国讲话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实际上，让约翰讲话是在人民大会堂会议的当天才确定的。一些工作人员来到约翰住的宾馆，把乔治也请了进来，他们说希望约翰或者乔治两人中能有一个代表美国人民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议上讲话。此前应该还没有美国人这样做过。实际上，当时约翰并不想讲，因为他特别紧张：他还从来没有在上千人面前讲过话，有点儿信心不足。乔治要开朗很多，他来自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倒是更愿意讲。不过，两个人还是采取了比较“民主”的方式——投硬币来决定由谁讲话。结果，这枚硬币选择的是约翰，并把他推到了万人会场上。约翰不得不稍做准备，开始写讲演稿。那时没有打字机，他就只好手写。中方对约翰要讲的内容并没有具体要求，只是问他是否可以在报纸上发表他的演讲。考虑到入境时的情景，乔治和约翰意识到，美国政府肯定会视他们对中国的访问为非法行为，如果约翰的讲演稿发表在报纸上，就意味着留下了他们曾经到过中国的证据，回国后就会很麻烦，所以他们希望中方不要发表。对此，中方也并未坚持。

据约翰回忆，在写演讲稿时，他脑海能够想到的，始终是从美国媒体渲染的中国形象与自己在中国真实的所见所闻的差别。在当时的美国人眼中，中国人是一群被毛泽东洗脑的贫困的、饥饿的机器人，中共政府迟早会倒台。能够看到的台湾那边的宣传，也都充斥着台湾迟早会反攻大陆之类的说法。但是，在中国的经历告诉约翰，美国媒体宣传的中国被妖魔化了。中国的确是一个穷国，但是中国显然并没有比墨西哥或者其他一些他去过的国家更穷。约翰看到，中国人用婴儿车推着孩子在公园散步，人们都非常有礼貌，也非常友善。在城市的大街上，他也并没有看见佩戴武器的军警。中国菜很好吃，北京和广州的杂货店也货源充足。约翰在到北京的前两天里，曾经串过北京的一些小胡同。胡同里的小商店，食品、日用品物同样十分充足，显然在中国并未出现食物短缺的现象。[20]从任何角度看，中国都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所以，约翰认为他应该讲一些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有关的问题。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内战后，新中国几乎是在一片废墟的国土上，开始建设自己的家园，而且经过十几年的建设，这个发展中的大国正在不断地前进。当时的约翰认为，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领袖。那时，毛泽东主义刚刚开始，俄国人则开始批评和敌视中国。约翰决定，他应该讲一点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如何破坏中国的问题。约翰确实是一个激进的学生，他演讲的主题就是中国的建设和中国的发展。

约翰的讲话大概只有5分钟，但是对他而言，那短短的5分钟却显得十分漫长。可能因为听众都是学生和红卫兵，等发言完毕，约翰听到的不是礼节性的鼓掌，而是雷鸣般的欢呼、尖叫，听众显然有着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一点，约翰认为也是美国人和西方人不能理解的：这和国民党或共产党没有关系，和毛泽东、蒋介石也没有关系。在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任何人都会为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他们希望自己的国家繁荣富强。学生们只是想为这个国家赢得自尊——当时会场上主要是学生，其他中国人也一样。在场的人显然都被约翰的简短讲话感染了。会后，郭沫若特意找到约翰，告诉约翰，他的演讲非常好，他本人非常喜欢。他也非常希望约翰能够同意将讲演稿在报纸上发表，因为这是一个来美国的普通人的看法，而在当时的中国还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美国普通民众的心声。

的确，在1949年后，除了寄居在瑞士的埃德加·斯诺曾应毛泽东之邀来访过中国外，另一位在约翰之前来中国的美国人就是西德尼·瑞滕伯格（Sidney Rittenberg，中文名字李敦白，1921年出生于美国，1945年到中国，后赴延安，成为毛泽东的翻译）。不过李敦白比较特殊，他是美国共产党，也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21]他当时不能回美国，否则就会被逮捕。李敦白从抗战末年一直到1979年间都生活在中国，显然，当时他对美国本土的感受，与两个在美国生长、生活的普通大学生相比，可信度并不高。约翰和乔治是两个普通学生，不属于任何政党，并且反对越南战争，参加过夏威夷的反战运动。因此，当郭沫若再次提出请他们考虑是否能将约翰的讲话发表在报纸上时，约翰就答应了郭沫若的要求。当然，他们还是经过了再三考虑的，最后的结论是，反正美国政府已经知道他们到了中国，发表演讲稿也不算什么大事。

