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是儿童的一种日常在家校之间往返的交通行为，学校远近直接影响儿童入学的心理与情感的体验。上学的距离与学校分布如影随形地相关，而学校分布会因时因地而异，因学龄而不同，需要从地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其对上学产生的影响。

中小学校作为一种公共机构，一般由县区政府举办。因此学校的分布或者设置受到行政治理体制的强烈影响。行政治理的分等级的，其中县域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国家套娃”，其位于国家行政治理体系的末端，在基层社会一直承担着国家代理与缩微品的角色。最近几百年间，中国的省县行政结构的数目变迁如下所示：

一个省区下辖县区的范围在50-100个左右，均数在72.7（或66.8）个县级行政区划。从明代算起近700多年，全国一般分为15-30个省级区域，每一省级行政区域辖70余县域，形成了稳定的基层行政治理格局。当代的县依然是一个基本行政区划单位，通过全国的数据大而化之从宏观上进行解析，我们找到一个中国平均县，其社会特征如下表所示[1]：

如上所示，一个全国平均县或标准县其人口50余万人，幅员3000平方公里[2]，下辖14个乡镇街，辖区内有200个行政村。这是其基本的行政区域特点。在这个平均县，其学校的分布如下所示：

一个中国的平均县域，其学校分布如上述所示，在大致3000平方公里的幅员之中分布着110所中小学（教学点），93.5所幼儿园。但在中东部平原地带与西部的非农业牧区县，学校分布差别巨大。

交通方式和道路条件的改善，造成了上学时间距离的缩短，从而也会引发上学距离的扩张。从历时性角度来看，在平原农业地带的上学的距离，在不同的年代体现出如下特点：

但即便如此，不同学段的上学距离之间还是出现了不同，从低龄阶段向高龄阶段的上学的半径在不断地扩张，这是年龄组的差别在上学距离上的显现。中、小、幼的上学距离呈现了一种紧密的年龄正相关性，可用如下图示：

以上所言是非寄宿制的学校上学距离的特点，它受制于一个基本的因素——儿童家校之间需要一日一达（午餐在校）或者一日二达（午餐返家），距离与儿童的出行意愿之间具有高度敏感性关联。这是生源圈扩张限度的最关键因素。但对于寄宿制学校，儿童日常的上学行为变为一周一达，甚至两周一达，将会大大扩张上学的距离。寄宿制学校的施教区或者学校覆盖的生源地半径如下所示：

寄宿制改变了上学出行的频率，将一种日常的出行变为每周一次出行，出行频率大幅度下降了，这就将上学由“一日可达”变为了“一周甚至两周可达”，其容忍的时间或空间距离就急剧扩张了。如在小学阶段，非寄宿制上学距离或者生源圈在0-15华里之间，而实行一周一往返家庭的寄宿生，其上学的最大时间距离（x）就变为：X=15华里/天×5天×4次（每天4次接送）÷2次/周=150华里/周。即便按每天两次接送时间距离测算，寄宿制学校距离可达75华里：X=15华里/天×5天×2次（每天2次接送）÷2次/周=75华里/周。

因此，寄宿制大大扩张了上学距离的边界，使得距离的敏感性大大降低，从而造成了生源圈的大幅扩张，如下所示：

影响生源圈的主要因素是时间距离。道路的改良和交通工具的改善，一所学校实际的生源圈便会形成沿路而发生弯曲与变形，原本步行的圆形生源区域，变为了一种类似地理上弯弯曲曲的等时线性质的生源圈，最终沿道路形成了海星状的等时线的生源地区域，如下图所示：

[1]数据来源于国家教育统计局和教育部教育事业发展公报，2019年的数据整理而成。

[2]从面积而言这一平均数偏离众数，其数值大于全国中东部的大部县，这是因为西部牧区县动辄在1-3万平方公里，最大的若姜县超过了20万平方公里，造成全国县域面积平均数偏离了中位数。若在胡焕庸线西北半壁的标准县，一般面积在1万平方公里，20万人口，12个乡镇（参见笔者论文“中国县域学校分布研究：空间维度的审视”，载丁钢主编《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23辑，43-45页）。一般而言，在胡焕庸线西南半壁的中东部地区，县面积大多在1000-1500平方公里，低于1000平方公里则一般为平原地带县，而高于1500平方公里的平原县并不多见，多为地处山区丘陵的县。中东部的县域若取河北、河南、安徽和山东四省统计，其平均县面积在1140平方公里，人口57万，乡镇将近14个，参见笔者论文：中国县域学校分布研究：空间维度的审视，载丁钢主编《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23辑，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