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

“五四”运动的诸关键词

/一/

清末的边缘知识分子

第一，科举废除与学堂兴起的影响，其意义是强调多少次都不为过的前置性历史共识。其影响大概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为落差，二为无定，而在落差与无定之后，那些被边缘的知识分子并非全然“跌入深渊”，而还有其新的机会所在与新的群体形成，因此则有第三，群聚。

落差与无定的体现主要在，原先被设定好的跻身儒士之路途由此变更，处于频仍无定的易变状态中。一方面，那些知识分子可能会在新的机构获得新的机会，而另一方面，却丧失了对未来的确定性。这一系列制度和结构的变更，带来知识分子进入新式学堂、书院后的重新“群聚”，呈现出别样的状态。而清末整体性的知识局面则是“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这牵涉到对于近代以来最大的“屈辱”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探讨。割地，赔款之辱其实历代王朝皆有经历，可能其屈辱还不是最为致命的，恰恰是近现代伊始所经历的一种“文明性”屈辱导致读书人认为，因为我不够“文明”，不够“进步”，因而惨遭被瓜分豆剖之命运。而在何种意义上，“爱国”才同时意味着“进步”？这引向第三个问题，在梁启超所言之“以他人为沟壑”、“以他国为殖民市场”的“民族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中的“爱国”是真正之“爱国”吗？它仅仅关注中国的地位在“民族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中的上升，而偶有对其它弱小国家之关注，也仅仅是作为己身之“亡国史鉴”，企图摆脱亡国命运在世界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而非关注“这个世界将变作何如，方能使弱国免于沦为殖民地”。这足以说明，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对世界秩序的想象并没有根本性地改变，这种“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

/ 二 /

五四的北京、上海

“双塔”与学生运动的兴起

时间指向“五四”，我要谈谈这一思潮运动的发起进程呈现出是北京、上海“双塔”形态，这一描述同样源于以往对“五四”研究过分强调北京中心作用的一类窠臼式叙事——先由北大掀起巨浪进而“潮涌全国”——非也，这仅仅作为其中一脉支线，至少五四历史的“全景”与实际进程不完全是这样。尽管北京的《新青年》等等思潮确实起到了思潮策源地的作用，但五四不是仅仅在北京发起的，中国各个城市都有各自“五四”发生的特有机制。比如浙江一师，是当时“五四”一处重要场所。北京《新青年》之影响当然不可忽视，但我们应尤为注意，在浙江一师，《星期评论》的发行量与读者群比《新青年》要高。而五四在浙江一师发生的深层机制来来源于学生群体，那些诸如来自绍兴，温州、金华的浙西学生，在进入浙一师后，必然不愿意再回到浙西山区，而浙一师所在的杭州是被学者叶文心称之为“连接上海与江南之间的gap”，以曹聚仁、施存统等人为代表的浙一师的青年学生，相较于杭一中的江南学生，更为深受五四思潮之感召，纷纷发起学生运动。

而“五四”中心的发起至少呈现出北京、上海的“双塔”样态。先看北京，虽拥有以“京城八校”为基础的强大学界，但其感召力充其量只形成“中度舆论”，诸如以《晨报》为代表的报刊媒介，尚不具备全国性的影响力，因此呈现出“弱出版”局面，最为关键在于，北京“无周边”的城市格局使新思想的传播对象大受局限；而与之相较，上海拥有全国学生联合会等等学术与舆论组织机构，还有久负盛名的强大学界与强大工商界作为依托，藉此形成强大舆论互动，且带动了以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为代表的强大媒介出版业，更不消说江浙一带作为其广袤周边，自明清就形成了强大悠久的读书受教之传统，而“识文断字”是阅读报刊与接受新思想最为重要的条件。

因此，上述的种种并置与对照突显了一种历史逻辑，即“五四”非凭空而来，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与语境下，有其特定的生发机制，而我们的推演与研究亦应建立在对于“事件”发生之前那些“已给定的”，“既存的”历史状态之上，因此，考察他们与新文化的互动能为今日“五四”大风之起源、扩散与影响提供更为丰富的历史面相，同时也能藉此来理解作为清末延长线和国民革命“既存状态”的五四运动。

第三，学生运动彰显了学生的力量，但这种力量的体现并非突然迸射出的，相反，循余英时先生之见，如将五四视为自1917-1927年间相对“长程性”的历史转变运动，那么发起与参与其中的学生同样至少经历了思想和行动的两重转变。

这两重转变体现在，其一，从“民族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认知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秩序认知。与清末不同，五四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既心怀改变中国之志，又保抱持改变世界之宏愿，他们期翼世界不再是一处弱肉强食的黑暗森林，而是一个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除了中国本身，这些青年年学生热切关注着朝鲜、印度、菲律宾等当时弱小国家，聚焦于他们摆脱列强殖民束缚的一举一动，这种普世主义的情怀和眼光正与他们受到了讲求“世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洗礼有莫大关系。

