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左松涛著，三联书店，2017年。
《新教育场域的兴起，1895-1926》，应星著，三联书店，2017年。
评论：
2017年4月，三联书店出版近代史丛书“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中的教育篇《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本书作者左松涛教授乃历史学界人士，本书亮点也的确如作者本人所谦，在于“竭力重构当年的历史环境与历史观念”。这里的重构其实有两层含义，首先对以往教育史研究中的常见观念，比如“新”与“旧”，以及何为“教育”做一番史观和概念上的辨析，而后在梳理1644年到1949年私塾渐衰、学堂日兴的史实基础上，对“现代”和“传统”的内涵形成更微妙的理解。作者认为，以往被认为是“旧”的教育形态，未必是落后的，被认为是“新”的学校，夹杂着阻碍教育现代化的因素，“新旧”教育的两极对立忽视了传统教育内在的演变，高估了西学影响下教育的进步意义。新旧教育之间以“闹学”、“毁学”形式出现的冲突并不是简单的文明战胜野蛮，若“追溯其终极根源，种种困局都来源于近代中国社会深层次、结构性和长时段的矛盾”（50页）。不过本书倒并没有就此点展开详细的解释。其实，从作者对史观的反思中，可以看到深受柯文对“西方中心”历史写作批评的影响，他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促使大陆很多学者以一种更为自觉而谨慎的思辨态度来书写历史，本书作者即为我们示范了一种“中国中心”的教育史写作。
本书并没有在理论分析上花费较大的篇幅，却显示了深厚的史料功夫：一是时间跨度长，二是在史料运用上，除了传统教育史料外，也注重对“闹学图”和近代画报这两类图像的运用。
无独有偶，三联又随即在5月推出了应星教授的《新教育场域的兴起，1895-1926》，一股浓烈的社会学意味扑面而来。笔者无意比较两书高低，只是它们在迥异的风格之下也有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应教授的著作中“新教育”分为上中下三篇，由三个独立而又内在关联的个案研究组成，涵盖了新教育的初、中等、高等层级，其中的上篇“从科场场域到后科场场域”与前书同样关注中初级的新旧教育竞争，不同的是以布迪厄的“场域-资本-惯习”为理论工具，从而使得科举、学塾、中央和地方权力、地方士绅都置于新教育“场域”的研究视野之下，如此便能够揭示新旧教育变迁之下，教育所植根的社会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具体来说，则是原有的“社会支配关系遮掩机制的破坏”，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分化和瓦解”（90页）。这种将教育与政治（革命）史、社会史勾连在一起的历史社会学思路贯穿了其他两篇个案的写作。
历史社会学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名词，但正如作者所言，“运用社会理论和社会史的方法，对湖南近代教育场域的分析似乎并没有完全过时”。社会学、历史学界学者对教育历史现象的兴趣的确为拓展教育史知识图谱提供了很好的示范，这与教育学界自发的知识拓展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呼应的。早在2012年，丁钢教授就曾撰文呼吁并指出如何开拓教育史研究的知识图景，比如“教育史与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密切相关”所带来的“交叉视域”和“理论视野”、对“普普通通的生活经验”的挖掘，以及对非文字文献史料的运用。近年来，丁教授带领的团队除了继续保持对非学校教育的主题开掘，以及对历史社会学的纯熟运用以外，特别重视运用文化研究、文艺理论等视角对图像等艺术性史料（或当代作品）作出教育诠释，比如关于“村童闹学图”、“屏风与教化功能”、“书院讲学空间”、“杨德昌都市教育电影”的学术实践。不论是解读史料的理论运用还是对新史料的发掘上，教育史都有很大的学术空间留给年轻学子。
回到《新教育场域》，本书最大的亮点不在新史料的挖掘上，甚至于三个个案的主题也不见得十分新颖，特别是关于蔡元培治理北大、江西新式学校与共产主义早期组织的研究，可以说分别是近代教育史和革命史的热门话题。然而作者就像一位高明的厨师，综合来自不同社会领域的史料，运用恰当的理论框架作为题味佐料，从而运用旧的史料说出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说了半天笔者的阅读感受，作为一篇推介，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有必要对本书的框架和内容加以简述。“新教育”是本书的核心概念，作者认为其含义是教育制度结构变迁及其背后的教育理念，中国传统教育场域的精神是“学而优则仕”“内圣外王”，“学与政密不可分”，因而“新教育场域”的实质在于“政与学的关系重构”（9页）。全书三大个案即是围绕这一主题考察不同时段不同地点不同层级的教育场域。