《人民日报》1966年8月13日编发的报道，是这样描述约翰的讲话的：“美国朋友霍金斯在讲话中首先热情地赞扬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革命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他说，他们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使他们确信中国是忠于革命的原则的，这是在毛主席的勇敢和英明的领导下做到的。他说，中国人民所树立的榜样，对正在同帝国主义阴险和恶毒的影响进行斗争的无数其他民族说来是指路标。霍金斯代表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美国人民向中国人民致敬。他满怀胜利信心地指出，帝国主义是注定要失败的，物质的财富和核武器不能挽救它。让我们团结起来，反对反动的帝国主义，不管它在那里。让我们绝对不要和那些会成为帝国主义代理人的人妥协。”[22]在约翰看来，新华社的这篇报道还是比较准确的。据他所知，夏威夷的一份报纸应该也做了报道。

大会结束的当晚，就是中方的欢迎晚宴。[23]郭沫若是当天晚上宴会的主持人。约翰当时并不清楚毛泽东为什么没有来。[24]那天的晚宴上，郭沫若讲了话，周恩来也简单的说了几句。约翰不仅与郭沫若聊了几句，而且还和周恩来有短暂的握手寒暄。在约翰的印象中，周恩来那天看上去很严肃，脸上没有笑容。现在想来，周恩来显然对当时的局势有所判断并且很担心。他跟约翰说，很高兴在中国欢迎美国人。乔治和约翰对周恩来还是比较敬畏的。对他们来说，周恩来是一个比较神秘的人。如果毛泽东在的话，约翰他们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和他讲话。因为陈毅当时就坐在约翰的边上，所以约翰和陈毅聊的比较多。陈毅之前是军人，一身军服，胸前别着很多奖章。他个性开朗，和他谈话总是充满笑声。陈毅问了约翰很多关于美国的问题，比如美国人怎么看待中国，中美之间是不是会有正常的外交关系等。（这一块John特别问起我，他想强调的是，当时陈毅就很有前瞻性的看到了中美会有正常的外交关系，让他很吃惊。）在约翰的印象中，陈毅看问题总是向前看，是比较务实的人，和他谈话非常有意思。郭沫若更像是一个知识分子和教授。乔治不太了解郭沫若。但是因为约翰之前选修过一门中国文学的课程，读了郭沫若的一些作品，包括诗歌之类的，所以知道他。

北京的参观和会议结束后，约翰和乔治先后游历了济南、南京、杭州和上海，然后又取道广州，返回了香港。在这个过程中，约翰感觉到，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变化。约翰还记得，初到杭州时，几乎所有酒店都还悬挂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他们还有机会去了茶园参观。不过紧接着，在杭州的酒店里，他们就看到红卫兵拿掉了刘少奇的画像。约翰问周围的人为什么要拿掉刘少奇的画像，他们只是含糊的回答，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更换画像。后来，一个学生代表告诉约翰他们，北京来的电报，要求他们拿掉刘少奇的画像，应该是因为刘少奇犯了什么错误之类的。能看出，那些拿掉刘少奇画像的人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当时，不同的政治团体也风传着各种谣言，毛泽东说什么了，没有说什么，人们也无从判断哪些信息是准确的。

当时的杭州市长王子达也接见了他们。不过，王当时显得很紧张，因为有两个红卫兵紧跟着他，并告诉他应该做什么。约翰不知道为什么杭州市长会来看他们。整个旅程有很多事情对于他们而言，都是难以理解的。但约翰已经意识到，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了。后来，他们知道杭州市的市长被打成了反革命，被赶出了自己的办公室。[25]约翰回到檀香山后还从报纸上看到王子达的消息。

1966年8月14日，约翰一行结束北京之行，开始访问杭州、上海等地。照片为约翰一行在杭州的六和塔、茶园、西湖等地的留影

约翰还记得一个小插曲。当时他们出行还是坐全国学联安排的小轿车。有一次去参观一家工厂的路上，很多学生见到他们的专车，就围上来开始推车，敲打窗户，在车上贴标语。约翰他们不得不下车。约翰也不知道学生们要干什么，只是觉得好奇。他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只有那些精英特权阶层才会有专车。约翰下车后，学联派来的司机开始跟学生理论，但是学生们高声叫着“每个人都做公交和骑自行车，为什么你们要坐车。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有专车。”那时，约翰才知道，原来坐车也是一个政治立场问题。他和乔治并不介意坐公交车。唯一让约翰觉得不解的是，在当时的美国，什么样的人家都可以买车，坐不坐车不会影响政治立场。那天，接下来的行程大家都在走路。当然，司机很恼火，要求学生把车弄干净。学生们清理了车，也没有接着闹下去。

