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约翰·霍金斯

《毛泽东与教育：他的思想与教学》

丁  钢

原文节选自《中国教育的国际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

美国学者约翰·霍金斯（John N. Hawkins）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毛泽东和教育：他的思想与教学》中，对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与中国的教育实践方面有较为详细的讨论。[1]

霍金斯认为，毛泽东一生对于教育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他对教育的关心在许多大政治家中都是独树一帜的。因此，要想了解中国的现代教育，是无法离开对毛泽东教育思想与实践的了解的。尤其当中国教育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模式时，他在教育上的许多创举及对教育的影响也是教育工作者所应关注的。因此，有必要把毛泽东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教育思想看作是新中国教育政策与实践的基础。霍金斯在讨论毛泽东关于教育的目的、目标、基本原则、管理以及课程改革、师生关系、教育的特殊形式等方面的论述时，都强调了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从江西苏维埃时期、延安时代到1949年后的历史发展。

霍金斯以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形成始于江西苏维埃时期（1928-1934）。毛泽东此时从革命斗争实践出发，已认识到教育的发展与增长对加强经济基础起主要作用，他把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与文化水平看作是教育的长期目标之一，并采取普及教育的政策，建立夜校、识字班及红军大学等。霍金斯认为，毛泽东在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这实际上已形成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内核。

毛泽东尽管在学生时代并不喜欢那种刻板的管理方式，并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采用古代书院的灵活方式，但在苏维埃地区的实践中，他显然为在中央计划下进行地方管理积累了经验。毛泽东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反对繁重的课业。湖南自修大学虽主张学生自修，但其课程本质上还是属当时新式教育范围的。1925年，他从办农民学校的经历中，认识到农民教育与城市工人教育是不同的。因此在苏维埃地区，他主张党的政治部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放手编写教材，不要受传统及近代新式学校的束缚，只要农民感兴趣，任何报纸、儿童用书以及学生自编课本都可用来作为教材，虽然此时期还不能说已形成了真正的教材，却为后来从实际出发编写教材提供了依据。在师生关系及知识分子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工农知识分子化、旧式知识分子应服务于革命需要。理想的教师与学生应成为能联系农民及服务于革命事业的人，并在教学上相互促进。在教学上，1929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倡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2.由近及远；3.由浅入深；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5.说话要明白；6.说话要有趣味；7.以姿势助说话；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9.要提纲；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在教育形式上，毛泽东办湖南自修大学强调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强调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强调非正规的教育形式，以期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人的思想改造。霍金斯指出，在江西苏维埃时期虽不能说毛泽东已形成系统的教育观念，但这是一个重要的开端时期，它与毛泽东后期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联系。

霍金斯把延安时期到国内战争（1935-1949）时期毛泽东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发展看作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阶段。他认为这一时期毛泽东最富创造性。尤其是《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发表，代表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娴熟运用与创造性发挥。在知识、学习及行为的关系上，毛泽东已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及传统价值，他强调实践活动与学习的互动作用。这一时期他从革命斗争实际出发，确立了政治思想教育及为人民服务的主要教育目的。而新民主主义教育目标的提出，更表明这一教育宗旨并不是来自于任何教育传统与西方模式的，而更多地是反映了毛泽东对苏联教育模式的认识及对未来中国教育的理想。在教育管理上，这一时期形成了党组织、军事政府组织和群众组织等复杂的管理体制，同时鼓励不依赖政府财政的民办教育。许多实际问题由地方与民办组织来处理，而党和中央政府对教育实行领导。课程由地方决定，强调政治理论教育，强调学术指导与实践及体力劳动相结合，重视文学艺术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教育作用。在师生关系及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上，毛泽东更注重社会政治角色问题，强调了知识分子与群众的联系以及知识分子的工农化。在非正规化教育方面，突出了党的干部教育的重要性，这种内部的党员干部培训制度一直延续到解放之后。

霍金斯的分析在西方学界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实际上，不少西方学者在研究当代中国教育时，都倾向于从延安时期的教育实践中去寻找历史依据。如前所提及的苏珊娜，在评价延安时期的教育改革时也曾认为，延安的经验是在过去与未来之同扮演了一个适当的角色与作用。这个角色由毛泽东的教育观念及党的整风运动而发展，而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2]

1949年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时期，在处理新中国的政治理想与教育的关系方面，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性的指导意见。