第一篇“从科场场域到后科场场域”是作者着墨最多，分析层面最丰富，理论框架运用最精致的部分。明清以来，政统独大，道统受黜，皇权的逻辑压倒了儒家伦理的逻辑，1895年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支配关系使“中国皇权元场域覆盖下的科场场域”逐渐演变为“列强与皇权交叉分割的场域”，而在由士绅惯习支撑的话语争辩空间中，“清流基本退出，洋务派被簇拥成新的正统”，相对于作为异端的维新派。1901年以后，“学堂与科场之争已不再停留于话语争辩，士绅惯习受到新旧文化两种资本的切割和冲击”，昔日一心扑在科场上的统一行动模式随之分化，1905年废除科举是科场场域衰败的必然结果。科举即废，湖南新式学堂是否形成了新的教育场域，换句话说，政统独大的局面有否得到改观，这是作者着重探究的问题。从场域外部边界来看，皇权对学堂支配力大大下降的同时，西方学校场域和地方士绅对学堂的支配凸显出来。从场域内部看，根据对学堂学生出身、总量、学费以及学堂层级和城乡分布结构的分析，作者得出结论，新式学堂经历作为新的文化资本，被官绅富商牢牢掌握着控制权，同时还是原来在科场场域内得到遮蔽的社会支配机制暴露出来。又由于国势衰微和对清朝统治的失望，湖南第一代新式学堂学生（“辛亥一代”）再也不愿如晚清士绅一般做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反体制冲动”成为新的惯习。不过不论是体制内行动（“进身谋利”）还是反体制行动（“促成革命”），“均与权力场域密切相连”，独立于权力场域的学校场域没能出现，而只能称之为“后科场场域”。而政与学关系的重构则要看蔡元培改革北大能够作出何种开创性的尝试，这就是第二篇“学术社会”的兴起所要讨论的。（1-91页）
延续第一篇的理论框架，作者特意交代了本篇中学术场域、学术资本和学术惯习的含义。本篇共有七章，除去首尾，作者首先在第二章说明了蔡元培到任期前整个学术界和北大的风气，作为学术场域变化后的参照。第三章主要谈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治校理念如何网罗各路学术人才，即学术资本的辨认和取舍，第四章则论述大学作为学术自治场域如何与政治、经济、宗教场域保持相对独立和必要的边界，蔡元培与军阀政府几番请职复上任的博弈就是努力保持学术与政治场域界限的一种政治智慧。第五和第六章则分别论述了在学术惯习塑造和人格养成上，蔡元培和北大师生面临的“学术与伦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张力和难题。作者认为，蔡元培的努力概括起来就是试图在政统与道统之间打造出一个全新的“学术社会”，这一“学统”以“为学问而学问”为旨趣，一方面与政统保持必要的张力，另一方面则能够重塑道统。尽管这三者的平衡十分脆弱， 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的兴起和1929年大学区制的流产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蔡元培苦心营造的学统。尽管时局动荡，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学术作为一项学人可以安身立命的职业，大学可以作为纯粹追求学问的场域，这些得到了稳固，这一切加上20世纪20年代学堂学生新的惯习的产生，作者得出了新教育场域初步成型的结论。（93-180页）下篇“中等学校与中共革命”聚焦于1922-1926年的江西学校场域，篇幅最短，论述精炼，理论框架基本没有发挥。作者通过史料爬梳得到的结论是以中等学校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共早期组织”，其形成与发展”有赖于“国民党系人士”或“富家子弟的资源支持”，其“组织网络的扩张”也往往以某种方式依赖于传统社会中的“地缘关系”。从表面上看，学生与政治、政党与革命的紧紧纠缠似乎是回到了“后科场场域”，但是作者认为，学生已经“彻底远离士绅惯习”，因为“为救世而学问”和“为学问而学问”成为两种并置的生活方式，“道统”和“学统”在初步成型的新教育场域中生根发芽（181-226页）。令笔者略感到不过瘾的是，此篇由于主题限定于中共革命与学校，因而对学生惯习的描述仅限于前一种生活方式，而能够与中篇形成呼应的“为学问而学问”的方式则只有一句话带过。当然，作者已经在“引论”中交代了三个个案详略有分别的原则，并且留下“阅读指南”提醒读者结合其他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中篇和下篇。
最后还可以谈一谈本书的叙述策略。由于具有极强的问题意识，作者非常善于在文中设置悬念，而后通过史实的展开使读者豁然开朗。此外，作为社会学学者，常年的田野功夫练就了本书引人入胜的现场感叙事段落，同时结合以历史数据的统计分析，这就使文中历史叙述的焦点在国家-地方，群像-个案之间来回移动和切换，成为增强可读性的同时不失学术性的佳作。
陶阳 教育高等研究院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