1966年8月14日，约翰霍金斯教授与乔治·萨兰特一行先后访问杭州、上海。照片为他们参观上海市少年宫时与少先队员的合影。

在上海的时候事态就已经变得更严重了。年轻人都走上街头，包括一些青年工人，他们开始进入居民的房子，收缴那些四旧的东西，比如祖先的牌位等。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除旧布新。很多东西都被视为封建迷信而被收缴并被烧掉。暴力活动也开始出现了。[26]一天，有工作人员到他们的入住的锦江饭店的房间，对他们说“你们要离开中国，所有外国人都要离开中国。”“这里不安全，为了你们好，还是离开吧。”本来还准备多呆两三周的，约翰他们还是乘坐了从上海到广州的火车。

在上海期间，约翰·霍金斯一行还参观了上海钢铁厂和当时的一架残障用品工厂。照片为参观残疾用品工厂时与工人们的合影。

广州当时还相对比较平静，不过局势也已经开始紧张。刘少奇的画像再也见不到了，他们感觉他们正身处在一个历史的特殊时刻，周围的人称这是“文化革命”。当时的约翰并不理解什么是“文化革命”，在他看来，所谓的“文化革命”更像是一场政治革命。他们试着和一些学生讨论“文革”，和不同的人谈起“文革”。不过，由于当时很多中国人都不懂英语，他们只能试着用一些简单的中文来交谈。在约翰当时看来，跟美国相比，在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差别非常小。那个年代美国人是把政治和文化放在一个坐标的两端的来看的，差别很大；当然，随着这些年的变化，两者之间的距离才渐渐拉近了。可是在中国，政治与文化总是混杂在一起。那时中国人就已经在讲文化战争之类的概念了，文化的含义那时在中国的含义很不一样，它与教育有关，与人的信仰系统有关，与5000年的历史传承、人们对年龄、性别等的认识都有关系。约翰他们当时就听到过很多关于女性问题的讨论，如女性就业、女性占大学比例等，而这些话题在当时的美国也是刚刚才开始讨论的。这些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又明显带有应用于中国国情的特点。这些无疑都是当时约翰非常感兴趣的事情。

在广州呆了两三天，约翰他们就离开边境，回到了香港。这段中国行改变了约翰之后几年的计划，甚至是他的一生。

约翰和乔治在夏威夷下飞机后，护照就被美国政府收走。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两个年轻人忙于与人分享自己的在中国的经历，自然也难免陷入一场与美国政府的官司。

在东京时约翰和乔治是发电报跟身边的一些朋友借钱去的中国，回到夏威夷后，这笔钱是要还的。为此，约翰和夏威夷当地的电视台和报纸签订了协议，讲述他们在中国的经历，从中赚了一千美金，还了他们借朋友的钱。当时夏威夷很知名的记者——曼森·阿尔特瑞（MasonAltiery）拿到了他们中国行故事的版权。约翰和乔治一起去了两次电视台，接受了他的专访。他们还跟一些学生组织分享了他们在中国的经历，其中一个叫“结束越战委员会“（To Endthe War of Vietnam），还有一个是亚洲学者关注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Concerns of Asian Scholars）。约翰还在第二年回伊利诺伊的家乡过圣诞节时，受当地的电台的邀请做了一次关于中国行的访谈节目。几次访谈，约翰被问的问题都集中在一些诸如他看到中国有多少吃不饱饭的人之类的问题上，足见当时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隔阂有多大。

约翰的中国之行，对于之前就把研究方向确定在中国问题的他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约翰愿意研究中国，但是在去中国之前，他并不清楚自己想研究中国的哪些方面。约翰的指导教师，著名的罗纳德·安德森（RonaldAnderson），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经到过中国。安德森教授对约翰的此次中国之行非常感兴趣，不但主动找他谈话，而且建议他把研究方向转到中国的教育制度方面来。此前，虽然是夏威夷大学的本科荣誉生，但约翰从未系统的想过这个问题。他一直感兴趣的是中美两国的政治结构的差异，特别关注两国的外交政策。约翰的另外一位指导教师也是非常有名的教授，奥利佛·李(OliverLee)，华裔且是研究政治的。正是他鼓励约翰去研究政治和外交关系。不过，刚从中国回来的约翰，确实开始着迷于中国的学生运动。约翰觉得，毛泽东和他的同僚们已经看到了一点，即青年学生对中国教育的不满是一股潜在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运动的力量。在约翰看来，毛可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将学生运动视为政治生活重要元素的政治领导人。而其他世界上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反对学生参与政治运动，苏联更是不允许学运，政府对学生运动的反应就是派警察驱散。而在中国，一个当时被世界上主流国家渲染成一个政治上以镇压为主要手段的国家里，学生却可以走上街头去示威游行。他还记得毛泽东对学生们讲，青年学生是中国的未来。其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当然，毛泽东有自己的政治意图。即便如此，在中国所经历的由最高领袖发动的学生运动，还是让年轻的约翰感到很震撼。在安德森的鼓励下，约翰从政治学转向了研究中国的教育制度。后来他的硕士论文也是关注中国的教育改革。