其二，青年学生不满足于解释世界，更希图能改变世界。“五四”最为重要的层面，很可能不仅仅是在思想与观念的转变层面，而更在于其行动之转变。学生上街以及投身于各种组织实际运动的种种事件，是其思想和行动两重转变下所累积的宝贵实践，复又成为日后可资复制与借鉴的行动模板，诸如办报刊、办夜校、印刷宣单与组织游行等等，这些民主主义学生的“模板”或“剧本”为日后的诸如发动以工人为革命主体的“五卅运动”积攒了一套成熟而具有强大可操作性的组织经验。而以往对于“五四”之研究，往往过于夸大思想与观念之作用，而忽漏历史行动层面的实际执行，尤为值得反思。

/ 三 /

五四后

“入城又回乡”的学生运动

我谨将五四学生运动的历史逻辑概观为“入城又回乡”。以往我们对于青年知识分子总有一种不合实际之预设，即他们进入都市便不再具有社会流动。更为重要的史实是，当时中国的大学仅有区区几所，无论是教职抑或学生均不可避免地具有其稀缺性，而我们又接受了太多诸如陈寅恪、胡适、吴宓等等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的著述，很可能会忽视五四学生运动中“历史的全景”。而“五四”中的青年学生除了那些瞩目而少数的欧美日留学生精英群体，还有各个地方性高校中的本土师范生，在学生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很可能被精英群体之光晕所遮蔽，而他们——在此援引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杨念群教授之语——可称之为出自于中国地方的“践履型知识分子”。

这些青年学生往往在进入城市后，又不容于城市，复又纷纷回乡。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一方面与旧人物、旧秩序已是罅隙丛生，格格不入；另一方面，作为“践履型知识分子”，他们立志于诸多新事业，将由大城市习得组织革命事业的“剧本”挪用于家乡，如悉数创办地方性报刊、主导地方学校，创立地方社团，进入地方行政机构等等，这一切都披裹着“新旧之争”的外衣，但深层是现代性所致的社会结构中城乡断裂之内因。

这些“沉入”地方的青年，逐步在“五四”时段构建起全国性的学生网络，之后国民党改组的网络、共产党拓展的网络、青年团发展的网络都来自于此。日后的国民大革命的主力正是这些由青年学生转化而来，他们纷纷加入国民党、共产党与青年团，为后续革命积蓄力量。

/ 总结 /

首先，我以为“启蒙”和“救亡”不宜两分，所谓革命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也不宜两分。“启蒙”本就是“救亡”的一部分，试想，当日本侵华迫在眉睫时，而世众却以“夷夏之辨”来视之，大概这些世众根本就不会去“救亡”，同时也不能算经过“启蒙”，无“救亡”之“启蒙”是难以想象与无从谈起的；革命就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因何我们今天往往将革命与现代化两分看待，我想大抵源于我们对于一种“不流血的革命”之企盼，企盼能够获得重大改变，同时又无须付出重大代价的历史进程，这就关涉到历史上持续不断的“改良”与“革命”之争，然而如果细究史料，康有为之《大同书》可证实“改良”经常要激烈过革命，或者是“革命”就根本与“改良”相通。

第二，单纯就学生运动的“理性”抑或“过火”，五四是否“激进”等等诸类问题进行讨论，都相对缺少长程性的历史眼光，经典党史叙述中将五四视作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割点，但历史的延续却不会那样清晰地截然两分，胡适所言“五四是一项被革命干扰的启蒙运动”今日看来也落入了二元对立的窠臼。而讨论五四学生运动须将之置入历史的“长时段”光谱的一系列史实与事件中，方能获得其相对客观清晰的历史定位。

第三，五四后的长程趋势呈现为“践履型本土知识分子”之兴起和欧美留学生“市场”之渐失，而我们却常将视阈聚焦于少数留学知识分子，而这一历史格局与世界格局的演变紧密关联，但更重要的是理解中国革命演进的内在需求——如1924年8月吴宓之友人所言“国运所趋，必成苏俄均产而后已。此自大势所逼，并不在不少无知者所鼓吹而得成也”之看法相当“有见”，因为“民生之苦，非我辈居京沪之留学生所能喻矣”。

从这段陈述出发，藉我们今日之所谈“如何‘教育’，哪种‘启蒙’”来反观当下历史与教育之研究，终日披卷展读与最为高级的思想论述绞合为伍，而对精英之外的那些杂音与同调却难以习见，而以中国之大与人口之众，如此研究是否眼光过于高远，而视阈又过于局限？欲深刻理解中国历史的总体进程与其内在逻辑，则需要我们将视阈下移，追远，同时须明察，那些精英卓异之人之事，不过是历史广袤版图上某几处闪耀之星点而已。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