霍金斯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认为，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毛泽东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培养合格的人才来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他的重要命题之一便是“红与专”的关系。在教育目标上，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新教育政策应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而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建设者。在霍金斯看来，这种表述比以往更为全面，但其中最基本的仍是对政治的强调。他认为，对于政治上“红”的强调，或对教育的政治目的的强调，实际上早已隐含在毛泽东于江西及延安时代形成的观念之中，即毛泽东所主张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知识分子工农化及工农知识分子化。在毛泽东看来，教育在社会中的作用即是提高人的政治觉悟与确立社会主义的方向。

与教育政治化相关，毛泽东继续强调在工农群众中普及教育的重要性，主张以正规或非正规的方式来推行扫盲教育，并且再次强调过多的正规教育对个人的全面发展是有害的。

霍金斯认为，在新中国教育建设中，毛泽东的思想如同他一再强调的那样，可以用他在延安时期为抗日军政大学所题写的教育基本原则来概括，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基本主张，在以后的大跃进及“文革”期间的教育革命中得到了印证。

此时期在教育的其他方面，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也与他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基本一致，并有新的创造。如在教育管理上，毛泽东虽已不可能像在根据地时期那样直接进行操作，却有了更大的影响。他处理中央与地方的教育管理关系，一方面强调中央的管理，另一方面将过去革命时代的经验运用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主张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重视工厂与学校的沟通。这既是出于教育与经济发展及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考虑，也是出于政治领导教育的考虑。像文革时期所提出的“三结合”管理模式，便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教育管理思想。霍金斯进一步指出，毛泽东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目标出发，要求学校教育应与工厂、农村的实际工作相结合，主张教材编写与课程设置应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的方式。毛泽东一直极力反对繁重的课业及考试。霍金斯认为，毛泽东在办学形式上有着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这就是他大力提倡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学校、技术夜校、工农业余学校、成人扫盲学校，以及“五七”干部学校、赤脚医生等教育形式。他认为，这些非正规学校的教育，非常本质地反映了毛泽东的教育普及以及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基本思想。霍金斯进而认为，在打破传统的学校与社会隔离方面，毛泽东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学习化的社会，使得教育成为所有社会部门的共同任务，打破了教育完全由严格的正规学校机构所承担的局面。

显而易见，霍金斯在他的这一发表于1974年的著作中，对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是加以充分肯定的。其实，不唯霍金斯，与他同时期的不少有志于中国教育研究的国外学者，也大都抱有同样的看法。其中的原因，大概可以一位华裔学者西奥多·陈世恩（Ch'en Hsi-en Throdore）的话来作一解释。陈在他的《毛泽东的教育革命》一书序言中说道，为了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作出全面理解，研究毛泽东教育思想是一项基本的工作。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西方对于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研究兴趣，还出于它们对自身教育批评的需要。这一时期，西方学生要求学习能够密切地联系他们的需要，而社会改革者要求教育在社会变革中扮演一个直接的角色，教育家们也表示了对以往教育传统的不满。西方教育家及知识分子的有些批评，恰与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教育的批评相似，诸如资本主义社会唯利是图，学校教育同社会实践隔离，等等。研究者们发现，在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中也有对西方的批评，而毛泽东的革新与他们所主张的某些改革有着经验上的联系。尤其在此时期的美国，许多实验正在进行，如废除进入高等学校的特权；设立新课程计划以帮助青年就业，并使他们获得工作经验以参加社会活动；缩短学校教育周期；在学校中介绍传统学术教育之外的其他各种课程；等等。而这一切，他们认为都可以从毛泽东的教育革新措施中得到了解，如废除入学考试，工作与学习相结合，建立学校与社会的密切联系，以及使社会、学校、家庭、工厂和各种社会团体迈向一个共同的目标等等。正因为如此，西方学者对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抱有极大的兴趣。[3]

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不仅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已跨出国界。然而,正如西方学者是从他们的实际需要来看到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我们如何在今日教育发展中正确对待和运用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注释

[1] John. N. Hawkins: Mao Tse-Tung and Education: His Thoughts and Teachings, Linnet Books,1974.

[2] Suzanne Pepper: China's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1980s: Policies, Issues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Press, 1990,P35

[3] Ch’en Hsi-en, Theodore: The Maoist Educational Revolution, New York, Praeger,1974.

作者 | 丁   钢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院长

编辑 | 胡乐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