与此同时，回国后的约翰，确实也有了大麻烦。他不仅惹上了官司，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护照被没收，约翰根本没法出国。在当时的美国护照第一页，列有美国政府不允许美国公民去的国家的名单：中国、朝鲜、越南、阿尔及利亚及古巴。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尽管办理护照时个人要交费，但护照本身仍然是美国政府的财产。与约翰和乔治的遭遇一样，还有其他几位美国公民也因为去了被列入在禁止美国公民出游的越南和古巴等国而被没收了护照。这几位被没收护照的美国公民，包括约翰和乔治在内共有5位，集体起诉了美国政府。诉讼前前后后持续了三年，在此期间约翰不能离开美国。案子最终以约翰他们胜诉。最高法院裁定，宪法赋予美国公民出游的自由，所以美国政府不能控制美国公民可以或者不可以去哪里旅行。在约翰他们的案子胜诉后，美国护照上的那页内容被取消了，这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再限制美国公民的旅行自由。谁又能想到，约翰的这次中国行，竟然能够改变政府的规定。

人的某些经历注定要改变生活的很多方面，也是因为约翰的中国行，他无意中躲开了去越南的兵役。原本正在上大学的约翰应该是延期到毕业后才应该服兵役的，但是，受到去中国的牵连，政府取消了对约翰的兵役延缓，立即征召约翰到越南参战，算作是一种惩罚。按照要求，约翰到了兵营，参加了体检和面试，并且因为各项指标合格，要被派去越南。因为约翰之前参加过反越战的游行，又到过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因此军方要求约翰签署一份保证书，保证在越南期间不参与任何反对美国政府和军方的活动。[27]约翰拒绝签署那份保证书，他对要求他签保证书的长官说，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个美国公民的权力，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要保留说话的权力。如果到了越南，他也一定会告诉士兵们这场战争的真相，这是他的权利。由于约翰坚持不签那份保证书，派他去越南的事后来竟然不了了之。这之后，约翰便去了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在亚洲研究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大约半年后，约翰又接到了军方从西雅图打来的电话，要求约翰赶赴军营。带着新婚的妻子茱蒂，约翰赶到了西雅图。茱蒂第二天要搭乘航班飞往夏威夷，约翰便将妻子安排住进了离火车站两个街区的一个小宾馆，自己则赶往了军方规定的集结地——西雅图一座很大的火车站。整整一天，约翰等在火车站，眼看着一批批军人离开，都始终没有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约翰只好去问一个执勤的警官到底怎么回事。那个警官还是拿出了那份保证书，要约翰签名，但是被约翰严词拒绝。约翰回到了小宾馆，带着茱蒂一起坐大巴又回到了加拿大。

硕士毕业后，约翰又去了美国范德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五年后，也就是1971年冬天，在郭沫若的帮助下，约翰再一次来到了中国。在这次旅程中，他不仅采访了郭沫若，并与郭沫若交换了彼此的作品，而且还在他的帮助下在长沙和河北唐山地区的沙石峪进行博士论文的数据采集，研究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以及在基层的执行情况。在沙石峪，约翰观察了那里学校的日常运作，走访了当地的师生。后来，他论文的其中一部分得以在美国出版，就是前面提到的入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墨菲特本科生图书馆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和该领域阅读量最大的《毛泽东与教育》，并且还被翻译成了中文。[28]

1971年，在郭沫若的帮助下，约翰·霍金斯再次访问中国，并与郭沫若交谈。

五年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已在UCLA任教三年的约翰于1976年同他的合作研究队伍来到了中国河南的林县，在一位当地水利工程师的帮助下，考察了著名的红旗渠。在这次旅行中，同行的还有约翰的夫人茱蒂。结束了在中国的工作后，约翰带着夫人重游北京和上海。机缘巧合，两人在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在上海锦江饭店主楼的顶楼餐厅和中国朋友一起享用了一餐美味的法式晚餐。

此后，约翰每隔几年就会来到中国访问，亲眼见证了中国近30年中国社会和教育的变革，也向中国的朋友讲述他第一次访问中国的传奇经历。

据约翰叙述，乔治从夏威夷大学毕业后读了医学院，最终在纽约做了医生。不幸的是，1970年代，乔治死于心脏病。

本文原载于《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1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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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荀  渊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

廖学红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任友群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系教授

编辑 | 胡乐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