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拟探讨家政教育近现代转型中的跨文化意涵的构建过程。近现代“家政”或“家事学”概念与文化内涵的建立路径，目前大抵有三处不可忽视的重要源流：其一，就本土的历史文化脉络而言，为继承中国传统家政实践与家政教化观念的余绪而来，在明清时期业已形成一套具体的关于日常生活事务与人伦秩序的知识领域，其实践主体为士人阶层；其二，就学科发展视角而言，家政教育肇端于17-18世纪的西方现代家政学科，这一源流仰赖近代有识之士取径国际构建家政教育学科与课程体系的过程[1]；其三，就东亚教育交流史的视角而言，是19世纪末经由“西方化”的日本传入中国的家政教育制度以及课程体系[2]。

然而目前相当可观的研究大多将其构建路径定义为“发端于西方，经由日本传入中国”，这一定论式言说受制于后两种源流取向，而忽视在本土文化脉络中的探索。这一过分清晰的论断是否是以问题的简化作为代价的，是否会带来新的遮蔽？首先，家政教育在近现代历经的一系列话语构建与价值交锋中的复杂嬗变却不止赖此开展。家政新知的传布与家政教育的体系化亦仰赖于知识人、媒介、意识形态或对垒或联袂的“本土化”建构过程。率先眼观寰宇的有识之士皆深入于传统文化之堂奥，并非“空着双手”为家政教育张目。其中“本土”价值取源何处，以何种方式将异域新知“化“之？欲回答家政教育“西力东渐”这一被简化之命题实可详加审酌。

其次，中国古已有之的家政教化传统在近现代剧变的历史情境中，特别是在启蒙思潮与五四锋芒所向的新语境下,“现代”如何在突破传统的同时“重建”传统，其中有何续袭又有何断裂，其话语依循何种新的语法等等值得探讨。“先声”的传统思想基底与其完整光谱，对于近现代意义家政教育的形构无论从实践或宗旨层面具有无法化约的脉络意义，这需要回溯至更为根源的中国传统脉络觅得解释。

中国传统家政实践与教化历史由来已久，最早可上溯至汉。自汉以来，“家政”便嵌身于家长权力制度的脉络中。刘熙《释名·释亲属》中在释义“伯父”时强调：“伯，把也，把持家政也。”[3]“伯”作为长子，为家中权力之把持者与统御者。“家政”首先从“政”之意涵脱胎，作为一种“驭内”之职，由士人阶层的男性家长所担纲。同时，家政亦作为男性政治才能的重要面向被强调。作为帝国中期对于男性才能的评判标准，“出则点亲兵，居则专家政”，区分“内”与“外”的职能标准：“出”可统率亲兵，“居”能督勉家族。内外兼能统御方有资格身为家族薪传“家长”之人，同时备受宗族称信与赞誉。

至明，士人张履祥引《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家政亦如是。”[4]又“家法，政事也”。“政”则将人事权力运作与方策执行营布的一整套方法论意义层面之综合，其核心要旨侧重于统驭或治理，内化成为一种从整体上巩固父权制一元生活的伦理观念。“家”是士人养成其德行与才能的微观世界。中国前现代社会由“由家推及国”与“由私推及公”的差序格局的空间逻辑所组构，男性主体实现自我完满的历程在“家国一体”的同心圆结构下展开。士人通过管理家庭来学习治理国家，将家庭伦理秩序运筹于国家政事之中，是将来具身儒业仕途最为自然化与合法化的途径。

明清时期的另一重要社会语境是人口增长、日益成熟的货币与商品经济。士虽为四民之首，诗书之业乃其基本方策，然依旧要面对最实际的生存问题。“耕读并重”被认为是家计之大本，既能保障粮食的直接来源，也维系儒士自食其力的高贵品性，表现为对家内日常世俗生活与经济事务的重视与躬亲，这一系列生产性的家政实践统称为“治生”。明清家政或家训文献可证，士人的“治生”与“治国”互为相辅，同时彰显对于天赐人类资源的负有责任地高尚管理，以及为家庭与社会更宏远的利益而杜绝个人放纵行为的价值理念[5]。此中无不蕴含对于儒家理学正统的秉承以及士人阶层强烈的精英意识，正如罗威廉所言，“治生”提供了昭示一个人道德本质的新途径[6]。

士人家政教化倾向于传递经济治理的原则，同时承袭儒家伦理品质，通过“将治生劳作的实践经验结合在内”的教化形式来传递。士人家训或家书在于直接表达对于子嗣的规训意图与成效期许，上承士人阶层世代累积的基于经验与实践的世故之情与人伦体察。同时，士人家政教化将对实践的理解裹挟在内，对于道德与修为的追寻，始终秉持肯定而非遁避的态度，与世俗功利性的“实利主义”保持距离，家政教化为士人提供一种身份性界标的再生产途径[7]。

隋唐科举大行其势，儒业之躬习与功名之考取日渐成为获取儒士文化身份的最显著途径。日夜展卷苦读占据士人绝大之精力。士人同时还背负着现实层面的生存压力。明清以降的经济发展使得“治生”趋于复杂化与精密化，家庭事务的繁复与琐碎需要付出日积月累的劳心焦思，需要颇为巨细的身心投入。儒家之徒业已预设的路径使其专注于儒业事功，一旦如商贾般关注细琐利益沉湎于俗务，“得缀高科而跻权要”之理想便会落空。治生理财的成功与家业的维系扩大，意味着在行动方面须展现出一系列周密筹算、精细经营与锱铢必较的特质，均与儒家价值体系中对于私利私产之否定，轻财重义观念相左，若以今日流行话语戏谑之，上述特质均与儒士“人设”不符。

