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啸天∣从“铁姑娘”到“绿主妇”:日常生活中的技术与学习【第六届论坛演讲摘要选登】

 从“铁姑娘”到“绿主妇”:

日常生活中的技术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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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啸天 | 上海海关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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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成人学习与技术


技术,是一个“狡猾”的概念。在现代中国,技术是一个被现代主义和强大民族情节所“武装”的日常词汇。对于技术的探讨,一直以来与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从对古代发达技术的探究,以及对于近代以来技术进步的多元化叙事,技术,作为一个日常词汇,所勾连的是日常生活与宏观政治之间的细密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技术具有象征性,社会性和物质性(白馥兰, 2017),这种特性着重体现在技术的多元“触角”:技术,并不单单是“被使用”,“被形成”和“被发展”,同时也不断地“被理解”、“被叙说”和“被转化”。另一方面,从倒置的路径来看(Bowker & Star, 2000),技术也被深刻地铭印在性别之中,并随着时间和空间不断推移,不断地体现着性别制权转化为物质生活时所显示的动力机制(白馥兰, 2010, 2017; 费侠莉, 2006)。在本研究中,技术是与主体相联系,是由对象,活动,知识和意义等构成的网络。这种定义,是受到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影响,试图不再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单一地分析技术的工具价值;而是秉持对于技术的研究,就是对于主体的研究,而主体既是技术的工具,也是技术的行动对象。


成人学习的研究,尽管有较长的历史,然而主要强调其工具性的价值。二战后重建过程中,成人学习与教育:扫盲、成人技术培训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其研究受到了二十世纪多种哲学和社会学思潮的影响,形成了多种的学术流派(胡啸天, 2017)。对于成人学习的分析,经历了从对时间线性角度的分割,逐步走向一种综合性的分析,并且更加注重日常生活中的成人学习经验与现象(Olesen, 2007; Olesen & Weber, 2000)。而在此基础上,对于成人学习的定义,将其视为“贯穿人类一生的生命过程,在此过程中,身体(遗传,物质和生物)和思维(知识,技能,态度,价值观,情感,信仰和感觉),所经历着社会情境;而感知到的内容,被认知地,情感地,或实践地(或通过任何组合)转化并整合到个人的传记中,产生持续变化(或更有经验的)的人(Jarvis, 2004)”。而在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这种持续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经验-学习者-技术/人工制品之间的连接,并最终体现在学习者的生命历程中,不断与其他学习者进行生活经验和生活历史的分享。成人学习者的先前社会经验与生活历史,会不断代入到新的学习情境中;而成人学习者也会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出现,身体、思维、社会情景,都会不断地变化,将成人学习者“嵌入”社会中(胡啸天, 2020)。



/二/

金属质感的女性


从性别视角对成人学习的探讨,可以运用倒置的方法(Bowker & Star, 2000),分析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对于女性学习的理解。在“女性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研究语境中,中国历代女子的教育与学习状况,几乎是不可见的。而不断深度发掘女性的能动性,不断地从不同的视角来解读女性的日常生活(Ko, 1994; Mann, 2007),则对女性教育与学习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考察的可能。从教育隐喻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女性的学习可以大致分为四个时期(Hu, 2016):封建帝制时代的女性学习,女性所追求的是成为闺塾师;民国时代,对于知识女性的一个重要社会意象则是娜拉,从北欧远渡重洋而来的娜拉,成为了民国时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性别符号(许慧琦, 2003);而在改革开放之前,女性作为劳动力的有效补充,成为了一种具有金属质感的女性。“铁姑娘”,就是女性劳动力在工农业领域的一个重要符号;而由于文学艺术的加工,金花,成为农业领域对女性的一种隐喻;在关中和中东部的产棉区,银花,则是对于女性的另一种隐喻(Eyferth, 2012; 高小贤, 2005)。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新千年以后,女性的社会意象变得多元化。辣妈和女汉子,成为了两个重要的社会意象(沈奕斐, 2014),凸显了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在工作与家庭日益二元对立的生活样态中的艰难抉择。


