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3日上午9点，第三届“教育文化与社会发展”论坛在教育高等研究院会议室如期举行。本届论坛与《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合作，讨论的主题为“百年来中国教育改革的评价尺度”，参加论坛的学者有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扈中平教授，西南大学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张诗亚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所所长杨小微教授，教育高等研究院院长丁钢教授，副院长吴刚教授和周勇教授，论坛由丁钢院长主持。

        丁钢院长首先介绍了本次论坛讨论形式和主题，论坛以自由讨论的形式进行，大家直接就主题发表看法，一起讨论，在观点的相互激发中能够形成更加清晰的想法。关于本次论坛的主题，丁钢教授说道，上海学生在PISA测试中两次夺冠，引起了学者们不同的意见，而实际上在这些评价背后隐藏着一些问题，PISA能否衡量中国学生的学业水平，或者说PISA能给我们（的教育）带来什么，这些地方依然更值得深思和疑虑。但是对于这些有疑惑的地方，目前在有关教育的讨论中还是比较缺失的。本次论坛将围绕“百年来中国教育改革的评价尺度”这个议题展开讨论。

        论坛分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主要是各位教授轮流发言，下半场主要为相互交流讨论。扈中平教授第一个发言，对于这个主题，他关注“教育改革”“评价尺度”这几个关键词语。他提出几个问题，教育改革评价有没有尺度？这个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谁来评价，是发起者还是对象？是公众还是政府？是官方还是学界等等。以美国20世纪教育改革为例，从杜威主导的进步主义教育改革到布鲁纳主导**教育改革，似乎看起来所有的教育改革都失败了。但是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它对美国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对美国人的改变。不同评价主体不同角度对教育改革评价也有所不同。回到中国教育，怎样评价52年的院系调整，99年的高校扩招，要面临教育与社会发展需要的关系问题，怎么看待作为经济改革的教育改革，所以教育评价的尺度是一个多面的，复杂的问题，不能用一个非此即彼的思路去思考，不是成功就是失败，这样来判定。

        张诗亚教授接过扈中平教授的话题，讲到国内高校的院系调整，他说，我们的教育改革为“人性”做了减法，把人当成了工具。对于这个议题，张教授的关注“百年”的时间跨度。他提及民国时期的教育，在民国时期，新学兴起，旧学淘汰，这反映那个时候的评价尺度。但实际上旧学的私塾教育是为新式教育打下了坚实的人文基础，这一点在一百年后的现在，人们才能更清楚。对于当天的议题，张教授谈到两点，其一，教育改革背后都有一个中轴，有改革者的中轴，评价者的中轴，例如提倡新学反对旧学背后的中轴是进化论。回到中国教育改革的历程中来看，民国时期政治对教育的干涉是非常少的。但是这个情况到了52年院系调整之后就改变了，官僚制度被引入到高校中，同时，大学——University的那种综合立体架构，原本具有的包含宇宙核心的，与天地万物融合的这种精神气度也失去了，学习苏联的体制使得大学强调短平快、单科、应用，变得短视起来，这使得大学发生器质性病变。其二，教育改革的效果是具有后显性的，有短期、中期、长期的效果之分，而在没有最终盖棺定论之前，我们却必须得去提前评价，那么就需要一个动态平衡系统，这个系统是动态适应的系统，不是一个呆板的，静止的系统，量化的系统。

        杨小微教授结合自己正在研究的课题，就教育评价发表自己的看法。在基础教育改革中，他考虑的是教育的全纳性，以综合入学率去衡量教育改革。另一方面，要构建过程性指标，评价的目的是“以评促建”，评价本身也要变成一个建设的过程。

        丁钢教授回顾了晚清教育变革，五四运动时期的探索，建国后学习苏联所进行的院系调整以及文革后的教育改革，他谈到其实教育改革评价的背后是价值导向的问题，教育根本的价值在人，要从物质回到人角度上来。价值关乎文化，文化的反思一定是具有历史感的。文化是有情感的，文化不是断裂的，总是延续的，历史的回顾是必然的。但是在目前的教育改革之中，没有历史感。

        吴刚教授接着说道：其实PISA测试是一个合格测试，不是一个水平测试。政府总是从政治角度和社会角度来看教育改革的总体效果，这样就把评价点转移到了外在效度上而不是人的角度，对教育的评判没有涉及到教育的本质。大学改革的问题是政治意图太强，实际上在国外很少有强控制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通常都是一种强控制式的

        中午12点，上半场发言结束。下午1点30分，下半场开始。

        周勇教授首先发言，他认为民国时期学人（王国维、蔡元培、清华四大导师、胡适）对教育的探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教育标杆。而古典的评价经验，例如《学记》《论语》当中的“小成”，“大成”，这些经验也可以对我们有所借鉴。

       接着与会的教授们进行了更为自由的交流讨论。在热烈的观点交汇之后，大家普遍认为，对教育改革的评价没有一个现成的标准，教育改革的效果具有后显性，但是当下，人们急功近利，只是看到一时的利益，做很多决策时并不考虑长远的、后显的效果，教育改革的决策缺乏风险评估；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教育改革失去了教育对人性终极价值的关切。人的终极价值怎样适应新形势，在新时代彰显出人性的光芒，这关系到教育改革中什么该变，什么不该变，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