家政实践与儒士身份发生内在龃龉。读书与治家之间的“雅俗之辨”实为士人阶层于文化身份与生存现实矛盾心态之映射。这种结构性矛盾为士人所普遍面临。士人往往自得于其“不事家人产”并蔚为主流。本长于“治生”与“营产”的明士茅坤在罢官卸任后便放情于诗书山水，家业经营实则仰赖其妻姚氏“内则管钥米盐，外则按督诸僮奴臧获十余辈力田里”[8]。正是女性委以家庭内务并综揽经济事务，以保障士人进身儒业的物质条件。女性成为家政的实际操持者 “妻得综揽家政，主持一切，自唐以后，已成惯例”[9]。作为丈夫的合适伴侣，女性被全权委以内政，接受家政代理权的托付并甘愿“身任其劳”，使其丈夫专注于“那些能够标明其阶级和地位的工作”[10]。士人家政全权交付于女性操持代理，并倚赖其主持家政以稳固家庭秩序，性别秩序在传统家政实践中呈现出流动性，并开启一种角色分工意义下性别秩序的协商模式。

与传统家政教化的“青史故迹”对话，透过溯源与考证使得传统士人男性的家政实践与教化浮出历史地表。这将有助于我得以纠正目前较为主流但仍不失偏颇的一系列观点，即家政教育向来是专为女性而开设的学科，家政知识与课程体系也应全然为女性“天职”所规制。因此，本汇报对于家政“前史”之追索并非仅出于史学考证之兴趣，而是出自于以下的问题意识：传统家政实践与教化作为近现代家政教育的本土性源流对于后者构建意义何在？士人男性的家政教化与其内在的儒家价值体系对于近现代知识人的女学与家政教育观有何影响？拟将二者纳入历史语境的动态性关联中略加考察。

如前述中所呈现，朝不坐燕不与的儒家士人，拟“齐家”于“治国”，以其“家国一体”想象中的朝廷为模拟对象，将家族秩序政治化，构建起家庭与家族秩序，同时亦将政治秩序生活化与教育化。家国一体的阶序价值秩序的再生产，既外显为管理手段，亦内化为教育手段。传统家政实践与教化观念承载了士人阶层对于其智性世界与生活世界的调和性努力，构建起男性“修齐治平”阶序理想中自我完成的图示。

晚清以降，国势衰颓之气象与救国图存之殷切，始终萦系于知识分子之襟怀。家国一体的精神内核仍然不断变幻着其表象而承续于追索富国强民的思想途径中，成为二十世纪初有识先声者构建其政治理想时大举援用的思想资源。清末立足国运以审视与昌发家政教育，近现代意义家政教育随之蹒跚起步。《新撰家政学》有序言曰：“积人成家，积家成国。家之成也，立国之本也，此家齐而后国治之说也。”[11]在曾纪芬重编下田氏家政学时亦在序言中强调：“国脉之隆盛，基乎家庭；而家道之振兴，关乎教育。”[12]同时，在“修齐治平”与“由家而国”的图式中，女性通过遵从性别秩序与履行家庭内务，间接承担着构建“家国一体”阶序格局之职责。（如图）

启蒙东渐之时，寻求富强之径的知识人率先眼观寰宇，对于现代国家复兴与政治理念的设想正是以西方富强的理想化想象为镜鉴。同时，“家国一体”差序格局仍然变幻其表象，作为“国族归属”[13]的核心价值范畴与想象依据。晚清民初“国族主义”的话语构建正是与建设现代国家的核心意图同步构筑的。在这一历史语境下，家政教育的现代化或者现代意义上的家政教育，被视为国族主义最为重要的推进工具，其教育宗旨与国家现代化的实际运作计划紧密联结，并依据性别秩序形构而成。

就范畴逻辑而言，女学为家政教育更为广泛的前置性议题。在晚清民初的历史情态下，近现代家政教育的宗旨与观念首先裹挟于女学阐扬的过程与脉络中，两者输入理路往往融贯交叠，并未泾渭而分。作为性别意识与教育宗旨的“贤母良妻”不仅为“家国一体”的儒家论述提供强有力的国族意涵[14]，同时其跨文化的异质复杂性还将西方家庭意识形态注入国族与性别的新阐释中。因此，清末知识人关于“贤母良妻”教育宗旨论述的形成，至少包涵了两项共同意涵，一是作为核心论述框架的国族主义，二是作为教育目的的西方女性意象之构建[15]。促使家政教育的内容逐步明晰，从此历史情境下的女学中脱胎而出，并紧随家政教育论著的译介继而为中国知识人所重新诠释。

综上，近现代家政教育的跨文化性，意在强调近代家政教育意涵、形式与内容的形构是在不同历史与文化语境下的迁变过程，它首先不仅承袭于传统儒家道德价值观念体系与政治制度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为西方启蒙思潮引发的一系列话语与意识形态构建所形塑，蕴涵着近代新的女性形象与性别角色构建，且与受西方家庭意识形态所导致的近现代社会结构迁变有着密切连贯性。