铁姑娘与金/银花一代,是在政治性主导话语之下,女性在公共生活中的一种铭印。这种铭印,建立在家国同构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蒋永萍, 2012),与之对应的是两勤方针,呈现出国家对于女性的双重期望,赋予了社会主义早期的浪漫色彩。从这一时期的政治宣传画中,可以看出女性形象的塑造与凸显。


政治宣传画中的女性形象(1950s-1980s)


女性的形象与女性的教育、劳动息息相关,不能看出,学习、教育和劳动,不断地型塑了女性的社会形象,也随之反映社会结构性变化对于女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是可视性的增益(Eyferth, 2012),也是主体性在公共空间中的外显化。



/三/

成为绿主妇:铁姑娘之后


本研究是一个参与式民族志的研究。田野地点在上海西南片区的一个工人社区,从2017年2月至2018年5月,开展了为期一年的田野工作。在田野工作中,进行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撰写田野笔记,同时不断地收集人工制品,形成丰富的分析资料。



穿着绿背心的女性,即“绿主妇”


该社区中,有一群退休的女工,成立了一个社会基层的团队,称为“绿主妇”,主要进行垃圾分类和绿色环保的社区实践。绿主妇,出生在1950年代,经历了20世纪的重要历史事件,并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从绿主妇团队的材料来看,绿主妇,是“以女性为主体的志愿者团队,坚持常态化开展低碳环保宣传和社区公益服务”,通过组织一平米种植,资源回收利用,垃圾分类,以及爱心编制等活动,“使社区居民的居住环境更加宜居,邻里关系更加融洽,社区氛围更加和谐,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居民的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


绿主妇的两个主要的社区可持续发展项目,一个是垃圾分类项目,它作为一个试点,从2017年5月持续至今,有多所大学的研究人员和各类组织机构参与,对其进行跟踪研究;另一个是都市园艺项目,从2010年至今,侧重通过种植来改变身边的环境,强化绿色低碳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田野照片:回收的垃圾之一利乐包,

所有的利乐包都要剪开,洗净,用绳子扎好。



/四/

  妇艺与妇谊:

日常生活中的技术与学习


在“绿主妇”的研究中,以社会-物质的研究视角,技术与学习呈现出更加精细的动力机制。从日常技术的层面,绿主妇形成了妇艺(Gyno-technics)。具体而言,都市园艺和垃圾分类的相关技术,成为了一种标识物(Marker),将绿主妇与社区中的其他女性区分开来。都市园艺的种植技术,与绿主妇知青岁月的种植技艺,以及青少年期的学农经历联系起来。妇艺,无意识地呈现在绿主妇的日常生活中,也与日常生活中的其他方面紧密联系。比如处理废弃牛奶盒的流程和方法,是绿主妇日常家务劳动的延展;绿主妇每日“看到”并“感知到”这些技术,自豪于能够迅速地学习这种流程和方法,快速地学习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但她们并不认为这些技术是重要的,没有注意到这种“快速学习”与先前工作技能和经验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绿主妇的妇艺,在家庭与社区中形成一种新的张力:一方面,绿主妇能够弱化垃圾分类和园艺种植的家务劳动意味,逐步瓦解家庭成员,尤其是男性成员的质疑;另一方面,绿主妇进一步强化了自我在社区日常生活中的“生产者”地位,强调绿主妇所进行的社区公共活动,与更大的社会结构(政府的垃圾分类制度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之间的紧密联系。


这种张力的凸显,也进一步强调了妇艺的两面性,即妇术(women’s technology)与妇工(womanly technology)。妇艺,处于宏观的社会结构性变革与微观的家庭生活的变化之间,成为了女性间沟通并保持与公共生活联系的纽带。


