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2019年11月21日-22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邀请国内相关高校研究专家、学者参加了主题为“教育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域”的第六届教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术论坛，期望通过研究、交流与分享，拓展跨机构、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共同推进教育文化研究与发展。这里呈上特邀学术报告会嘉宾的演讲摘要，以飨读者。

在19、20世纪中国和东亚社会转型为近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因宗教问题而生的文化认同之差异起到重要作用，不仅因不同信仰产生的个体差异，还因为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贸易往来、外事交涉，甚至政治与军事冲突都会将宗教团体牵涉其中。自16世纪以来，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所提供的传教与通商的契机，一直是东亚社会早期全球化的动因之一。教会主导的“西学东渐”，以及教会学校所主导的现代教育的传播，在中国、日本、韩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

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问题

基督宗教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初创时期具有重要作用，而这一说法曾被“打入地下”，经过30多年来中国教会大学的研究，这一结论复又再次被确认。我们熟知，“大学”之名源起于“五经”，如《礼记·王制》“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又，《汉书·董仲舒传》之“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等等，可见“大学”在中国语境中享有悠久教育传统。

因此，当我们说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创者，并非是说基督宗教（天主教、基督教）来华之前中国就全无“高等教育”，中国人的“大学”必有待于外国传教士来建立。而此中问题在于，中国传统教育试图向近现代高等教育转型之努力的最终失败，致使近代高等教育虽然借用了古代“大学”之名来命名新型学府，但明清帝制的国子监、翰林院和地方书院系统等高等教育机构都未能延续下来。因此，从学制而观，中国现代的高等教育机构，最终是在摈弃帝制与儒生、士大夫学校之传统的基础上全新建立的。中国基督宗教各教会、教派创办的“教会大学”皆成为近代知识学科的先驱。

自1882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 Mateer, 1836—1908年）得到差会批准，将山东登州文会馆改制为“Tengchow College”开设大学课程，这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在此后的1888年到1893年间，原先拟通过模仿中国书院制度的学堂纷纷直接引进欧美教材，另起炉灶建立现代大学。由于“教会大学”和中国高等教育的渊源关系，谈及中国近现代的高等教育，无论如何离不开基督宗教。

清末学制改革之前，中国社会并无“教会大学”之称谓，直到上海南洋公学（1896年）、震旦学院（1903年）等一批官办绅办高校成型后，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为了明确办学主体，才逐渐有“教会”、“国立”、“公立”、“私立”大学之划分。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社会各界空前强调国家主权，教会学校的外人创办、差会主导和外语教学色彩都被认为是严重的问题。1924年 “收回教育权”主张，1928年的“大学立案”和“华人校长”，到1953年“院系调整”中取消教会大学建制的做法，都倾向于把教会大学视为代表西方利益的“列强”机构，并全然否定其与清政府的合作，以及其起初已具有的“中国大学”的性质，这成为20世纪沿袭一贯之看法。

清末的“教会大学”和中国人建立的公、私立大学一样，都是为解决1905年“废科举”前后的教育危机而提出来的改革方案。教会学校的本性之一是“间接传教”，可以据此认定它们仍然不免有自己的宗教主张。但是，教会学校确实也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完善当地社会，吸纳华人财力，继承华夏文化而设置的学校，这些本质特征又决定了教会学校天然地具有了“中华性”（Chineseness）。可惜的是，这一部分的“中华性”被当局所忽略，导致了国人（包括很多反省自身的西方学者）在20世纪中对于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片面认识。而在世俗教育领域排斥任何具有宗教背景的私立学校，这成为日后主导中国教育政策的共同趋势。

历史地看，没有教会大学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是难以想象的。举例而言，燕京大学的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金陵大学的经济学、农学，圣约翰大学的西方文学、法律学等等，皆是其中的领先学科。

在此，我有一种观念需要更为明确地表达出来，即，教会大学其实是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教会大学就是中国的大学。教会大学的“中华性”（Chineseness）是很明显的。就其创建之贡献来说，教会大学发动最早；就其培养人才目的来说，教会大学迎合的是中国社会的需要；就其办学经费来源来说，教会大学的学费收入、捐款数额，以及房地产等资产经营，大多来自中国本土。教会大学的“中国性”，在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进程比较顺利的上海、江苏、浙江等沿海、沿江地区的口岸城市非常明显。把曾经受到中国社会各阶层认可的教会大学排斥为“帝国主义”，或指责为毒害国人的“殖民地教育”是偏颇的。