妇艺,使得绿主妇能够沟通宏观社会结构与微观的日常生活,将都市园艺种植技术和垃圾分类技术,这一类“硬技术”,在日常生活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而这些具体体现,是包含了制(Making)、用(Using)、做(Doing)等不可分割的技术实践(白馥兰, 2017)。在具体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妇艺的每一个步骤,都与相应的判断,选择,协商,认可等紧密相联系,使得人(绿主妇)与物(植物,废弃物等),人(绿主妇)与人(家庭成员,其他绿主妇等),以及物与物之间形成一个有机的网络(Bijker & Law, 1992; Latour, 1987, 2005)。这种有机网络,一方面是外化的,可以观察到的,比如绿主妇在种植基地的实践中,就是这种网络的体现;另一方面,这种网络也可以是心理精神层面的(胡啸天, 2017),而这种精神层面的技术体现,即是妇谊(Gyno-friendship)。妇谊,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果,它形成于绿主妇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中。对于共同的“硬技术”的运用,绿主妇能够生成对于彼此的情感上的依赖与支持。妇谊,也是一个结果,是绿主妇对于所从事的“绿色生活,干净生活”的情感认知。妇谊,是女性从自我生命历程的角度进行的叙述,强调了女性的能动作用,以及女性作为“行动者”的角色和地位。而妇谊并不是一种启蒙,并不是一种单一维度的教育,或者被教育,而是一种更加细致的共同的情感机制。


妇艺与妇谊,从技术运用层面和心理情感层面,相互作用,将绿主妇的日常生活实践,与宏大叙事联系起来,与国家推动可持续发展,绿色低碳生活的行动联系起来。妇艺和妇谊,共同构建了一个平台,让绿主妇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展现自我,探求并“美化我们的生活”。这种探求和展现,是绿主妇对于日常生活秩序的型塑。日常生活中的技术,隐含并支撑着绿主妇的共同愿景。由此,这种学习作为“成为”(Learning as Becoming),更将绿主妇的活动历史化,细致地织就了绿主妇的日常生活.



 / 参考文献 /


Bijker, W. E., & Law, J. (1992). Shaping technology/building society: Studies in sociotechnical change. MIT press.

Bowker, G. C., & Star, S. L. (2000). Sorting Things Out. The MIT Press.

Eyferth, J. (2012). Women’s Work and the Politics of Homespun in Socialist China, 1949–1980.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57(3), 365–391.

Hu, X. (2016). Learning and working in everyday life: A study of Chinese self-employed women instructiors’ learning and identity [Roskilde Universitet]. http://www.forskningsdatabasen.dk/en/catalog/2305519430

Jarvis, P. (2004). Adult 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Routledge.

Ko, D. (1994).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tour, B. (1987).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atour, B.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nn, S. (2007). 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 (1 edi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lesen, H. S. (2007). Learning and experience. In Work, subjectivity and learning (pp. 53–67). Springer. http://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1-4020-5360-6_4

Olesen, H. S., & Weber, K. (2000). Experience and Learning: Theorizing the Subjective Side of Work.

沈奕斐. (2014). 辣妈:个体化进程中母职与女权. 南京社会科学, 2, 69–77.

白馥兰. (2010). 技术与性别 (江湄 & 邓京力, Trans.).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白馥兰. (2017). 技术、性别、历史 (吴秀杰 & 白岚玲, Trans.). 江苏人民出版社.

胡啸天. (2017). 重新理解学习:社会、技术与成人学习者——基于社会物质路径的思考. 远程教育杂志, 35(06), 49–56.

胡啸天. (2020). 时间—空间—技术:终身学习理论框架的发展探析. 终身教育研究, 31(151), 24–33.

蒋永萍. (2012). “家国同构”与妇女性别角色的双重建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社会的国家与妇女.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1, 1–6.

许慧琦. (2003). [娜拉] 在中国: 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 1900s-1930s. 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

费侠莉. (2006). 繁盛之阴 (甄橙 主译 & 吴朝霞 主校, Trans.). 江苏人民出版社.

高小贤. (2005). “银花赛”: 20 世纪 50 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 社会学研究, 4, 153–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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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胡乐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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