/ 二 /

国家主义与教会大学的认同问题

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和中国人追求的“洋务”事业相关联。这一关联中的“现代化”“西方化”表达了渴求新知的知识论取向。同时，中国新型大学的建立，更加直接地与反省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提出“振兴中华”的使命相关联，这一关联导致了高等教育事业中的民族主义倾向。大学作为知识的传承、生产和传播机构，应该首先保证其知识论的价值取向，才称得上是大学。然而事实上，中国大学中的民族主义取向一直占据上风，并作为管理思想贯彻在学校治理的内部运作中。中国的大学，更加强调国族属性，在身份意义上较多是“Chinese University”，而较少是“University in China”，以此背景观之，教会大学本身具有的西方化、现代化取向，原本与中国人的民族利益可两相结合，两者并无龃龉。

鸦片战争后重新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普遍主张基督宗教的“普世主义”（universalism），教会大学既有教会普世主义，又有现代知识论的普世主义，这两种普世主义复合在中国的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知识更新和高等教育体系重建的一大动力。

清末民初呈现出的“民族主义”诉求是一种开放性的民族主义。1902年清朝政府颁布一系列章程决意抛弃科举制，新建新型高等教育体系。这一套系统对纲领、教法、规则、建制作了详细设定，但对办学主体并不设限制。1905年“废科举”之后，宪政推行，民权伸张，这一时期是一个多元竞争、自由办学的黄金时代。以上海为例，既有交通部办大学的南洋公学（1896年），也有教会背景的震旦学院（1903年）、圣约翰大学（1905年），还有地方政府和士绅们筹款公立的复旦公学（1905年）、中国公学（1906年）等。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苏维埃式的党权模式取代了宪政体制下的分权探索，教育部出台了很多集权规定，表现出中央裁断式样的“国家主义”，这一系列强势举措包括1928年推行的“大学区制”，1929年统一“审定教科书”，推行“党义教育”等等。同时，教育部进行“收回教育权”，对教会大学进行“注册”，可见教育部借用国家机器，在教育事业中贯彻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致使教会大学的“认同”问题才日益突出。

虽然，教会举办一般教育的目的以“间接传教”为主，内在动因中确实不免含有宗教性（Religiosity），但是，兴办教会大学的目的实质上参与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通过世俗知识帮助社会建设并取得其影响，这在本质上天然地具有了中华性（Chinesness）。教会大学顺应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主动调整，不完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被动行为，而是一种完全明确自己的身份认同，即：不但是“在中国的大学”（Universities in China），而且是“中国人的大学”（Chinese Universities）。因此，对于教会大学进行殖民主义的批判，显然是套用了列宁主义殖民地理论，并不切合中国实际。

/ 三 /

宗教教育的普适性和民族性

西方基督宗教融合19世纪的人道主义精神，建立人类共同体。而教义中的人道主义与20世纪各国奉行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不同的，甚至抵牾。同时，由于民族国家奉行“政教分离”的原则，基督宗教的人道、博爱、合一等现代教义并不能直接干预到现实政治中的弊端，只能在尊重世俗权力的前提下，通过“信仰自由”的原则，在社会、文化和教育领域起作用。

20世纪的“世俗化”国家治理原则顺18、19世纪的“理性化”而来，在政治生活领域排拒宗教影响有其合理性。“民族国家”（nation-state）导致的民族主义引起了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能消弭之后就爆发为大规模战争。当1937年的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基督教、天主教会皆处于在政治上积极认同中国政府，在教义上努力适应中国文化的阶段，因而自然倾向于中国，抵制日本。抗战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国族认同，这一时期的教会大学已经完全融合为抗战事业的一部分。但是中、日两国的宗教团体面临的困境是同样的，即一贯信仰“和平”、“慈悲”、“非暴力”的宗教团体非但不能制止人类之间的杀戮，还要被迫投身其中。再有，教会大学在追随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学生的“西迁”途中，表现出鲜明的民族利益诉求，从普世主义退化为民族主义，这是战时的中、日教会大学在内所有宗教团体的一次更加深刻的“认同危机”。

通过东亚地区中、日、韩国基督教高等教育机构和体系的建立、发展和不同结局的研究，观察教会大学的国族认同困境，对于宗教史、近代史和全球史的研究都有极大的意义。有一批研究教会大学历史的日本学者，率先反省高等教育如何坚持国际主义，抵制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控制的意识形态。我们或者可以先得出一个结论，即由于民族间爆发了全面战争，东亚国家的普世宗教暂时都搁置了他们的普世性，回到了民族性。这一现象，颇值得深思。

教育的本质是崇高人类精神培育的传承，基督宗教比其他宗教之优势在于其能够以现代大学的方式来从事。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徐宝谦牧师教授组织“唯爱社”，他曾在自己的英文著作《新儒家思想中的伦理现实主义》（1933年）中说：“相信宇宙中有一个秩序，相信这个秩序是伦理的……既仁慈，又真诚。”这句话成为当年燕京教会大学的教育理念，作为一个开放、包容和多元形态的普世主义理想，这句话也应该为所有的大学来分享。

我想这大抵就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存在“教会大学”，却仍然要研究它的意义所在。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